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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五言）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注释】 闲闲：从容貌。 迢递：远貌。 且闭关：有闭门谢客意。 【韵译】 清沏溪流两岸林木枝茂叶繁，我乘着车马安闲地归隐嵩山。 流水有意与我同去永不回返，暮鸟有心跟我一起倦飞知还。 荒凉的城郭紧挨着古老渡口，夕阳的余辉映着经秋的重山。 远远地来到嵩山下安家落户，决心归隐谢绝来客把门闭关。 【评析】 ��这首诗是写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心情。首联写归隐出发时的情景。颔联写水写鸟，其实乃托物寄情，写自己归山悠然自得之情，如流水归隐之心不改，如禽鸟至暮知还。颈联写荒城古渡，落日秋山，是寓情于景，反映诗人感情上的波折变化。末联写山之高，点明归隐之高洁和与世隔绝，不问世事的宗旨。写景写情并举，于写景中寄寓深情。层次整齐，景象萧瑟。 王维 清川带长薄， 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 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 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 归来且闭关。 这首诗写作者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心情。嵩山，古称“中岳”，在今河南登封县北。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首联描写归隐出发时的情景，扣题目中的“归”字。清澈的河川环绕着一片长长的草木丛生的草泽地，离归的车马缓缓前进，显得那样从容不迫。这里所写望中景色和车马动态，都反映出诗人归山出发时一种安详闲适的心境。 中间四句进一步描摹归隐路途中的景色。第三句“流水如有意”承“清川”，第四句“暮禽相与还”承“长薄”，这两句又由“车马去闲闲”直接发展而来。这里移情及物，把“流水”和“暮禽”都拟人化了，仿佛它们也富有人的感情：河川的清水在汩汩流淌，傍晚的鸟儿飞回林木茂盛的长薄中去栖息，它们好像在和诗人结伴而归。两句表面上是写“水”和“鸟”有情，其实还是写作者自己有情：一是体现诗人归山开始时悠然自得的心情，二是寓有作者的寄托。“流水”句比喻一去不返的意思，表示自己归隐的坚决态度；“暮禽”句包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流露出自己退隐的原因是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厌倦。所以此联也不是泛泛的写景，而是景中有情，言外有意的。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这一联运用的还是寓情于景的手法。两句十个字，写了四种景物：荒城、古渡、落日、秋山，构成了一幅具有季节、时间、地点特征而又色彩鲜明的图画：荒凉的城池临靠着古老的渡口，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萧飒的秋山。这是傍晚野外的秋景图，是诗人在归隐途中所看到的充满黯淡凄凉色彩的景物，对此加以渲染，正反映了诗人感情上的波折变化，衬托出作者越接近归隐地就越发感到凄清的心境。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迢递”是形容山高远的样子，对山势作了简练而又形象的描写。“嵩高”，即嵩山。前句交待归隐的地点，点出题目中的“嵩山”二字。“归来”，写明归山过程的终结，点出题目中的“归”字。“闭关”，不仅指关门的动作，而且含有闭门谢客的意思。后句写归隐后的心情，表示要与世隔绝，不再过问社会人事，最终点明辞官归隐的宗旨，这时感情又趋向冲淡平和。 整首诗写得很有层次。随着诗人的笔端，既可领略归山途中的景色移换，也可隐约触摸到作者感情的细微变化：由安详从容，到凄清悲苦，再到恬静澹泊。说明作者对辞官归隐既有闲适自得，积极向往的一面，也有愤激不平，无可奈何而求之的一面。诗人随意写来，不加雕琢，可是写得真切生动，含蓄隽永，不见斧凿的痕迹，却又有精巧蕴藉之妙。沈德潜说：“写人情物性，每在有意无意间。”方回说：“不求工而未尝不工。”正道出了这首诗不工而工，恬淡清新的特点

归隐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全世界都有，只是在中国它形成了一种文化。 我所知道的归隐大概有四种：一、礼崩乐坏，无力回天，隐。二、内战绵绵，国无宁日，隐。三、异族主中华，不当二臣，隐。四、“终南有捷径”，姜太翁钓鱼式，隐。原宪问老师上什么是“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在南怀瑾先生的《侠隐中人——原宪》中，得知原宪在孔子死后便归隐了，他这是礼崩乐坏，无力回天，隐。介之推也离开了重耳，归隐了，这是我忘下的第五种归隐：功成则隐。张良也是如此隐了，不得已心系天下， 被吕后拉着出了一次主意，为太子出谋请来刘邦招不来的“商山四皓”使刘邦不换太子而使国家安宁。陈平这个计谋专家过着另一种归隐，隐于朝，像个相信“劫数”的道士，平日明哲保身，关键时刻才显真心：吕后乱政后拔难反正。这是第六种归隐：隐于朝。孔子就赞过隐于朝的大隐：宁武子和史鱼。还有第七种严子陵式的归隐，前不仕王莽后不仕同窗刘秀。王莽篡位，不仕。刘秀用候霸这类小人为相，不仕。严子陵是为道德而归隐，了不起的归隐。我还知道在魏晋时有一个喜欢在山林中“啸”的隐士孙登，元籍和嵇康都曾拜访过他。晋是个黑暗得可怕的时代，隐才是最好的归宿。后来的隐士顾炎武一隐，隐到了日本。王夫之挖地洞而隐，油灯、书籍与之相伴。黄宗羲用头巾包裹了头发，隐于家乡，教教书、传传学，也不用入深山老林。他们都是为不做二臣而隐。在归隐的人中，有真归隐的也有暂时归隐的。子贡的大张旗鼓没有请出原宪、钟秀没有请动打铁的嵇康、李白隐在终南山皇帝不征，便下山了。也有集体归隐的，如汉高祖请不出让太子请来的“商山四皓”。 再清高与自得的归隐者也有他的无奈。

陶渊明为什么归隐？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中国古代隐士众多，有的是真的归隐，有的却是沽名钓誉，其中，最有名的主要以下这些人：1 许由、巢父时间：三皇五帝之尧管理时期：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据说曾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逃到了箕山隐居起来，帝尧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巢父也是同时期的隐士。是阳城（今山西洪洞）的大贤。山居不营世利，在树上筑巢而居，时人号曰巢父。传说尧帝以天下让给巢父，巢父不肯受。2 伯夷、叔齐时间：商代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饿死于首阳山。3 鬼谷子姓王名诩，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常入云梦山（在河南鹤壁市淇县境内）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子。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4 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5 商山四皓指的是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角（lu）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其大名，曾请他们为官而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6 严光(生卒年未详)，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东汉建武元年(25)，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刘秀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今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80岁卒于家。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7 竹林七贤指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8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诗人。9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人称“山中宰相”，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晚号华阳隐居，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10 竹溪六逸唐开元二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他们在此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思骀荡，后来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便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11 陈抟（871～989年）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他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等。12 林逋(967一1028),字君复,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卒后赐谥“和靖先生”,有《林和靖先生诗集》传世。“梅妻鹤子”说的就是他。13 张三丰（生卒不详），据道教界推测，其活动时期约由元延佑（1314～1320）年间到明永乐十五年（1417）。《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方伎》称，元、明著名道士。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实(一作“君宝”)，号玄玄子。以其不修边幅，人称张邋遢。在各种张三丰的传记或有关他的材料里，还有全弌、玄玄、三仹、三峰、三丰遯老、通、玄一、君实、居宝、昆阳、保和容忍三丰子、喇闼、邋遢张仙人、蹋仙等诸多名号。许由洗耳典出《庄子》：“尧让天下，许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颖水”。现在还有“挂瓢崖”“洗耳泉”，据说许由在山泉之下正在为牛饮水之际，大尧与之商谈禅天下，许由听说此事，马上把饮牛喝水的瓢挂在山崖上，把自己的耳朵用此水洗了洗，以示去其污秽之言，逃入深山林去了。后来，经李白一首诗鄙视，其为贬义：假隐士、图虚名。原诗是一首五言古诗，约写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到长安怀抱的希望终于破灭，打算离开长安。唐代以隐居为手段矫情作伪，欺世盗名者，大有人在。李白卑视这种假隐士，把许由拉来指桑骂槐，不洗心而徒事洗耳，目的仍然是为了向上爬。他希望裴氏不要为虚名而归隐不出。用典灵活入妙，语言质朴自然，韵味隽永，感染力很强。原诗如下：北山独酌寄韦六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纷吾下兹岭。地闲喧亦泯。门横群岫开。水凿众泉引。屏高而在云。窦深莫能准。川光昼昏凝。林气夕凄紧。于焉摘朱果。兼得养玄牝。坐月观宝书。拂霜弄瑶轸。倾壶事幽酌。顾影还独尽。念君风尘游。傲尔令自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