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研究论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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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出现政府财政规模膨胀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怪现象，因此“政府的钱是如何花的？”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支出运行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间，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协助下，以北京地区市区（县）两级政府为样本，走访了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东城、西城、海淀、平谷等区县的人大和部分区县的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并对十余名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结合研究外省市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目前政府财政支出的四大顽症。顽症一：过度公务消费已成集体性活动调查显示，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等巨大的公务消费已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惯常的集体性活动。表征一，既得利益者对制度约束抵制或变相抵制。如出国考察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基本上演变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当财政部门要求削减出国考察经费时，便遇到了一定程度的阻力。公车改革的阻力最大，甚至出现了改革后财政投入更多而不得不叫停的情形。虽然各地具体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却具备同一个特征，即被改革的对象是主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 改革政策过多的考虑了如何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 而忽视了现行制度和“改革”结果给公共财政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表征二， 对权力部门的约束无力。通常有能力建造高档楼堂馆所的都是政府、财政、税务、法院等权力部门。比如某地方财政局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项目经过了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四、五个政府部门正式审批。当地纪检监督部门分析，“因为财政局是一个权力单位”，相关部门都有“ 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财政局怎么报就怎么批的状况。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尚且如此，可想而知， 对党政“一、二把手”的约束自然更是无能为力。表征三， 由于现有制度的漏洞与不合理。行政事业单位常常出现“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情形。如某部门研究室的科研项目延期一年，但项目资金的使用期限并没能延长。那么根据制度要求，必须按原来的期限把钱突击花光，花不完只好安排境内外公费考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单位集体公款吃喝的起因，往往也是为了要把钱花掉。表征四，公共财政观念的普遍缺乏。朋友聚会抢着买单，最后一位站出来说：“我来付，单位能报销。”于是大家欣然接受，甚至达成共识：能花公家的钱就不花个人的钱,“他人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当公共部门、兄弟单位、上下级之间，彼此用公款热情招待成为一种时尚；当节假日前提醒下属 “别忘了表示表示”成为一种常态；当上级部门到下属单位，管吃管住管游山玩水成为一种习惯；当不同省份的同一系统单位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过度的公务消费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活动，加之“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公务消费问题难以治理。顽症二：年底突击花钱，愈演愈烈每年四季度， 各大商场、图书大厦的“团购卡”处于“热销”状态，前来购买的预算单位络绎不绝。这只是“年底突击花钱”的表现形式之一。“年底突击花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造成浪费， 影响财政支出预期效果的实现。近年来，“年底突击花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预算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形不尽相同，在财政资金流量不大的基层地方政府，这类问题也不太明显。但凡是急于在年底前将钱花完的“ 预算单位”莫不是一样的初衷：担心结余款若被“清零”，来年财政拨款数额可能会受影响。造成这样的操作结果，主要是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的几种情况引起的：第一种情况， 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不实。在项目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打出了太多富余，财政款拨下来后一时又安排不出去，只好年底突击花钱。此类虚报预算的心理很容易分析，不是担心未来不确定因素多、无法预测，必须留有余地；就是为了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或者干脆是受利益趋动，财政资金多多益善、不要白不要。第二种情况，预算单位前期执行缓慢。预算执行“前松后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或是计划做的较粗、前期工作抓的不紧；或是担心钱不够，前期不敢花；也有一些是客观因素，如因政府采购时间较长使财务支出时间后移；部分项目因为相关手续一时没能办全，使开工时间后移从而造成财务支出后移；因工程项目的检查验收周期，或一些修缮项目（如院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在假期开工等自身特殊性问题导致的后移等。第三种情况，部分财政资金拨付的时间较迟并且数额不确定。就预算单位而言，下半年还能从财政部门“要到”多少钱或者财政部门还能追加多少资金是一个未知数，有时部分财政资金拨付下来很晚（如十一、二月份才到位），从而致使年底突击花钱成为必然之举。顽症三：重分配轻效益，财政支出效率低下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向民生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呈快速增长之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拨款缓慢、资金闲置、设备闲置、重复建设、重复拨款、财政投入的效益不高或者效果不明显等方面。从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层面来看，决策失误是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中不乏劳民伤财、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大量财政资金配置项目因为缺乏科学论证和法定程序，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拨款，如2006年北京审计局抽查昌平等7个区县的专项补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6个区县有31个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 涉及的补助资金达3.7亿元。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由于条块分割，许多预算单位除了能从本级政府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从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获得二次分配。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以致经常出现“马路不断被开膛破肚”，就2006年4月14日至12月22日，北京永定路路段就先后被4个管线单位、分4次挖掘过。失误的决策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造成巨大的损失浪费。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层面来看，资金闲置、设备闲置、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导致政府往往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财政宏观调控和社会调整功能大打折扣，公共产品相对“昂贵”。如2006年北京市审计局抽查20所医院5.37亿元设备购置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当年购置设备支出仅为2.61亿元，新购设备中仅有3所医院的设备全部投入了使用；2005年北京两级财政在房山、怀柔、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6个区县共投资1.23亿元建设了1350个村卫生服务站，第二年抽查中，因缺乏医护人员、运转经费不足、前期选址不合理、未建设必要的工作生活设施等原因，有112个未投入使用（占抽查量的33%）。许多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不实，概预算很粗（甚至有的故意压低概预算以争取获得批准之后再追加）、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施工监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实际运作当中违法现象普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赶工期等问题经常发生，如刚交付使用即漏洞百出的北京西客站就是实例。顽症四：屡审屡犯，法无威慑力目前我国预算执行方面的审计工作，不可谓力度不大。但在超预算支出、虚列支出、挪用、擅自改变资金用途、预算执行缓慢等审计内容上的“屡犯”，许多被审计单位仍然“有恃无恐”。调查中发现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特别现象，如“合法不合理”等值得关注。例如，为了改变预算执行缓慢的状况，北京市曾提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财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但在实际的财政支出过程中，却出现了单纯追求执行率而忽视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为了合法而违法”的奇怪现象。如某单位虚列支出，将尚未开工的项目款提前打入对方帐户，然后再将款项打回来，以符合财政支出率方面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合法不合理” 的问题， 预算单位采取了一些“变通”做法，于是又出现了“合理不合法”的情况。如因长期未作调整的差旅费标准导致的住宿超标“常态”；“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的擅自改变支出用途或将专项资金调剂或者挪作他用等等。在对审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时还发现，科研项目的资金流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科研项目后期往往需要花费较大资金，为了不影响支付进度，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项目资金提出来，用的时候再补上，从而造成帐面上显示的资金流向经常与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如将一笔资金通过购买商场购物卡等方式提出来，结项后通过支付印刷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餐费）等费用又补了回去。利用项目资金购买日用消费品、甚至高档消费品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项目餐费占比重较大，也有将项目资金“私分”的现象。一位承担社科研究项目的科研人员解释说，课题组成员不得提取劳务费的规定不切实际。现实中，项目负责人为了调动科研人员对申报项目和相关工作的积极性，一定要变相支付劳务费。同时，课题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需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支持和配合，为了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餐费或招待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符合“人情社会”、“饮食文化”的国情。| 点评 |重在制度建设熊英形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四种顽症的现实原因很复杂，其中制度层面值得关注。目前的财经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如法律制度缺位、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法律规定脱离实际、配套制度不科学或不严谨等。比如，为满足依法增长教科文卫和农业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即“法定支出”的要求），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相关领域。而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多少年底才能知道，因此超收收入难以纳入预算管理。政府编制的财政收入计划定得过低，致使年底财政超收部分过多，从而大大增加了财政突击拨款的总量（北京市2007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13%，但实际增长33.6%）；在专项转移支付问题上，因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资金量较大、拨付时间较晚，每年各级人大召开时间的差异性（下级人大先于上级人大召开），使得下级政府难以将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支出方案。监督“软化”和问责 “缺位”更为突出。调查显示：“缺乏责任追究”是“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审计机关几乎不会动用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甚至连“处罚建议权”都难以启动。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难追究责任，对单位行为的处罚更不易实现。缺乏“问责”的“监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虽写入审计结果报告，但最终“黑不提，白不提”，使得许多预算单位并不害怕被审出问题资金。已经花掉的财政资金（如违规发奖金），也是“泼出去的水”，一般难以追回。其次，是普遍存在的预算编制不科学。“高报”预算是财务人员的一种普遍心态，担心领导临时决定要做什么事，届时来不及做预算要不到钱。第三，在预算执行方面，或过失为之，或明知故犯。有的是为其生存发展所迫。如某中学多年没能给职工长工资，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将项目结余资金用来给职工发了奖金；有的是受利益趋动。如各级政府及其财政职能部门拥有财政资金支配权，同时又是一级预算单位，因此在财政资金分配上容易向本单位倾斜，并能够得到其他相关权力部门的“照顾”。在针对预算单位财会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当中有这样一道题：“当领导的指示与财经纪律不一致时，您将如何做？”几乎所有的答卷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答案：“提醒领导注意，如果领导一再坚持，按领导指示做。”显然，这也是一种明知故犯。此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传统做法、惯性思维以及陈旧的财政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因。有些领导干部养成了“拍脑袋”做决策的习惯。领导“拍板”时通常没有“屡犯”的故意，经常还是在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但是，由于忽视了决策程序和预算支出规则，其结果往往造成下属部门的行为违法。近年来预算改革进展很快，但一些单位仍然沿用预算制度改革前的做法，如某学校一直保持设立“校长基金”。一位资深审计人员接受调查时表示，现在的各预算单位负责人并非没有法律意识，只是其中许多人观念转变跟不上预算改革发展的形势。如目前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设“小金库”，但是对于预算外资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缺乏正确的认识。事业单位的领导普遍认为，“既然资金来源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单位‘创收’，就应当由本单位自由支配。”■

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篇一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支农政策探讨 摘 要：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超强的巨集观经济调控，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妨碍了民生工程。2009年，我国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农村财政政策方面也有许多改变。该文通过分析我国近两年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借鉴外国经验，对我国的农村财政提出建议。 关键字：农村财政;农业;积极财政;支农;补贴 一、文献综述 对支农政策的研究很多，其中侧重于效果和不足的研究。蒋和平、辛岭***2009***认为农业补贴是 *** 对农业支援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温铁军、刘海英***2009***认为“家电下乡”一类的农村补贴由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都与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实行效果不佳。 这些研究都确定了我国三农政策的可行性，并承认它们的实际效果，同时也看到了不足，提出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但是关于危机后农业财政政策却没有单独归纳出来。 本文将结合当今时代背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一些农村农业方面的财政政策及变化，通过分析它们产生的效果来作出评价。 二、我国的支农财政政策发展 ***一***政策总介绍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的一号档案内容都是“三农”问题，2009年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加大“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9年底到2010年初，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三农”的政策，如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从2009年开始实施，2009年新增农资综合补贴集中用于粮食基础能力建设，加强新增补贴资金管理，完善使用机制等。 ***二***取得成效 1.农村低保方面 2009年继续推进农村低保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4700多万，月人均补助达到60元。城市低保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保障人数达到2340多万人，月人均补助达到160元。五保供养人数556万，年人均保障水平集中供养为2500多元、分散供养为1800多元。城乡医疗救助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年救助6500万人次。临时救助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全年救助800多万人次。为城乡低保家庭、五保物件、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物件和城乡老党员发放了一次性节日生活补贴，惠及7400多万人。 2.农业补贴方面 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是“黄箱”补贴，即价格支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等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从补贴形式来看，暗补是补贴的主要形式，其通过流通领域实现，而明补只占补贴的25%左右。 在发放程式规范上，在各项补贴资金的发放过程中，先向群众与社会公开补贴政策、标准、数量等，后让农民在“五到户”表册上签名盖章认可，再兑付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执行。从2005年开始，采取在银行建立农民个人账户，以存摺形式直接发放到户的办法，把各种补贴资金直接计入农户或受益者个人账户，有效防止了各项补贴资金被截留挪用或抵扣现象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财政政策在面对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下，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但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在财政政策制定上，农民处于被动地位 无论是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也好，还是加快城镇化程序也好，解决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农民放权让利，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利与博弈能力。没有权利的提升，农民的福利依然是 *** 财政的“嗟来之食”，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的自 *** ，农民将无法解决城镇化后的安家住房问题，城镇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外，如果农民没有足够的自 *** ，城镇化将缺乏内生的动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自发市场经济秩序。现在实行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主财政的概念贯彻，但有待改进。 ***二***农村低保、补贴的标准评定，甄别程式等存在漏洞 农村低保和补贴是对农民直接相关的两个转移性收入来源。以低保为例，以收入为基础的准入条件，因为资料来源可能不真实，在现在看来不尽合理，另外在基础评定中也可能出现违规操作的道德风险。现在虽然实行直接发放的政策，但是中间仍会出现 *** 现象，影响农民切实利益。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 现在的农村水利设施存在病险水库多，灌溉渠道老化的问题，另外我国河流纵横交错，旱涝频发，但防汛抗旱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一些地方农村饮水安全专案实施缓慢。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突出支农投入重点 不断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等工程的投入，突出重点地区和专案，因地制宜，整合支农资金。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取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市县农村公益性建设专案的资金配套要求吗，以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发展”的目标。 ***二***加强支农政策立法，完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 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法制的实施，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外统一、公开透明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强化农业补贴法律法规建设，要以保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为核心。优化“绿箱政策”结构，设定必要的“黄箱政策”条款。是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农业补贴的投入量，同时规定补贴结构及补贴方式。 ***三***加强支农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和地方各级 ***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切实加强对支农专项资金和建设专案的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蒋和平,辛岭.改善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建议[J].农产品加工，2009，***7***. [2]王佳伟.关于农村低保制度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J].中国民政,2009,***12***. [3]温铁军,刘海英.家电下乡与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9,***6***. 篇二 “积极+稳健”，改革是关键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组合”已连续实施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既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颇有新意和深意 2015年离我们越来越近。辞旧迎新之际，很多人盘点着今年的得与失，也对明年充满更多期待：安居保障房，能不能轮到我家有一套?办企业做生意，贷款能不能更容易些?融资成本能不能再低一点?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明年巨集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定了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稳健”，这一“组合”连续实施进入第五个年头。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延续这样的政策“组合”，充分体现了巨集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在具体操作上又颇有新意和深意，方向更明确，重点更突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三期叠加”，下行压力增大。这一压力也明显传导到了市场和企业。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发力，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对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新机遇、新利好很多，但困难和挑战也不少。比如，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需求疲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尚未完全缓解。“积极+稳健”这一政策组合，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为明年和今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稳中求进的主基调。“稳”，就是保证经济转型平稳进行，既不要过度 *** ，追求快速增长，也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确保经济执行平稳;“进”，就是要唱好改革的“重头戏”，更多地释放改革红利，使中国经济内生动力澎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明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扩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这样的“积极”取向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必要。适当扩大赤字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如何把财政资金用在实处、花出效益。财政资金有限，就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障民生，加大社会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应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和公开力度，让公众了解国家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产生了哪些效果;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完善，进一步公平税负，减轻小微企业负担，让市场活起来。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执行。特别是在当前融资依然“难且贵”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下大力气消除经济执行中的“梗阻”，让“金融血液”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让广大企业获得更充足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打破垄断，鼓励民营银行积极发展，创新网际网路金融，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务，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位举足轻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牵一发动全身。深入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是明年“积极+稳健”政策组合实施的应有之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改革措施到位，释放红利充分，经济的基础才会筑得更牢，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