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战役一触即发。就在这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岁月,城内一家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几个男人却在谈论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一件事,即如何编撰一部真正适合于大众使用的字典。这几个男人就是当时我国一流的语言文字专家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魏建功,他们都是北大的教授。相比城外决定民族命运的炮声来说,几位学者谈论的如何编写一本小字典,无疑是件小事。但从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河来看,这的确又是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发起者,正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魏建功。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细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在筹划这件事情。显然,作为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魏建功等人都在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的语文工具书已成为必须突破的一道“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国人纷纷要脱盲、要识字、要学习文化。旧式的字典自然不便初学,而且对于新建的社会主义政权、旧式字典中所附带的陈旧价值观念也不容再流行。因此,编写一部全新的字典,成为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编写字典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当然非叶圣陶莫属了。而字典的主编重担,众望所归地落在了魏建功身上。为保证魏先生能集中主要精力主持字典的编纂工作,叶圣老随即修书一封,恳请当时的北大主事者免去魏先生中文系系主任一职,只保留其教职,而后魏先生又被任命为新华辞书社社长。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机构,规模很小。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50年-52年,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它大多数时间只进行一项业务,即编辑以它命名的《新华字典》。由魏建功与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讨拟定的《编辑字典计划》,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备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节选附录。这十大特色,几乎都在具体操作中一一落实。其实《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在学者们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新华辞书社”的工作于1950年8月正式展开,1951年夏天完成字典初稿本。当初稿送达终审者叶圣陶手中时,这位专家型的领导,首先肯定“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但还是感觉其普及性明显不够,“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此外初稿还有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问题,决定延期出版,进行修改。征求专家、读者意见,修定;再征求意见,再修定。连叶圣老自己也挥笔上阵,以他出版家、文学家、教科书编写专家的手眼,对字典的初稿和修订稿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在字典编纂后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老将他的意见转告给了主编魏建功。最后,还是魏先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像其它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好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定了。”叶圣老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结果,因为他们都累了。直到1953年12月,第一版《新华字典》才终于杀青付梓。 时年,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第一次印刷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1957年,《新华字典》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多年来,它12次修订,近200次重印,发行量已累计高达四乙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的众多之最。应该说,首版《新华字典》是汉语言历史长河中一个醒目座标。在“国语运动”推行多年之后,以北京音为民族共同语,以白话文为书面表达文字,这些已经深入人心的成就第一次以字典的形式确认下来,并以更强大的影响力广为传播。一部《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为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魏建功、叶圣陶等一批伟大的奠基者,是他们挟带“五四精神”的遗风,怀着语文革新的崇高理想和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服务的满腔热情,为世代国人留下了这部小书,更留下其艰辛感人的诞生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