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导师论文

在创作上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取得较大成绩，把倡导时期的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是文学研究会。 从成员个人来说，早在“五四”初期，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等人均已开始发表作品。但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真正组成一支创作力量，并形成一种创作倾向，则是在团体建立了一个时期之后。通过他们编辑出版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和“丛书”，文学研究会逐渐吸引和培养着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关切着现实人生，描绘着作者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着“五四”以后许多知识青年中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虽然作者各自的思想并不相同，对问题的答案并不相同，但他们对当时黑暗污浊社会采取不满和揭露的态度则是大体一致的。一部分作品(如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瘟疫》，李渺世的《买死的》，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农村的歌》等)还突破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婚姻的较为狭窄的题材范围，以同情态度写到了劳动者的苦难和挣扎。比起文学革命初期的一些作品来，它们在艺术上也有所进展：诗歌进一步摆脱了旧格律的束缚；散文开始有了比较熟练地运用白话来写出的“漂亮和缜密”(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抒情文字；小说则已不象早先《新潮》里某些作品那样“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而能更多地采取“写实”手法，使用活的口语，绘制出若干活泼真切的人生图画。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努力。 冰心(谢婉莹)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之一。同“五四”时期许多青年作者一样，她最初(一九一九年)在《晨报》第七版上发表的，也多半是“问题小说”。《两个家庭》用对照的写法提示了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斯人独憔悴》通过学生反帝运动所引起的父子矛盾，写出了封建专制家长的可鄙可厌。《去国》描写一个学成归国的留学生空有爱国之志而不得施展其才的痛心遭遇，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政局的黑暗腐败已到了扼杀一切生机的地步。《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则对遭受各种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真挚的同情。从这些后来收入《去国》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怎样冲击过作者，而作者又曾经怎样关切过当时的现产问题，对封建当权势力有过怎样的不满。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相当软弱的人物(如颖铭、英士)，他们并没有经受什么严重压力，也没有进行什么正面反抗，就被旧势力“不战而胜”。对于被压迫妇女，作品也只是为她们指出了一条争取“受教育”的路。这种情况说明：作者虽然受到“五四”流潮的影响，有了一些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思想，但优裕的生活地位、狭窄的生活圈子、跟下层人民隔离等种种条件限制着她，使她并没有真正产生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要求和变革旧制度的革命激情。到“五四”高潮过去以后，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有所发展，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便对她有了更深的影响。在许多文艺青年继续摸索前进的情况下，冰心却如她自己后来所说：“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注：《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这就有了小说《超人》(《超人》集)、《悟》(《往事》集)和诗集《繁星》、《春水》。《超人》中的主人公何彬，原是孤独恨世的“冷心肠”的青年。作者通过一个具有臆造成分的偶然事件，使他得到了启示，认识到人们应该“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情节与此相近的《悟》，更明白地宣扬了一种“世界是爱”的空想。对于许多涉世未深而已感到困恼的知识青年，冰心这类小说自然颇能投合他们的心理；加之作者善于以优美的文字烘染出浓郁的抒情气氛，因此它们曾经在当时发生过较大的影响。《繁星》、《春水》里许多晶莹清丽、赢得不少人喜爱的小诗，捕捉着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这些诗行在苦闷忧伤感情的排遣之中，同样浸透了母爱和“博爱”的内容，象“人类啊！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作者如此讴歌“爱”的哲学，把母爱和童真几乎当作救世福音，这在她自己固然是想借以躲开“心中的风雨”，求得内心的平静，而对读者却或多或少起了导致逃避现实斗争的作用。比较早年的小说和诗，冰心的散文倒是获得了较高成就的。作者说过：“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注：北新书局版《冰心全集·自序》)这说明她自己也对散文更为喜爱。较早的一篇《笑》，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名的用白话写成的美文。后来的《梦》、《往事(二)》、《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也都能给读者一种近似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美感。它们大部分写成于国外，但其中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恋情绪，有的倒是对祖国、故乡、家人的怀念。母爱、童真之类内容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但色调有了一些改变：增多了幻想破灭后的失望，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以及追忆童年生活时带有的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赞叹。这种情况预示了作者在较多地接触社会人生实际、破除空想、经历长期曲折道路之后可能会有的某种转变(后来写下的《姑姑》集里的《分》，《关于女人》集里的《张嫂》等小说，就多少露出了这种端倪)。从艺术上说，冰心的散文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炼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 诗歌和散文方面另一个有特色有成就的作者是朱自清(1898—1948)。他于“五四”初年即写新诗，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个诗刊——《诗》的编者之一。诗作分别收入《踪迹》(诗文集)与《雪朝》第一集中。一些咏物寓意的短诗(如《北河沿的路灯》、《煤》)，借灯光、煤火等形象，寄托了向往未来、渴望光明之情。《送韩伯画往俄国》以“红云”喻苏俄，赞美一个“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的友人。《光明》一诗结语所提示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也表现出作者积极的正视现实的精神。然而，作者并不真的知道如何去造个光明，因此常常在一些诗中(如《匆匆》)流露出“游丝”般的怅惘和幻灭后的痛苦。一九二二年写成的长诗《毁灭》，同样浸透着这种寂寞空虚的感情。可贵的是，就在感到前途一片迷茫的境况里，主人公“我”并不陷入消极悲观，仍然鞭策着自己继续向前追求。他收敛起所有的幻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在失望之后又鼓起勇气来不懈地进取的生活态度，充分表现出朱自清这个民主主义诗人仆实诚恳的性格，也预示了他后来长时间内所走的人生道路。长诗以二百多行的篇幅，通过由低抑到轻扬、盘旋回荡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了自己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及其克服过程，显示出较深的功力。《毁灭》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诗歌的水平。朱自清也有些较好的写景小诗，如《细雨》一首：“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就用熨贴的比喻表现出了新鲜的感受，显得清隽可喜。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1925年7月)，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分，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通过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上，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之四)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从寻找社会原因的角度提出了“这是谁之罪呢？”的问题。《航船中的文明》则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精神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所有这些文字，都说明朱自清后来经过长期的徘徊、摸索，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决不是偶然的。但是，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著名的《背影》一篇，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记叙，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小有产者虽然屡经挣扎仍不免破产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伤情绪。闪耀在泪光中的父亲的身影，曾经引起经济上同样处于风雨飘零状况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感叹。从这类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这些作品(连同后来写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散文集)虽然缺少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气派，但以它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 主要从事小说与诗歌创作的王统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药方。短篇《沉思》里那个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想借艺术之力给人生以光明，不愿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微笑》一篇里的小偷阿根，因狱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与“爱”的近于神秘的“魔力”。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里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评的那样：往往“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注：《〈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言》)，显示了较多的弱点。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类虚幻的境界中，以幻想来代替现实。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雪后》、《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带着失望和苦闷，表现了美好愿望在丑恶现实面前不得不破灭的主题。在诗集《童心》里，种种朦胧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他终于叫喊出：“我宁愿全得罪人间，我只要去荒莽中觅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寻觅》)。在最初的中篇《一叶》中，对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带上了一定的悲观色彩。然而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渐渐地变更”、“将虚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点。一九二三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中篇《黄昏》，对地主恶行加以揭露，便较早地显示出这种倾向。而从短篇《湖畔儿语》到《号声》、《霜痕》两集里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渐将笔端移向不合理现实的暴露和控诉上面。《湖畔儿语》借流浪儿童的答话，侧面写了一个贫民家庭的困境。《生与死的一行列》为那些孤苦无告而只能“相濡以沫”的下层劳动者鸣不平。《沉船》对外国商轮贪利超载、沉没灾民的罪行表示抗议。《鬼影》、《司令》等篇则对旧制度下种种荒淫混乱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些短篇虽然颇近于纪实性的散文，但已渐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里那些关于“美”、“爱”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即使象《搅天风雪梦牢骚》等篇仍有较重的感伤情调，也确如作者《〈号声〉自序二》中所说，“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不同，它们是“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的产物(注：参阅1937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自序)。一九二四年以后写下的收在《这时代》集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艰涩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如《烈风雷雨》、《轿夫的话》等篇)。作者思想随时代而有所进展，生活积累逐渐增多，这些条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写下了较为扎实的长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风格也和王统照很不相同的，是许地山(落华生，1893—1941)。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后又研究宗教，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记。与此同时，个人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对社会上多种人事的广泛接触与了解，又不能不推动他正视苦难的现实，关注被压迫者。宗教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大胆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义，相互纠结在一起，便构成了许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特殊格调。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但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的态度，却是作者涅盘归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缀网劳蛛》一篇，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表现了封建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惨重压迫。尚洁把生活比作极易残破的“蛛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象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这个破网。这种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努力进取的，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消极妥协成分和宿命倾向。在《商人妇》中，作者为一个被卖后流浪异邦备尝辛酸的妇女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慨叹。这些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国外的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晓畅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在作者自称为“杂沓纷纭”(注：《空山灵雨·集前弁言》)的早年的散文集《空山灵雨》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也错综并存。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满着一种朴实、淳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春的林野》虽然轻敷着一层返朴归真的色调，但春光的明媚可爱，万物的富有生机，洋溢于字里行间。《鬼赞》、《万物之母》等篇却从“生本不乐”的观点出发，赞美弃绝一切感官的骷髅，表现了浓重的虚无思想。许地山创作上的这种复杂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桃》，尽管有强悲酸为欢笑的悬空之处，但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重大进步。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写出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铁鱼的鳃》这样的佳篇。 女作家庐隐(黄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问题来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接触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例如《一封信》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巧夺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两个小学生》揭露军阀政府屠杀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灵魂可以卖么？》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类题材“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注：《庐隐自传》)，缺少真切的体验，因此作品的实感较着，技巧也颇为幼稚。生活领域的狭窄，使她只能主要去描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物。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庐隐和冰心几乎是同时发问的，然而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读者从人生烦苦中引向“爱”的温软的梦境，那么庐隐却象她自己所说，是想努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注：《庐隐自传》)，引读者去恨世，厌世。《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受不住环境刺激和疾病折磨而自杀；《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在同性恋爱的幻想破灭之后，抑郁地死于“心病”；《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一伙聚首言欢的女友，曾几何时即风流云散，离情悠悠，空自叹息。收在短篇集《海滨故人》中的这些作品，都在恋爱问题的外衣下，发出对“恶浊的社会”、“糟糕的人生”和“人类的自私心”的诅咒。女主人公大多刚从狭小的家庭牢笼中挣扎出来，热情里带有过敏，空想而怯于行动，好强而其实脆弱，因此只能在矛盾中度着苦闷、哀伤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印有庐隐个人的经历以及叔本华厌世哲学对她的影响，却也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已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共有的精神状态。此后的短篇集《曼丽》、《录海潮汐》中，《父亲》和《秦教授的失败》等篇揭露了旧家庭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当权势力的愤慨，较有社会意义；更多的作品主题情调仍如《海滨故人》，甚至有更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庐隐的这些小说，大多采取自传式的书信体或日记体，文字清浅、直切、劲健、自然，并不炫奇斗巧，但缺少琢磨，故事结构也不免松散拖沓。一九二九年以后发表的《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中篇，布局较前严整，风格转向明快，悲观色调较少，但在题材的选取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并无新的开拓，已较少受人注意。一九三六年初作为遗著出版的中篇《火焰》，正面描写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二八”之战，虽然近于报告速写，却表现了作者关心现实的精神和突破旧题材的可贵努力。 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鲁彦(王衡，1901—1944)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他自己说：“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注：《关于我的创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人物的方法，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重思想弱点的主人公的讽刺。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郑振铎(1898—1958)早年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里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

大三应该不能考，现在考研报名环节的资格审查都非常严格，不符合要求的很难通过。就算你报名成功，最后考上了，除非你能申请提前毕业并拿到毕业和学位证书，否则还是上不了…想考研就必须放弃保研……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4项）1. 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年/8项）王 力（一等奖）：工具书《同源字典》；徐通锵（一等奖）：著作《历史语言学》；林 庚（一等奖）：著作《天问论笺》；孙钦善（一等奖）：著作《中国古文献学史》；陈贻焮（二等奖）：著作《杜甫评传》；蒋绍愚（二等奖）：著作《古汉语词汇纲要》；乐黛云（二等奖）：著作《比较文学原理》；陈平原（二等奖）：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 第二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8年/9项）何九盈（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王福堂（集体，二等奖）：著作《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裘锡圭（二等奖）：论文《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温儒敏（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袁行霈、孟二冬（二等奖）：著作《中国诗学通论》；陈保亚（三等奖）：著作《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沈 阳（三等奖）：著作《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陈平原（三等奖）：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乐黛云（集体，三等奖）：著作《世界诗学大辞典》。3．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3年/2项）陈平原（一等奖）：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保亚（三等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4．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年/6项）袁行霈（一等奖）：著作《陶渊明集笺注》；沈 阳（二等奖）：著作《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袁毓林（二等奖）：著作《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李 杨（三等奖）：著作《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孟二冬（三等奖）：著作《登科记考补正》；夏晓虹（三等奖）：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5．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9项）陈平原（一等奖）：著作《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严绍璗（一等奖）：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袁行霈（集体，二等奖）：著作《中华文明史（四卷）》；汪 锋（二等奖）：著作《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孔江平（二等奖）：著作《Laryngeal Dynamics and Physiological Model》；刘勇强（三等奖）：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陈泳超（三等奖）：著作《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陆俭明、沈阳（普及奖）：著作《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李 零（普及奖）：著作《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67项）1. 第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7年/8项）王 瑶（荣誉奖）：论文《鲁迅〈故事新编〉散论》；朱德熙（一等奖）：论文《自指和转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裘锡圭（一等奖）：论文《战国货币考》；陈贻焮（一等奖）：著作《杜甫评传（上卷）》；严家炎（二等奖）：著作《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徐通锵（二等奖）：论文《宁波方言的‘鸭’[e]类词和儿化的残迹》；孙玉石（二等奖）：著作《〈野草〉研究》；葛晓音（二等奖）：论文《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2．第二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1年/7项）裘锡圭（特等奖）：著作《文字学概要》；袁行霈（一等奖）：《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褚斌杰（二等奖）：教材《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葛晓音（二等奖）：著作《八代诗史》；张少康（二等奖）：著作《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吕德申（二等奖）：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陆俭明（二等奖）：论文《“V来了”试析》、《“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3．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6项）徐通锵（一等奖）：著作《历史语言学》；孙钦善、倪其心（集体，一等奖）：古籍整理《全宋诗》；金开诚（一等奖）：著作《屈原辞研究》；钱志熙（一等奖）：著作《魏晋诗歌艺术原论》；方锡德（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张双棣（二等奖）：工具书《吕氏春秋词典》；4．第四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6年/5项）何九盈（一等奖）：著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商金林（一等奖）：著作《叶圣陶传论》；沈 阳（一等奖）：著作《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蒋绍愚（二等奖）：著作《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夏晓虹（二等奖）：著作《晚清文人妇女观》。5．第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8年/9项）张双棣（一等奖）：著作《淮南子校释》；钱志熙（一等奖）：著作《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孟 华（罗芃等，集体，一等奖）：著作《法国文化史》；张联荣（二等奖）：著作《汉语词汇的流变》；徐通锵（二等奖）：著作《语言论》；佘树森（二等奖）：著作《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马 真（二等奖）：著作《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沈 阳（二等奖）：论文《汉语句法结构中名词短语部分成分移位现象初探》；郭 锐（二等奖）：论文《过程和非过程》。6．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0年/7项）袁行霈（集体，特等奖）：著作《中国文学史》；王洪君（一等奖）：著作《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张 健（二等奖）：著作《清代诗学研究》；袁毓林（二等奖）：著作《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张少康（二等奖）：著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孙玉石（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褚斌杰（二等奖）：著作《诗经全注》。7．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2年/7项）张少康（一等奖）：著作《文心雕龙研究史》；沈 阳（一等奖）：著作《生成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詹卫东（一等奖）：著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杜晓勤（张燕瑾等，集体，一等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张 健（二等奖）：著作《元代诗法校考》；傅 刚（二等奖）：著作《文选版本研究》；王岳川（二等奖）：著作《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8．第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4年/7项）袁行霈（一等奖）：著作《陶渊明集笺注》；郭 锐（一等奖）：著作《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孟二冬（一等奖）：著作《登科记考补正》；董秀芳（二等奖）：著作《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胡敕瑞（二等奖）：著作《〈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李 杨（二等奖）：著作《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顾永新（二等奖）：著作《欧阳修学术研究》。9．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4项）陈平原（一等奖）：著作《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韩毓海（二等奖）：论文《所谓无词的言语》；陆俭明、沈阳（二等奖）：著作《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杨荣祥（二等奖）：著作《近代汉语副词研究》。10．第十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8年/4项）袁行霈（集体，特等奖）：著作《中华文明史》；严绍璗（一等奖）：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温儒敏（二等奖）：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汪 锋（二等奖）：著作《Comparison of Language in Contact》。11．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0年/3项）陈平原（二等奖）：著作《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陈晓明（二等奖）：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袁毓林（二等奖）：著作《基于认知的汉语计算语言学研究》。■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及指导教师（5项）孙玉文（导师郭锡良）：博士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1999年）；詹卫东 （导师陆俭明）：博士论文《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2000年）；张 赪（导师蒋绍愚）：博士论文《汉语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词序变化》（2001年）；陈 剑（导师裘锡圭）：博士论文《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2002年）；姜 涛（导师温儒敏）：博士论文《“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研究》（2003年）。2. 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3项）陆俭明：第一届国家教学名师（2003年）；蒋绍愚：第二届国家教学名师（2006年）；温儒敏：第四届国家教学名师（2008年）。3．国家级精品课程（7项）陆俭明等：《现代汉语》（2003年）；蒋绍愚等：《古代汉语》（2005年）；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2005年）；洪子诚等：《中国当代文学》（2006年）；袁行霈等：《中国古代文学史》（2006年）；商金林等：《中国现代名著导读》（网络课程/2008年）；陈保亚等：《理论语言学》（2009年）。4．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4项）陆俭明等（一等奖）：“现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理论与实践”（1996年）；王福堂等（二等奖）：“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2004年）；蒋绍愚等（一等奖）：“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2005年）；温儒敏等（二等奖）：“建立严格的博士生教育管理制度”（2005年）。5．国家级教学团队（1项）沈 阳等：“现代汉语”国家级教学团队（2008年）。

跨学科奇才语言学家冯志伟教授是极为罕见的跨学科奇才。过去的著名语言学家有的只懂社会科学，不懂自然科学；许多人只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或普通语言学，一般只着重研究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或文字等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比较单一；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至多也只懂得两三门外语，视野不够开阔，语言的纵横向对比研究都不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冯志伟先生却懂得理科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科学，又懂得语言学中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深研过汉、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自动处理，并把各方面的知识紧密地结合起来综合应用，在计算机上加以实现，成为文理兼通的语言学专家。冯志伟教授不但在国外著名大学的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讲授理科的“机器翻译的方法和技术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的算法研究”、“计算语言学专题研究”等艰深的博士课程，而且还在国内外大学的中文系讲授“汉魏六朝散文”、“唐诗”、“宋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的历史与结构”等饶有风趣的课程，他还能给学生们辅导英、德、法、俄、日等外国语课程，提高学生们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他的散文和诗歌也写得很好，他为哀悼好友马希文教授（著名数学家）英年早逝而写的诗歌《长歌当哭》，凄楚感人，读后令人潸然泪下。他还是一位翻译专家，出版过翻译著作。这样的人才确实是很罕见的。 冯志伟自幼聪慧沉静，18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他在北大图书馆偶然看到了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论文《语言描写的三个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被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中的新思想深深地吸引，继而从理科转到中文系语言学专业从事语言学的学习。在中文系读书期间，冯志伟一面学好传统语言学的各门课程和外语，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研究数理语言学的问题，他充分地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藏书和最新的杂志，跟踪着国际上数理语言学发展的足迹，他成为了班上名列前茅的学生。1964年考上北京大学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生后，经导师岑麒祥教授同意，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数学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首次系统地、全面地来研究数理语言学这个新兴学科。这样，我国的数理语言学研究便首先在北京大学正式地开展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支持冯志伟的数理语言学研究，王力先生曾对冯志伟说：“语言学不是很简单的学问，我们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首先做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然后再做一个合格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对冯志伟说：“数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都需要有逻辑抽象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数学和语言学有共同性。”北京大学的这些第一流的学者，总是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来看待学术的发展，他们的鼓励给了冯志伟以巨大的力量。1978年，之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文科学生冯志伟，以优异的理科成绩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科学系的研究生，又开始了理科的学习。1979年，入学不到一年，他就在《计算机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形式语言理论》的长篇论文，用严格的数学表达方式向计算机科学界说明数理语言学中的形式化方法如何推动了当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并且指出：在数理语言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形式语言理论，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当代计算机科学不可缺少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计算机科学绝不可忽视形式语言理论。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资深的计算机科学家写的，后来，当计算机界的一些专家了解到，这篇论文的作者竟然是文革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文科研究生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1990年~1993年，冯志伟应邀在德国特里尔大学用德语讲授一系列的汉语语言学课程，并且用德语出版了语言学的专著，显示了他的外语才能。在我国中文系出身的语言学家当中，像冯志伟这样通晓多门外语的人还不多。他不仅是一位善于深思的语言学的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勇于实践的能操多种外国语的多面手。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多学科间游走是需要深厚的知识积淀的，知识积淀则来自于勤奋。冯志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学会了4门外语，而且能够使用这4种外语阅读数理语言学的外文文献。他取得这样的学习成绩，不仅是天赋，更多的是因为勤力。为了学习英语，他就买一本中型的英汉词典来，一页一页地记忆和背诵，背完一页就撕去一页。几年来，冯志伟先后撕完了英汉、俄汉、法汉、德汉、日汉等多部词典，他就用这样的笨方法，学会了多门外语。又比如，“文革”期间，冯志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对数百万字的现代汉语文本（占70%）和古代汉语文本（占30%）进行手工查频，从小到大地逐步扩大统计的规模，建立了6个不同容量的汉字频度表，最后根据这些不同的汉字频度表，逐步地扩大汉字的容量，终于计算出了汉字的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下，能实现如此繁重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冯志伟不仅自己的学习时候勤奋有加，对待教学也是一丝不苟。在特里尔大学文学院任教期间，冯志伟用德语给德国学生讲授《汉魏六朝散文选》、《唐诗宋词选》、《中国现代散文选》、《汉字的发展与结构》、《汉语拼音正词法》、《汉语词汇史》、《机器翻译的理论和方法》等课程。为了讲好课，他苦练德语口语，认真用德语备课，在上每一节课之前，他都要先用德语把讲课的内容自己对自己叙述一遍或多遍，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他把“备课”当作了“背课”。由于冯志伟的备课特别认真，课堂教学效果很好，他的讲课受到德国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冯志伟在韩国科学技术院任教期间，利用全部的业余时间来翻译《语音和语言处理 –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和语音识别导论》（原文为英语）一书，晚上加班到深夜，连续工作了11个月，当翻译完14章（全书的三分之二）的时候，他不幸患了黄斑前膜的眼病，视力出现障碍，难于继续翻译工作。剩下的7章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协助他完成。这位副研究员把剩下的7章逐一翻译成中文，通过计算机网络一章一章地传给在韩国的冯志伟，冯志伟使用语音合成装置，让计算机把书面的文本读出来，通过读出来的语音进行译文的校正。2004年，全书的翻译大功告成，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以《自然语言处理综论》的书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冯志伟为此却损害了自己的视力，他不得不借助于语音合成装置来阅读了。 硕果累累著作丰天赋和勤勉成就了跨学科奇才，冯志伟在数理语言学领域不断前行，解决一个又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硕果累累。在法国留学期间，经过在计算机上编写程序进行潜心的钻研和反复的试验，冯志伟提出了“多叉多标记树模型”（Multiple-labeled and Multiple-branched Tree Model，简称MMT模型）。这个模型提出后，立即引起了国际计算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冯志伟根据他提出的MMT模型，于1981年完成了汉-法/英/日/俄/德多语言机器翻译试验，建立了FAJRA系统（FAJRA是“法语-英语-日语-俄语-德语”的法文首字母缩写），在IBM-4341大型计算机上，把二十多篇汉语的文章自动地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德文，当时在实验室工作的外国朋友亲自目睹他们视为天书的一篇篇汉语文章被计算机翻译成他们懂得的五种外国语之后，无不拍手叫绝。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汉语到多种外语的机器翻译系统，开创了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之先河。从法国回国之后，冯志伟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计算中心担任机器翻译研究组的组长，在王力先生的鼓励之下，他利用当时北京遥感技术研究所的IBM-4361计算机，于1985年进行了德－汉机器翻译试验和法－汉机器翻译试验，建立了GCAT德－汉机器翻译系统和FCAT法－汉机器翻译系统，进一步检验了MMT模型分析汉语和生成汉语的能力，试验结果良好。在北京大学“语言学中的数学问题”选修课讲稿的基础之上，冯志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数理语言学的专著，书名就叫做《数理语言学》，于1985年8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接着，他又出版了《自动翻译》的专著，深入地探讨自然语言机器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两本专著的出版，受到了我国计算语言学界的欢迎。当时不少出国学习计算语言学的留学生，出国时都带着这两本书，作为入门的向导，在本书的引导下，他们很快就接触到了国外计算语言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冯志伟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夫琅禾费研究院新信息技术与通讯系统研究所(FhG)担任客座研究员期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用UNIX操作系统和INGRES软件，建立了数据处理领域的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C，并且把这个数据库与FhG的其他语言的术语数据库相连接，可以快速地进行多语言术语的查询和检索，并且能够处理汉字（当时计算机上还没有成熟的中文操作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汉字的中文术语数据库，具有开创作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地利委员会（Austrian Commission for UNESCO）、维也纳市（City of Vienna）和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给冯志伟教授颁发了维斯特奖（Wüster Special Prize），以表彰他在术语学理论和术语学方法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是奥地利著名科学家，是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奠基人。维斯特奖是专门为那些对于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工作有出色成就的科学家而设置的。今年七十一岁的冯志伟著述颇丰，其内容涉及不少领域，引起国内外不少同行专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他现在已在多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余部专著，翻译国外重要论著数十篇（部），并用汉、英、法、德文等撰写了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刊物上发表。最主要的代表作如：专著《数理语言学》、《自动翻译》、《现代语言学流派》、《现代汉字和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与汉语研究》、《数学与语言》（新版更名为《语言与数学》）、《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应用语言学综论》、《应用语言学新论》、《计算语言学基础》、《计算语言学探索》、《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术语学引论》、《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自然语言处理的形式模型》、《汉字的历史与现状》（德文版），译著《自然语言处理综论》，等等。他还主持和参与了若干个国家标准的制定，为我国标准化做出了贡献。他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辑组成员、《数学辞海》总编委会委员、《计算机百科全书》和《中国少年百科全书》等大型工具书的撰稿人，为这些权威性工具书写了不少重要条目。他还为一些当代语言学名著的外文版写导读，如《应用语言学中的语料库》、《语言学中的数学方法》、《译者的电子工具》、《人工智能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牛津计算语言学手册》、《自然语言生成系统的建造》等，帮助国内读者阅读外文原著。冯志伟对于他的这些成就却看得很平淡，他很少对别人谈起他的成就。除了平时喜欢喝白开水和游泳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他每日粗茶淡饭，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他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什么“专家”，没有任何的架子，总是谦和地对待他的学生和周围的同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同学纪念册上，他写下了这样的人生感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岁月蹉跎，艰辛备尝；老当益壮，穷且越坚；平生无悔，褒贬由之。”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平常的普通人，对于别人的褒贬，他是看得很平淡的。他对于生活的信条是：“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我所知道的东西终究是有限的，而我不知道的东西始终是无限的，只要平生无悔就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