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

一、兵团人才发展环境建设的成效及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作用（一）兵团人才发展环境建设的成效近年来，兵团组织部门从完善机制、优化结构、提高素质、改善环境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兵团人才队伍总量有所增加，结构有所改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截至2007年底，兵团国有单位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14.4万人。兵团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兵团管理的专家357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283人。兵团已基本遏止了人才外流较为严重的局面，实现了进出大体平衡，进略大于出，且逐年加大，兵团人才队伍学历结构整体上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二）兵团人才发展环境建设的经验第一，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进一步改善了兵团人才发展的政治环境，营造了科学和谐的人才发展环境。第二，通过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使兵团人才工作的体制环境得到不断改善，营造了人才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第三，兵团经济社会发展，使兵团人才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营造了有利于发展的人才开发和人才市场环境。第四，完善了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通过强化人才政策的落实，营造了兵团人才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完善了兵团人才发展的服务体系，营造了可持续的人才服务环境。第六，强化人才为本意识，通过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营造了人才发展的人文环境。（三）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对人才成长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1.优化兵团人才发展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基础从人才发展环境与人才成长的关系看，人才发展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基础。首先，环境是社会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环境为个体存在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其次，环境影响个体的思想。环境是个体思想反映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推动个体思想的变化；最后，环境制约个体的实践活动。 2.优化兵团人才发展环境对完成兵团发展战略目标的作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人才强兵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障。随着“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得到更加广泛的认识，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和人才强兵团战略不断推向纵深，为人才的成长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正在成为兵团各级党委及企事业单位的共识，成为兵团改善综合发展环境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二、兵团人才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一）兵团人才发展环境面临的挑战首先，来自国内的挑战。经济发达地区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科研优势，采取高薪聘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兵团自然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内地，在发达地区享受人才流入收益时，兵团面临的则是人才大量流失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来自兵团自身的挑战。兵团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层次相对较低，新型工业化发展刚刚起步，经济发展不平衡。兵团经济总量要想保持年均12%的快速增长，到2020年建成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兵团要加快推进兵团社会事业进步，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型团场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对兵团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与优化结构也带来巨大的挑战。（二）兵团人事人才工作存在的问题1.“党管人才”的实现形式还没有很好解决第一，“党管人才”与人才分类管理的制度差距很大。“党管人才”与各行各业人才成长规律、与人才市场基础性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组织部门与人事部门之间、人事与劳动部门之间，以及各个行业部门之间还不顺。第二，管理体系缺乏有不同特点的行业部门人才绩效考评支撑。各级各部门各行业还没有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还没有将考评结果与人才的业绩能力及晋升、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挂起钩来，不利于人才工作落到实处。2.兵团人才政策缺乏自身特色一是缺乏结合兵团自身特点制定的人才政策。兵团在物质、文化、学术环境方面都有很大劣势,边远垦区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兵团“党政军企”体制十分特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采取相同的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兵团的政策就显得缺乏竞争力；二是缺乏结合兵团人才需求特点制定的人才政策。对人才而言，尤其是高层次人才,能对他们产生有效吸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考虑自己的工作岗位、工资收入、职称等待遇问题,也考虑工作人文环境、个人学术的发展空间,子女的成长空间等其他多种因素,他们所作的选择往往是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后的结果。但如果兵团所制定的人才政策与内地其他省市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优惠的吸引力日益降低,地区环境自身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趋势显然会给兵团带来更大的人才压力。3.兵团人才市场化配置程度低兵团人才市场发育比较迟缓，行政分割更为典型。一是人才市场区域分割。兵团各垦区人才市场各自为政，未形成统一的资源共享的人才大市场。人才集中在大城市、腹心师局，边远垦区人才紧缺的现象难以解决；二是人才市场部门分割。兵团组织、人事、劳动、教育等部门都有各自对人才服务的机构，如人才市场归组织部，高技能人才服务、职业介绍归劳动局，团场实用人才管理归人事局。导致人才统计与培训工作存在交叉统计和重复培训问题。4.兵团人才统计基础薄弱2005年全国人才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就已开始实施。统计范围覆盖全社会各类别、各层次的人才。统计对象分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及事业单位管理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等5个类别。兵团在人才认定及统计标准上主要沿用的还是“学历、职称”型的认定标准，能力和业绩尚未很好体现在人才认定标准中，这种标准使兵团在人才统计过程中，只有三支队伍的统计数据，缺乏对高技能人才和团场实用人才的统计。即使已有的统计，也因为高技能人才和团场使用人才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存在着重复统计的问题。（三）兵团人才发展的产业环境存在的问题兵团产业结构层次低，影响资源的配置效果，特别是人才资源的配置效果。第一，从全国、自治区、兵团产业结构看，全国11.7：49.2：39.1；自治区18：46.4：35.6；兵团37：29：34。兵团产业环境尚不具备多元化的人才结构的优化模式的形成。第二，从兵团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构成看，兵团工业单位中各类人才占兵团各类人才的6.67%。人才结构上的不合理与兵团产业环境上的不协调是紧密联系的。第三，从兵团工业单位人才的学科分布看，2007年兵团工业单位有各类学科人才占比尚不足三分之一，这种状况与兵团产业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兵团产业结构的不协调，已经成为兵团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四）兵团人才发展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第一，兵团人才的职业文化中“官本位”情节很重，而且整个社会还在用“官位”作为评价人才事业有成的标准。第二，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把兵团的核心价值观思想、人才强兵团战略和建设创新文化贯彻落实到各个层面，需要通过科学的理论总结和广泛的媒体宣传。第三，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不足。如完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产权机制，创新领导方法，尊重个性差异等方面，都存在不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因素。第四，领导者的领导方法，水平不高，往往挫伤人才的积极性。（五）兵团人才开发环境存在的问题1.人才开发投入方面第一，兵团在人才开发方面资金缺乏。由于没有财政，兵团建立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存在一定的困难。第二，社会参与人才开发投入不足，对企业设立人才开发资金，或企业捐款人才开发基金等，兵团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第三，在人才资助和投入方面，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人才资金投入总量不足，以兵团投入为导向、用人单位投入为主体、社会资助为补充的人才投入机制需进一步完善。2.人才引进方面第一，各师引进人才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分行业、岗位、层次的需要，有“唯学历、唯职称、唯资历、唯身份”的倾向。第二，由于兵团人才流失导致人才供需不平衡，出现引进人才“饥不择食”的突击性和盲目性。未考虑本区域状况和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因素，配套政策和服务不到位，出现高引进高流失现象。第三，引进人才的质量尚需提高。特别是高层次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较少，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领军人物、行业带头人比较缺乏。第四，人才引进的布局不合理。一是在产业结构上，过多地引进一产需要的人才，致使兵团二、三产领域的人才缺口很大；二是在空间结构上，引进的人才多分布在一类、二类城市所在的师，南疆各师、边境团场相对较少；三是在行业结构上，引进人才多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化工、金属、矿产等，新型行业相对较少。3.人才选拔使用方面第一，人才选拔制度不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推荐、考试、考察、测试、公示、竞聘、监督等程序还不够完备。第二，缺乏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兵团一些用人单位缺乏人事自主权，上级任命制还是主要的方式。第三，对干部任前考察的内容流于形式。在考察内容上，德、能、勤、绩、廉还停留在评语式的定性考核。第四，从人才选拔使用导向上讲的是“四个不唯”，但做的还是过分地强调学历、职称、资历。第五，没有科学化地使用人才。兵团一些高端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工作，无法集中精力于科研。第六，兵团的晋升环境面临着：一是兵团没有人大，没有政协，也没有更多的政府部门，部门少，岗位少，晋升通道不足；二是职称晋升比例过死，不能根据各单位情况灵活设置。兵团现行的职称晋升比例都是统一制定，给人才发展带来限制；三是岗位晋升机会少；四是晋升机会上的保障政策不到位，人才在晋升的条件、标准、程序上不能获得公开的政策信息，缺少努力的预期和信心。4.人才培养方面第一，兵团一直以来很注重人才的培养。但培训结构不合理，针对性不强，培训渠道比较窄。第二，兵团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赶不上国内其他省市，对人才的培训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训多数只能在单一的学科，行业内进行。第三，培训与能力要求结合不紧密。人才培训泛化和形式化倾向严重，没有相应的能力指标和执行标准。专业培训也缺乏基本的考核。同时培训随意性、盲目性较强，往往是为培训而培训。第四，培训与实际需要脱节。人才分为应用性人才和基础理论性人才，兵团拥有的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偏重理论教育，专业技术教育还比较落后，未与兵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相衔接，导致兵团长期缺乏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5.人才分配激励方面第一，分配政策所限。兵团虽然在人才开发的激励机制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人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法规，但仅仅是从人才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且量化评估难度较大，对人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法规也无法配套，无法突破现行分配制度的限制。第二，在现行的公务员阳光工资中，只兼顾了公平，没有兼顾效率，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不利于公务员的成长和优胜劣汰，激励机制也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第三，精神激励不够。金钱是短期有效而长期无效的激励方法，精神的奖励往往更能激励人。兵团所制定相关政策报酬激励与精神激励都比较欠缺，无法满足人才的高层次需求。6.人才流动方面第一，从人才内部流动来讲，缺少“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轮岗、挂职、换岗、竞聘等制度不完善。第二，随着人才跨地区跨行业流动规模的扩大，户口、保险、档案等新老问题仍在困扰着流动人员。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性质部门的社会保险基本保障水平不同，致使人才异地流动办理保险转移接续手续时遇到许多麻烦。第三，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的性质不同，管理体制不同，兵团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三支队伍之间人才流动、交流还比较困难。尤其是公务员津贴到位后，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落后，三支队伍之间的流动就更加困难。7.人才评价方面 第一，现行的人才评价标准，过分看重论文和成果数量，不重视应用性和创新性，致使人才避开应用性、原创性强的工作，选择短平快的项目。第二，评价偏重定性分析，年终考核，德、能、勤、绩都缺少定量分析，评价方式千篇一律，评价中缺乏不同行业、不通岗位特点的评价方法。如“三支队伍”中，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这三类人员职业、职位能力素质要求不同，但是都用党政人才评价模式来进行评价。第三，兵团对人才素质的评价，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构。三、制定兵团人才发展环境的对策措施（一）坚持和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发挥兵团党委组织部门的牵头抓总作用一要进一步明确兵团各级组织部门“党管人才”的工作职能。牵头抓好政策、制度、战略规划的调研、制定和贯彻落实；二要进一步强化兵团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的运行机制。强化兵团党委第一把手和组织部长抓人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机制；三要进一步提升兵团组织部门人才工作队伍的“牵头抓总”能力；四要进一步完善兵团人才工作责任考核机制。明确人才工作责任目标，构建量化考核体系。（二）创新兵团人事制度管理机制1.创新党政机关公务员管理机制（1）严把兵师公务员“进口”，畅通“出口”。首先，坚持“凡进必考”、“上岗必考”制度。2008年国家人事部把招录具有基层实践经验人员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最后达到90%以上。兵团一级招录公务员可考虑招录具有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不要低于1/3，以后逐年提高。兵团各边远师在招公务员时应考虑自身的地域环境与受教育群体的学历状况，取消学历类别限制,不区分全日制学历和非全日制学历，应允许自考、电大、夜大、函授等国家承认学历的非全日制学历文凭获得者报考公务员；其次，大力推行竞争上岗、岗位交流制度，管好兵师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关口，从制度上保证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最后，应探索和研究不合格公务员的清退的具体实施办法，在畅通公务员“出口”上要做一定的努力。（2）完善公务员考试制度，实行科学分类考试。第一，实行“一卷异题”考试，即在一次考试中，要根据应试者的不同特点，按照岗位的要求，设计不同的考试内容。对社会各类人员，应侧重考其实际应用能力，对应届大学毕业生，侧重考其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实行“人岗结合”。第二，根据《公务员法》的要求，探索建立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三类人员的分类考试制度，对不同类型人员采取不同试卷，录用不同职位。对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考试内容应偏重管理的能力素质方面；对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考试内容侧重专业技术方面；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考试内容偏重政策法规方面。（3）加强公务员管理制度建设。首先，应制定兵团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规定，尤其是抓好兵团个别部门重点和热点岗位领导干部的交流，对于兵师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任职满5年的,应考虑交流或换岗。可在兵师同级各部门交流，也可兵师上下交流，师与师之间互换岗交流，或兵地交流。加大纵向与横向的交流力度；其次，不断创新绩效评估制度。根据不同的职级，制定详细的兵团各级公务员职位分类体系，明确各级公务员的岗位职责，知识能力规范和绩效考核标准，对工作量和质量设计量化指标。对工资标准、职务升降、奖惩等方面设计岗位分类分级相应的对照参数；最后，实行严格考核，按业绩晋升。依据不同工作的不同要求定期考核公务员。并按考核结果的等级高低决定晋升与否。2.建立符合兵团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特点的职称评聘管理制度一是要破除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和人才单位所用制，解决“职称与职责分离，但又与待遇挂钩、人才难以流动”等原有职称评定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破终身制为合同制；二是对于兵团边远师、条件艰苦、工作业绩突出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时应考虑减少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三是视兵师事业单位具体情况放宽职称职数比例。对兵团级科研院校、各师局高级中学应放宽专业技术职称职数比例，由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自主确定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四是为规范专业技术岗位管理，逐步建立“个人申报、社会评审、单位聘用、行政调控”的职称工作模式；五是兵团属国家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才，可考虑提前定级晋升职称，并按规定提高工资标准。3.健全企业经营人才管理机制一是建立合理的兵团企业经营者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企业经营者职业利益风险机制，使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收入、社会声誉、职业生涯等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关。二是延长兵团农牧团场团长政委的任职年限。基于兵团的特殊体制，团场领导承担着双重角色，而目前团长、政委队伍流动过于频繁，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促使他们更热衷于“短平快”项目。为了推动其行为长期化，可以考虑以项目完成的期限为一个任期，或采用10年制任期模式。4.建立新的人才认定及统计指标体系发达国家对人才的认定标准一般有三个要素：一是知识，即受教育程度；二是能力（经历）；三是业绩。兵团应该在人才认定及统计方面，一是打破原有的“学历+职称”型的单一人才认定及统计标准，建立以知识、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多元人才认定及统计标准；二是制定新的统计方法。兵团组织部门与人事部门、统计部门、劳动部门合作，对全兵团各类人才实行分类统计，建立兵团人才资源库；三是扩大兵团现有人才统计范围，不仅要统计有“户籍”的，也要统计“柔性流动”的，不仅要统计有学历、职称的，也要统计无学历、职称，但有技能的人才。做好兵团高技能人才与团场实用人才的统计工作，逐渐将兵团非公经济领域的人才纳入统计范围。（三）完善人才发展环境政策1.完善人才宏观管理政策根据兵团人才的总量、结构、地域及行业分布状况，结合兵团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一是完善兵团人才宏观管理政策。兵团及师局因经济发展水平不等，人才队伍分布不均，构成复杂，因此要制定符合兵团实际的政策；二是对兵团人才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兵团各类人才的行业、职业特点，对不同领域的人才，采取不同的方法，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培养方式、激励措施和管理方法；三是制定开放的人才管理政策。兵团要打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兵地之间、师师之间和所有制之间等各类人才壁垒，来制定兵团人才管理政策。2.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一要研究兵团人才培养中的短板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规划，突出培养重点，抓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二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注重对人才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三要转变培养方式，建立人才与产业互动的机制，推动产学研结合，实现由知识型、书本型培养向应用型、实用型培养转变。专业设置方面应以兵团经济结构调整及社会需求为导向；四要拓宽培养渠道，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培养机制，实现由一元化、自主化培养向多元化、社会化培养转变。3.完善人才选拔使用政策人才使用方面：兵团应把着眼点放在如何用好、用足、稳定兵团现有人才上，制定全新的人才使用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管理信息系统和绩效评价系统，为人才选拔使用提供依据。人才选拔方面：兵团应建立有效的个人晋升机制，应将行政职级与技能职级分开，实行双轨晋升。一是职称晋升制度要创新。要以人才的实际能力是否与职称相称为标准，而不要过于苛求学历、学位、任现职称时间以及论文篇数的多少；二是行政职务晋升制度要创新。当拔尖人才需要某种专业职务搞科研干事业时，有关用人单位完全应该大开“绿灯”，创造条件。4.完善人才引进政策(1)采取定向引进。一是重点引进兵团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二是注意引进最佳年龄段的人才。重点定向引进那些正处于创造力旺盛期的优秀青年人才(25-45岁）；三是改变以往兵团组织招聘团去招聘的方式，实行带项目、带岗位、带薪酬的定向引进方式。（2）引才与引智并举。根据兵团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特色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围绕农业三大基地和工业六大产业建设，创新引才机制。积极引进主导产业、重大工程项目及重点行业紧缺专业人才、特殊专业人才。开拓国际市场所需的精通外语、掌握专业、熟悉外贸的复合型人才。维护市场秩序所需要的法律、金融保险、风险评估与管理、财务监控、城市规划与设计等专业人才。（3）“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根据兵团各垦区、各行业性质、岗位特点以及未来发展空间，兵团在引进人才方面应仔细思考引人的本质目的，引进的人才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尤其是边远师更要注重实用。（四）培育良好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领导者本身就是环境”，领导者的品质、领导方法和领导要求都直接影响着人才的成长和积极性的发挥。领导者在品质上应正直坦荡，清正廉洁，勤奋敬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领导者在素质上应精通业务，有较强的依法行政和民主意识，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创新应变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有正确的选人用人的能力。领导者在领导方法和艺术上应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提高领导方法和艺术是人才发展环境重要的一个方面。（五）完善兵团人才市场体制与机制创新，建立兵团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一是在完善兵师团三级人才市场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以兵团为一个大区域，建立兵团人才市场一体化管理模式；二是按“管办分离、政事分离、政企分离”的原则，推进兵团人才市场机构改革。把人才市场从行政人事系统中分离出来，按照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运作人才市场；三是要尝试推进兵团人才市场、兵团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安置办、兵团高技能人才中心、兵团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兵团人才培训中心等涉及人才服务及管理的部门的有效整合，建立兵团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六）加大兵团人才开发投入针对兵团在人才开发方面资金十分缺乏的问题，兵团应争取国家拿一部分，兵团自筹一部分的办法，建立兵团人才开发专项资金，国家给予部分资金支持，兵团予以配套，形成以国家、兵师、用人单位、社会和个人多元化人才开发投入机制。兵、师、团及企事业单位要逐年增加人才开发专项资金的预算。兵师各用人单位都要设立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本级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奖励等。资金随着经济的增长每年有所增加。（七）创新人才发展机制1.创新人才考核评价机制针对兵团不同行业特点，不同职位和职业的要求，兵团应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一是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体系；二是丰富和发展人才评价方式，探索考试、评审、考核、直接聘任等多种人才评价手段，应用现代人才测评技术，发挥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构作用；三是强调评价工作的专业化。严格评审标准，创新评审模式，规范评审程序，实行评审公示制，建立考试、评审专业技术责任追究制度；四是大胆引进发达地区人才评价的先进理论与技术，实行定性评价逐步向定量评价转变，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突出单位评价主体作用。2.创新人才分配激励机制 一是应考虑兵团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人才发展的市场环境和人才引进的制约，建立起比内地发达省区更科学更优惠的人力资本定价系统和市场化的薪酬制度。二是形成合理的工资收入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妥善处理好兵团各垦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性质单位之间各类人员的工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机关与事业单位工资差距拉大的问题，谨防兵团人才加速流失。三是不断加大对兵团特殊岗位和高层次人才的激励力度，对高层次人才和特殊人才的工资收入在一定时期给予特殊政策。四是完善奖励、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先应制定比内地更优惠的特殊政策，在人才环境建设上应该设立一个“特区”，通过优厚的福利，宽敞的住房来稳住人才，高职务的聘任、高职称的评定、重大贡献的重奖来激励人才。五是积极探索和实施要素参与分配的模式。第一，改革和完善现行分配制度，鼓励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第二，对人才实行价值链管理，即“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建立一套科学、客观、公正的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资源价值评价体系，运用管理贡献评价方法，对人才的价值贡献进行计量分析。在价值分配方面，探索多元分配方式。 3.创新人才流动机制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贯彻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评论之一 日前召开的中共梅州市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是我市经过特殊困难之年后举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开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讨论稿），市委书记刘日知在代表市委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举措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非常切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于我市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协调发展、加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今后我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市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近几年来，中央提出要认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这些目标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国家为此于最近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要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三次产业健康协调发展。近几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通过努力实施“四个梅州”发展战略，我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同时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发展后劲不足，去年“8·7”矿难对我市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紧迫感，转变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过度依赖山区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推动发展的做法，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结构调整促进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突出“工业梅州”，着力建设特色新型工业、绿色农业、休闲度假旅游、现代物流这四大基地。当前要以“工业梅州”为核心，招商引资为总抓手，巩固优化第一产业，壮大提升第二产业，活跃繁荣第三产业，培养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的循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实现总量增大、结构优化、效益提高。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重点落实好五项措施。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今年新签招商引资合同300亿元。二是加快发展园区经济。三是抓好今年规划投资亿元以上、总投资约600亿元的56个重点项目，认真做好核电、抽水蓄能电站的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加快改革转制，促进国有集体企业民营化。五是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区域旅游合作。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健全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职责、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及时研究、协调、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市有关部门要抓紧制订由鼓励、限制、淘汰三类目录组成的《全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合理引导投资方向，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市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制定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要加强政策引导，认真落实国家和省有关优惠政策，制订和完善我市相关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各类产业项目的发展。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只要我们按照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的部署，认真贯彻好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扎实工作、开拓创新，深入实施“四个梅州”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化解矛盾、战胜困难、奋发有为，开创我市快速、协调、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与途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18年来已基本完成人均产值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准备阶段，且形成经济粗放增长终结的话，那么，代之继起的将是经济腾飞的集约增长。集约增长的前提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基础是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转换。两个转换的直接表征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与现代城市经济二元并存的经济，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面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顺利完成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工业低层次劳动资本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换，实现工业自身现代化；三是就业比重从一、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换，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实施这些目标，中国现期遇到的障碍直接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所需巨额启动资本形成难题；其二，如果能形成有限的资本注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那么，形成一个有效率、有效益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也是一个难题。本文从实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分析入手，提出资本形成和资本机制是最大障碍的观点；然后从逻辑上判断资本市场化是中国过渡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最有效机制；最后结合中国过渡期国民收入流程与体制变革的特点、推论国民储蓄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资本市场主体的政策主张。一、资本：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大障碍1996年中国两次降息和较大幅度的降低存款准备金，但1—7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降幅与亏损额增幅均在40％左右。其直接原因是产品销售不畅。据统计分析表明，1996年1—6月份，市场上畅销产品仅7％，平销和滞销产品达93％。由于市场适销产品少，一方面工业品库存积压大量增加，生产越多压积越多；另一方面居民持币待购，无适销货物供应，储蓄存款大量增加。由此推论：中国现阶段经济不佳其主要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滞后。国际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当一国国民产值达到500—1000美元时，其产业结构应有相应的调整和相应的结构高度。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它反映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及其比例变化规则；产业结构升级，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顺序在演进中所要达到的阶段和层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本规则是：第一产业占比优势向第二、三产业占比优势递进；劳动密集占比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占比优势递进；初级产品占比优势向中间和最终产品占比优势递进。如果产业结构未能按这一规则演进或演进受阻，则经济发展同样受阻。以美、日、英、法、中等五个国家国民人均产值500—1000美元的产业结构高度为例，不难看出中国现行经济增长受阻的形式特征：很明显，虽然中国进入90年代以来，人均产值已接近20世纪70年代美、日、英、法的水平，但是产业结构高度则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因此阻碍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矛盾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理顺中国产业结构，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纵然有体制、社会就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要素价格放开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但最直接、最现实的还是资本形成和传统的资本配置机制问题。首先，将第一产业劳动力分布占比58．5％，绝对量达5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散到工业和转移到城市，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和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但中国到1996年的现状是：工业处于发展期，在很大程度依靠对农业的掠夺，但不能形成对农业的支持。因为中国的工业企业产权边界不清晰，企业纯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很低。因此，不可能依靠工业本身积累来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其次，尽管中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较大，但工业自身的升级和扩张同样遇到更新改造资金以及新生工业群投资不足的矛盾。这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使国民收入可能的储蓄同工业自身升级对资本需求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重复投资、盲目投资以及资本产出水平低下而加剧工业自身升级同可能供给资金的矛盾。以1996年1—6月的投资为例，基建投资与技改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16．6％和14．4％，而房地产投资增长却高达32．1％。再次，18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的一条强制储蓄的资本形成机制，当强制储蓄效应走向尽头之后，其后续的资本形成势必复归减缓。从1988年以来，中国为解决改革发展的资本不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摊派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手段，通过强迫储蓄筹措工业发展所需资本。这种方法对于快速地形成工业化基础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当其能量释放到伤害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通货膨胀与工资轮番推进时，其积极作用也趋向尽头甚至适得其反。如果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都只能维持在一定控制水平之下，那么这种强制储蓄就可能再现初始期资本形成的发动功能。最后，在财政组织社会资本能力下降的同时，金融浅化没有根本性改善，双轨资金配置机制是产业结构升级阻滞资本机制的障碍。按理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深，财政理应逐渐退出组织社会资本的领域，但同时必须由金融深化来替代和互补。这样才不致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资本机制空缺。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明显的滞后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的非商业性；直接融资比重过份狭小；资金价格僵化；金融机构资本转移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储蓄资本，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本的需求，又不能通过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促进产业结构的重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起飞有待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创造这一条件的切入点，将是改革现行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资本资源的配置机制。二、市场配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有效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逻辑和经验证明，有两种资本配置机制：一是政府财政主导型机制；二是市场金融主导型机制。政府财政主导型机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条件是：其一，政府财政收入及流程在国民收入以及国民储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根据改革前中国的经验，它们的比重分别为40％和70％左右。其二，投资对象均为国有企业，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否则政府没有义务对其投资；其三，投资决策机构能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凭借主观意志作出科学准确判断；其四，每个受调控主体都能自觉地服从中央利益和整体安排。中央行政指令作为传递信息为众多分散的受控对象采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30年，中国都是采取的政府主导型机制。实践证明，政府财政占比40％和70％，不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也破坏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统收统支，不可能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政府作为投资决策机构、没有市场信息情况，也不可能对众多分散的需求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着整体与局部的利益调控，因此，地方和众多的受控者不可能完成按中央计划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从1978年以来的十多年改革实践和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政府财政占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的比重已经降低20％以下，如果要提高这个比例，就可能触动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亦可能导致统收统支计划体制的复归。改革的趋势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投资者根据市场信息来决策投资方向。因此，政府主导型资本资源配置机制，在经济转轨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市场金融主导型机制功能发挥的条件是：要素市场发育逐步成熟，微观基础逐步健全；金融逐步得以深化；宏观间接调控逐渐成为主导。尽管这些所需条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经济落后向经济起飞的特定体制与经济背景的国家，不可能象西方部分国家那样自然演进，但是通过18年的改革开放，由政府推动和增量推进，已经和正在且将要创造这些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论证市场配置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机制，对于政府推动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资本市场发育、成长相辅相成。从经济发展来看，现代化工业中，新兴产业的产生带动着相关基础产业和后续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和资本集中规模，而单个资本既难以筹集现代大工业的巨额投资，也无力承担巨额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资本社会化就成为现代大工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股份制、资本市场就是适应这种集中投资、分散风险的需求孕育而生的。同时，资本市场一旦生成，既为投资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活动舞台，又为资金需求者冲破自有资金的束缚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极大地推动了新兴产业群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改革也是从非国有经济体制外增量切入，股份制对中国的支柱产业起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说到1995年，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占比达60％以上，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那么，伴随而生的资本市场在其中则起了核心作用。再从西方经验数据资料表明，1870—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金融证券率和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分别为12％和8％，而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比较低，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阶段。1920年以后，当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为5％，第三产业为50％时，其金融证券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证券率分别为50％和80％以上。第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产权清晰性，能有效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产专用性与体制进入壁垒的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形式上是产业之间的比重调整和顺序递进，实质上是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和产权产易。但是，在实物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流动和交易往往会受到三个方面的阻碍：一是实物资产专用性难以在不同部门间转移，即资产专用性阻碍；二是规模经济要求较高产业才能形成实现生产力，形成单个资产自然进入壁垒；三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边界不清晰，不同所有制不能混合经营，形成资产转移的制度壁垒。资本市场的出现从技术上和制度上能有效地解决要素转移和产权交易的困难。其一，要素资源的商品、产权的证券化，从而要素可以在市场上拍卖，产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其二，股票、债券的发行，特别是投资基金的出现，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投资、从而有效地打破了个别资本进入产业升级部门的自然壁垒；其三，股票、债券作为投资者的所有权证书，在中国从公有制向多元所有制转变时期，特别具有明晰产权、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股份公司一旦具有了法人财产权之后，便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在市场控股、参股、兼并或收购其他公司，进而可以打破要素转移和交易的制度壁垒。第三，资本市场作为一种资本资源的配置机制，具有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效率与效益的内在动力。首先，资本市场作为金融资产的供给场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期限性，不断地排列组合，创造满足各类层次投资者需求的金融商品，从而成为现代动员资金形成的最为广泛性和群众性的机制从而满足结构升级快速聚集资金效率和要求；其次，证券资产的各种组合，特别是投资基金的形成，证券机构投资者的诞生，使资产风险由众多投资者分摊，从而减小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经济震荡；再次，证券市场信息的灵敏性、传递的有效性能较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对信息的依赖，科学地引导资本资源的流向；又次，资本市场运动的预期收益引导律，能使资本资源配置获取最大效益。资本证券作为一种对未来收益的权力证书，特别关心的是其回报率，并通过证券的买卖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证券交易实质上是一种资本再分配的活动，其分配的标准就是预期收益。因而，证券市场上的资金再分配总是从效益低的企业流向资金效益高的企业。在中国1996年以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资增量并不慢，但结构调整不力，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使投资存量的潜力发挥十分有限。最后，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对传统投融资制度的制度创新，它本身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有效形式，采取股份制自身多角化经营、企业之间的参股、控股以及收购、兼并，通过制度内实施产业结构存量的调整和升级。综上表明，无论从逻辑的必要性还是现实发展的要求，选择市场配置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机制。资本市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孪生物，又通过其中介、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快速发展。三、国民投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最可行的途径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般生产函数关系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效益＝资本投入增加＋投入效率提高。从资本关系来讲，一是取决于资本形成渠道；二是取决于资本机制效率。就一国资本形成渠道而言，概括起来有：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向银行借款；发行国债和通货膨胀；利用外资，发生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及投资基金券等五个方面。问题是在结构调整和升级中，政府及决策者在确定资金主渠道及其机制效应时，既要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资金及体制需求特点，又要考虑主渠道形成的可能以及体制改革深入的趋势。如前所述，从中国1996年已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三大任务、两大难题来看，对资金及资金配置体制需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幅度的高聚集性，特定向的灵活性，高效率的转化性。同时，按照中国（截止1995年）已形成的国民收入流程格局以及市场改革取向的趋势，两者供需的交合点就是：国民储蓄转化国民投资以及这种储蓄—投资的市场化转化机制，将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可行途径。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除国民（居民）储蓄范围广、数量大以外，其他渠道从广度到深度都已十分有限，难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资本形成的主渠道。首先，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已达到边际递减的境地。增加财政收入要靠增加税种、提高税率以及税收检查等方式，一方面税制的确定不易频繁变动，漏税的查收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提高税收亦可能使改革走向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上去。同时，财政支出由于其对银行、对公众已是高负债。因此，财政充其量只能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辅助或补充渠道。其次，向银行借款，其数量只限于信贷资金增量中小部分的增量调整。到1995年止，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75％来源于居民储蓄，而储蓄毕竟是居民未来消费的购买力。加之企业借款偿还能力低，部分银行高负责到了利息都难以支付的困境；另一方面企业所需资金据统计公布80％依赖银行。而银行全部信贷资产有1／3坏死，1／3周转不动，仅剩的1／3能勉强维持现有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因此，依赖银行信贷资金部分增量只能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小量增幅的部分。再次，利用外资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同样受国际惯例几个指标的限制。到1995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余额已达1000多亿美元，在这样外资规模的基础上再扩大余额已有较大的困难和风险。最后从发行国债和通货膨胀等强迫储蓄来分析。1978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到1996年6月止，已累计发行近6000亿元，余额近3000亿元。如果按国债规模占gnp10％计算，今后中国的国债发行大致保持在借新还旧的水平。因此，不能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新的启动资金。同时，近几年来通胀率一直较高，公众通胀预期心理也较强。因此，无论于国于民还是矫正市场经济信号，政府已不可能以更高的通胀税来实施强制储蓄。再者通胀的经济效应在经济起飞准备阶段已经释放完毕，经济起飞时期是治理通胀的时候。可见，上述四渠道财政和银行以及利用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辅助与补充渠道，但已无能力成为主渠道。强制储蓄已完成历史使命。寻找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渠道只有别僻途径。第二，国民收入流程格局的变革，居民客观上成为国民储蓄主体。首先，考察初次分配结构的变化：1979年政府、企业、居民各占比重为12．2％、37％和50．8％，到1995年依次转变为9％、25％和66％；其次，考察再分配结构的变化；政府部门在转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45．5％骤降至1988年的2．2％，而个人部门则相应从54．7％猛升至97．8％；最后看最终分配结构的变化：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23．5％、12．1％和64．4％。到1988年，结构变为11．7％、10．8％和77．5％，1995年估计分别为11％、10％和79％。上述分配反映在国民储蓄结构是：1979年政府部门42．8％，企业33．65％、个人部门23．55％；到1995年估计为政府5％，企业24％，居民部门71％。由此可见，中国以“放权让利”与“藏富于民”的改革取向，最终形成了居民客观上是国民储蓄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储蓄主体。在国民收入流程中储蓄主体完成了转换的同时，而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转换严重滞后，从而导致储蓄—投资转化中的三大非对称性，三高债务和三维债务危机，严重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首先，储蓄转化投资的主体非对称，形成银行财政和企业的高债务和债务危机。具体表现为：居民储蓄大于居民投资，造成食利阶层的形成，不利于投资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调整。1995年储蓄比重占71％，而其投资占比仅为15％，相差56％。这部分在没有健全和成熟成资本市场情况下，居民只有选择银行储蓄存款。1995年居民储蓄存款3万余亿元，仅占全社会储蓄总额的77．6％。加之存款保息风险由银行承担，收益由储户享有。因此，使一部分本应作为投资的储蓄变成作为货币食利的储蓄。产业结构所需资金只能从银行那儿获得，实际上影响居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主体功能；财政储蓄小于财政投资，财政被迫高负债，在财政收入占比降低情况下，造成财政债务危机。财政储蓄比重由1979年的42．8％降至1995年5％，但其投资比重由1979年47．2％反降至20％，财政储蓄比重要比其投资比重下降快15个百分点。差额弥补方式就大量发行国债或向银行借款。形成财政的高负债，到1996年6月底，财政累计发行国债7000余亿元，余额达4000多亿元，已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企业储蓄1995年为25％，而其投资占比为65％，比重相差40个百分点。其弥合来源企业直接融资仅占5％，其余95％依赖向银行借款，形成企业的高负债。企业自有资本少，大量的负债既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又只能维护简单再生产，无力更新改造、开发新产品和投资新兴产业，形成企业债务危机。其次，三大经济主体储蓄转化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者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风险约束。如果将中国截止1995年的储蓄投资转化状况，引伸到转化机制运行过程来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大主体储蓄投资非对称转化，其所以得以维持，是由一种居民高债权，国家高债务，企业高成本，银行高利息的“四高”机制在维持着。居民作为一种高债权储蓄存款，将其收入来消费的部分其所以不用作资本投资，而是将钱存入银行。特别是那些20％的人占有70％的存款中，其动机在于不愿承担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转嫁给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又要以高收益从国库和国有银行取得相当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分配额。因此，对这部分居民债权主体来说，他们只存在收益请求权而不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义务。是一种只有收益而无风险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企业作为资金需求主体，在高负债情况下，由于现行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加之无偿还约束，既不得不又自愿以高代价（高利息）通过银行中介向居民高息借贷，形成储蓄投资转化的高资金成本。因此，企业是储蓄转向投资、风险与收益分离的中间环节。即以高成本将居民储蓄现实地转化为投资，由银行付给居民高收益，但将风险交给国家银行和政府财政。政府和国家银行在这里成了对企业经营好坏，亏损破产、通货膨胀等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在这种融资机制下，企业既没有改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也不构成对其强制调整升级产业结构的外在约束。再次，居民储蓄产权清晰与企业投资产权边界模糊的非对称化，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需的储蓄投资转化，主要是通过金融产权交易来完成。一个金融产权边界是否明晰的标志，关键是看其产权的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程度。从上述储蓄产权来看，由于居民储蓄最具排他性和可交易性，且随着其比重的上升，应该说中国金融资产中储蓄产权的明晰程度越来越高。至于投资产权的明晰程度，关键在于投资主体到位程度。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其产权的人格化并没有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它们贷款越多，外源融资占比较高，其产权模糊程度则越大。事实上，当银行将居民储蓄存款中介于那些产权模糊企业时，就必然形成银行硬负债，软资产的结局。这对企业来说是否转换产业没有根本性促进功能。由此可见，在国民收入流程藏富于民时，居民拥有最多储蓄，要让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渠道，关键在于要同时使居民成为最大的投资主体和产权拥有主体。其三，中国居民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现实可能性。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居民已经初步具备成为市场资本的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储蓄源。要将这些储蓄变成现实的投资和产权。根据1995年中国居民拥有的证券资产分析表明，全国上市公司遍布各省、市、自治区、达323只，a股面值120亿元。上市总股本765亿元，市价总值3474亿元；国债3798亿元，企业债券1416亿元，共计债券余额5579亿元和61亿美元；拥有投资基金80余只，市值300多亿元；居民储蓄存款33500亿元，加之居民万亿元的待购货币。应该说居民成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已有了经济基础。同时，经过近几年中国已拥有一批证券专营机构、兼营机构和人才队伍；法制规章正朝着规范健全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居民由现行的储蓄主体同时转化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基本条件已经成

近年来，对于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标准，经济学界进行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有轻型结构、舒展型结构、高效型结构，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开放型结构、自我调节型结构和可变型结构。在正式的文献资料中，关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论述部分，更多的是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关系作为论据。以上的各种判断标准，都是针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某方面的不合理现象而提出的，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感觉还是不够全面和系统。例如轻与重、高与低、封闭与开放、可变性强与弱，都是相对而言的，重型结构不合理很难说轻型结构就一定合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高、第三产业比例低，很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资源条件和消费模式等与发达国家不同等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不合理未必就是导致三次产业比例不同的主要因素。本文对如何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的标准。 一、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适应性标准 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生产是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这个关系必须要搞清楚。作为生产环节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结构，是从产业角度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考察研究，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对社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结构，从而间接地决定了可供选择的消费范围。 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产品或服务结构与社会消费意愿的吻合程度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最重要标准。由于社会的消费意愿很难测量，判断产品或服务结构与社会消费意愿的吻合程度也就变的很困难。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法是，观测最终消费产品和服务中，是否存在短缺和过剩产品及服务，从而间接地判断产品和服务对消费意愿的满足程度。虽然这种判断方法无法区分消费者被迫接受产品和服务以及由于产品和服务质量、价格等原因压抑的部分消费意愿，但是在现阶段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按照上述标准，如果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消费意愿十分迫切，住宅需求是真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技术含量不高、能耗较高的建材产业占较高的比例，也不能简单地判断为产业结构不合理。 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要求产业结构对需求结构不仅仅是静态适应，而且要能够动态地跟踪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快速应变能力也应作为评价产业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例如，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某种商品或服务需求的突然增加，引起该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这时候良好的产业结构应该能够迅速调动各种资源组织对该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提供，来满足这种变化的需求，从而使价格在短时间内基本下降至原来的水平。这种从价格开始上涨到基本恢复到原来水平的周期长短是反映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柔性的重要指标。 由于消费需求和生产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生产又反作用于消费需求，因此合理的产业结构还应当具有发现潜在消费意愿，引导消费需求适应当地资源条件,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二、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匹配性标准 生产是沟通社会大众消费和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等）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作为生产重要实现形式的产业结构，在适应社会大众需求结构的同时，必须与各种生产要素很好地匹配。 按照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属于外生性的生产要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条件差别很大，这种要素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某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特定产业上的优势和劣势地位。良好的产业结构应当是充分发挥优势生产要素的作用，尽量降低劣势生产要素的影响，为提高产业竞争力谋求基础优势。例如，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比欧洲国家具有基础性的优势。在我国北方严重缺水的地区，大力发展高耗水产业，造成工业与居民生活用水冲突，大量超采地下水、地面沉降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原来对产业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初级生产要素正逐步让位于高级生产要素。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术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日本就是充分利用其科学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避开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劣势，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典型。 优势生产要素是否已充分利用，短缺生产要素和资源是否被过度开发使用，是判断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结构是否匹配的重要标准。优势生产要素是否充分利用和优势生产要素是否短缺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而后者不是。欠发达地区和国家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差距，不仅是优势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优势生产要素缺乏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落后地区或国家，优势生产要素的培育是比产业结构调整更为紧迫的问题。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学技术要素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需要下大力量培育科技要素，缩小差距。但是科技要素的培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没有取得科技要素优势之前，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就不能当作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标志，因为优势生产要素缺乏带来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生产要素配置的办法来解决。 三、产业内部之间的协调性标准 不同的产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各产业内部以及各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是否协调是评价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在理想的产业结构状态下，应当是每个产业所需要的投入（实际为其他产业的产出或自然资源的投入）都能得到充分满足，即不存在瓶颈产业；每个产业的产出又刚好能满足其他产业投入和最终消费的需求而且没有过剩，即不存在过剩产业。同时存在瓶颈产业和过剩产业，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标志。 如果只有瓶颈产业而没有过剩产业，则说明生产要素已充分利用，仍存在无法满足的需求，这属于生产要素不足的范畴，不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应该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既生产要素的配置合理化）。同样只有过剩产业而没有瓶颈产业，也不能简单判定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瓶颈产业意味着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已没有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开发新的需求、扩大现有需求，手段主要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既要素配置）手段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大部分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基本建设中的设备大多需要进口的现象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笔着认为，对此问题应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对于国内具备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技术、资金、管理、经营），而仍需要大量进口，可能和当前管理体制导致生产要素配置错位有关，属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范畴。对于国内缺乏某种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大量进口（如缺乏核心技术、规模不经济等），则不能看作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其实质还是必须生产要素的缺乏，需要通过要素培育来解决。具体分析我国的设备进口情况，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进口都属于国内必要生产要素缺乏型的进口，产业结构不合理并非主要原因。[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lunwentianx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