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医学医患关系论文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浅谈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还是对论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人文素质是现代医学院校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注重具体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观念的更新，将“以人为本”理念全面贯穿在人文素质教育内容、方法和实践等各环节。

关键词 ：以人为本；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当今，医患关系的日益紧张引发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这不仅关系到医疗质量，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深远。引发医患矛盾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滞后是一个重要的内因。每年有大量的医学生进入医疗行业工作，因此，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必须从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做起。“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素质教育。

一、“以人为本”理念的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求。以人为本，关注的是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1]“以人为本”要真正落到实处，就要让人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主体位置，因此，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人的需求，以人带动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讲，就是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的权利。要注重人文关怀，在社会各领域强调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权利，且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人文关怀突出的是对人的尊重，以人性化的思想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既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勇于突破创新，既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共性，也要包容不同个体的差异，更凸显“人”的主体性。

二、人文素质教育

“以人为本”是基础内容医学以“人”为工作对象，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医学就是一个关注人文发展的领域。恩格尔指出，医护人员必须要转变观念，正确理性地对待人类的健康问题和各种疾病。他提出了全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这也契合了我国古代医家“医乃仁术”“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思想。医学的人文价值体现在以病人为中心的信念中，渗透于医学高新技术的应用中，这对医生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知识、良好的职业素养，而且要心系患者，关注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变化，从而减少医患矛盾发生的几率。医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能否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直接体现在其服务患者的过程中。人文关怀要求医生切实为患者着想，“人性化的医疗”基于人文、科学、哲学的学问。对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更要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完善人格，提高自我修养和综合素质。然而，传统医学教育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性化医疗”的目标。

康德认为，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凡事立足于人，凡事为了人，而不是以人为中介或把人看成完成某件事的工具。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是践行道德标准的基本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儒家创始人提出的“仁者爱人”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强调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在医疗工作中，医生直接服务的对象是“人”，因此，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医护人员要始终以“关注病人身体健康，关心病人心理素质”为使命。[2]随着医疗行业的不断发展，患者对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需不断调整医学模式，强调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医护人员关注人的心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表明，人不仅具有生物特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心理属性，而传统的医学模式却忽略了这一点。医疗服务必须以人为基础。对现代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除了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还要帮助他们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在医护工作中，引导医学生自觉肩负起救死扶伤的使命，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关注病人的心理。

三、人文素质教育方法应体现

“以人为本”导致医学生人文素质偏低的原因，除教学内容的欠缺，教学环节也有问题。传统人文素质教育的教学方法都是以教材、教师为中心，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只能全盘接受，几乎没有发言和提出质疑的机会，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少之又少。教师应从根本上转变教学理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重视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精神发展，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建立以学生为本的人才观，要坚持教学上的个性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因人施教”，[3]从以灌输多少知识量为标准，转变为学生学习了多少，学习过程是否愉快为标准，更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他们主动回答问题，而不是等待教师提问。教师应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交流讨论，共同解决问题，在学生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加以引导，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扮演好引导学生的角色，充当文化传承与道德思想灌输的桥梁，以自身严谨的工作态度，优良的师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4]教师肩负着育人的天职，应以自身的行动帮助学生树立健全的人格，做学生求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规划创设学习情境，安排教学互动，完善教学环节，加强教学管理，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保障。

四、人文素质教育实践应体现

“以人为本”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医学生毕业后都会就职于医疗机构或医院，因此，医院作为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平台是首选，但这并没有引起学校和医院的重视，而实践环节的人文素质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直接而重大的。“为什么医学生进入临床后会变坏？”这一问题，与过于注重技能培训而忽视人文精神实践环节有关。医学生来到医院或医疗机构后，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急于向其灌输医疗知识和操作技能，却忽略了人文理念和学术精神传播的重要性，医德建设更是形同虚设。现代医学教育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播专业知识，还要注重人文精神培育，使学生进入医院后自觉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以自己的经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加强其道德修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可使他们不仅掌握专业的知识和医疗技能，而且要深刻认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注重坚持在教育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精神”[5]。让学生认识医护人员神圣的使命，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关注患者的人文需求。教师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引导他们在医护工作中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实习是医学生走出校园，正式进入职场前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践行人文理念的最佳时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人文活动的形式层出不穷，例如义诊、疾病知识宣传讲座、医患交流会、老年人康复、关爱弱势群体等，这不仅能够拉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而且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维持社会的稳定。医学生可从中感受到患者的心理变化和医疗需求，从而更好地开展人文关怀，帮助患者迅速恢复身体健康。医生肩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应始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医生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患者的病情，而且能够减少医患矛盾发生的几率。因此，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医学知识，还要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在实习过程中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和医疗感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患者对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医护人员的表情、态度、服务影响着患者的心理感受，不少医患矛盾正是由于医生和患者的沟通不畅所致。综上所述，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培养综合型医学人才的基本要求，教育者应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医疗行业的发展需要和医学生的特点，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提高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钟添生.论以人为本思想中“人”的主体性内涵及其现代价值[J].哲学当代视野,2007(4).

[2]任桑桑.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思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7(6).

[3]何松,陈姝.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J].现代医药卫生,2008(5).

[4]张蕾.简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现状与提高对策[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5]胡瑞敏.试论当前我国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问题与对策[J].煤炭高等教育,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