明治维新是%;&;B%;=#年间,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明治政府,为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明治维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免于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成功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迅速崛起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时期,他们掀起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以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它以%;C$年“公车上书”为发端,到%;C;年&月%%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形成百日维新高潮。康梁的基本主张是: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中国的维新派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来规划社会改革方案的。然而,戊戌变法没有给中国带来希望,它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下,最终归于失败。同是资产阶级改革,但其结果却完全不同,主要原因是:第一,两者的前提条件不同。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封建制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而资产阶级势力却比日本要弱得多。日本明冶维新前,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其他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这样,新兴的地主,商人,中、下层武士组成倒幕联盟,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并拥有军队,其势力远远超过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是可能实现的。而在中国戊戌变法时,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了完整的封建体系,根深蒂固。在中国要冲破这个封建主义罗网,无疑比在日本要困难得多。当时统治集团中主张维新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以慈禧为头子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大权,封建制度根本没有触动。况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其上层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具有严重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推行新政必然举步维艰。第二,两者改革的方法、途径不同。日本的维新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中国的维新派不懂得暴力的重要,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立的活动,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没有发动对顽固势力的武力讨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危急之时,只得求助于封建军阀袁世凯,结果又被出卖。相反,慈禧却以武力为后盾,发动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帝党和改良派无力还击,只得束手待毙。第三,两者的国际环境也不相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处于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拿不出力量来干涉日本内政;英国和法国把自己在远东的重点放在中国,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日本调走了他们驻军;其他西方列强对日本又有各自的打算,因而未能采取联合干涉的行动。日本维新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可以说,几乎是在没有多大外界阻力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险恶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的任何变动,都会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遇到了极大的外部阻力,即使不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因为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在中国已获得的政治、经济、外交权力,决不会让中国成为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希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推行变法,只能是幻想。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离开中国实际,盲目照搬别国变革模式和别国经验,是行不通的。只有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才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和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