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列传论文格式

《史记·信陵君列传第十七》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人很容易被职业定型，讲究专业之下，古代淹通博知的“通儒”，或中古西方兼擅不同领域的“文艺复兴人”，都极难见诸今日。“专精”当然没什么不好，对社会来说，每一份子的专精，就是整体进步的基础；但单就一个“人”来说，心力、知识太过集中在一个地方，往往会让眼光随之狭隘，心灵日渐局蔽，造成与他人、社会，乃至天地的隔阂。周志文当然有工作上的专业，但却不易以某个职称范围之，他任教上庠多年，无疑是个学人；又常在报端媒体发表作品，小说、评论、散文等结集成书者各有数种，当然也拥有文人的资格；对音乐、绘画也有甚深见解，极早就为报纸写艺评。但周志文作为一个学者，却不在乎各种奖助的业绩，不立山头，不争地盘；身为作家，他鲜少谈论自己的作品，更别说“打书”了，文稿一经出版，便完全放手，让作品与读者自行接触，绝不饶舌介绍。这些行为，都与当下一般的学者、作家不同。所以要定立他的身份，倒不如用传统的“士”来说明。今天习惯用“知识分子”来格义传统“士”这个观念，但两者毕竟是不太相同的，除了深厚的知识外，传统的士人，总得能写一笔好字，对音乐艺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文学上要有拿得出来的表现。才艺学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士”必须是一个有理想与原则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尚志”。然而有理想，免不了惄如疢如地忧时怀民；坚持原则，免不了磕头碰脑地遇到许多挫折；高尚其志的结果，当然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这些现象，周志文大概都有。“忧时”大概是中国士人最常见的情感了，他们对世间有无比的热情，以国家的休戚、百姓的苦乐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安危治乱上。他们目光敏锐，看到许多危乱的病根与潜伏的祸患，免不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手上又没有权力势位可以解患矫弊；纵使揽辔登车想要澄清天下，但易退难进的性格，使他们不能也不愿参与权力斗争，而有权力的人也未必想听，或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只能将这些忧患转为文字著述，期待有一天能被注意。从作《易》者的忧患，到黄宗羲处明夷之时而“待访”于将来，莫不是这个道理。周志文文如其人，冲澹恬静，从不用贾谊“天下大事可堪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那样耸动的言词，但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时事世情的忧虑。但忧时向来不能发挥什么实质上的作用，滔滔天下，不能家喻而户晓，即使焦唇弊舌，依然是没多少人理睬的。如此一来，焉能不寂寞？周志文的散文，从笔调到内容，几乎时时可以感受到寂寞，这种寂寞，大多来自周志文的不与俗同，倒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品味太过精致高华，饮茶、音乐、思考，莫不如是。认真品味，原本是文化提升的必然现象，但在一个粗糙的时代，讲究品味是违俗逆时的事儿，我们习惯将价值信托给价格，把美感交付给流行，至于是非善恶，则选择一个群体投靠，一如投身庄园的中古农民，放弃身为人的自由，以换取心理上的安全感。习惯KTV的耳朵，怎能分辨演奏家指下的表情？嗜好声光影像的眼睛，如何判断画中简单的线条？政商广告过度刺激后的情绪，焉得察觉幽微细腻的情思？流行以外的精致，我们既没能力，更没兴趣。在举世齐唱下里巴人的时代，周志文仍旧不愿随俗地讲些大家听不太懂的话，所以他的书从未登过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意见，从未被多数人接受，大部分人甚至根本不在乎他说了什么，其孤寂自是难免。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世莫我知的寂寞，当然不自周志文开始，而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论语》中最能见圣门气象的“浴沂风雩”章，肇自孔子对着子路、曾晳等学生的一段问答，原文是这样的：“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移为白话，大概是“别认为我年纪稍长于你们（而不敢放怀直言），你们平日常说‘没人了解我’，假如有人了解你，愿意用你，你们将有什么作为呢？”这里面“居则曰：‘不吾知也’！”很传神地描摹出了孔门弟子世莫我知的不甘。子路等人虽然不为世用，但并不寂寞；虽然心有不甘，但不至于悲怆，因为上面有孔子这样的老师，身边又有志同道合的友朋；然而后来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最为典型的是屈原，整本《屈赋》，几乎无处不在呐喊时乖俗逆，不为人理解的痛苦。因此，“求知音”便成了千古以来知识分子的共调，伯牙绝琴于子期的故事，被一遍遍地引用；但知音难逢，岂是努力寻求即可获得的？所以寂寥之士只能将目标放在渺不可知的其他空间，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或寄托于遥不可及的未来，如司马迁的“以俟后圣君子”。这些求觅知音的背后，正藏着无数寂寞的心灵。照理来说，伴随世莫我知，知音难求的悲凉，自然极容易兴起另一种文学主题：怀乡。怀乡在传统的诗词歌赋中数不胜数。所谓的怀乡，自然是生长环境的家乡，但中国的怀乡之作，却远不止这个层次。怀乡，是因为人在异乡；而“异乡”，并不只是地理坐标上的意义，更是心灵上的存在感受。所谓的“异乡人”，表面上固然是指独居客地的人，但更多时候，“异乡”是由主观心态上形成的。无论身处故里或是异地，只要周围没有知音、没有了解我的人，那么这个环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一个理念不能被了解、感情没有交集，甚至连语言都无法沟通的异乡。既然是怀乡，免不了会在故乡与异乡间作些对比，通常将心目中的故乡写得祥和美好，而异乡则是幽冷阒黯，像王粲登楼所见的异乡荆州便是“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以景写情，对照出身在异乡的寂寞愁苦。周志文当然有心灵的故乡，笔下那些伟大的音乐艺术，以及精彩的人物事迹，无不展现作者故乡的生气勃然与丰盛多姿。但有趣的是，周志文作品中很少有“异乡”之感。即使在更为异乡的异乡布拉格，似乎也没见到周志文有什么异乡人的感觉。在布拉格的一年，不是没有沮丧，但主要的基调，却是徜徉在布拉格璀璨耀眼的建筑音乐人文历史之中，大有“此间乐，不思蜀矣”之感。所以，虽然周志文的散文时时有着寂寞，时时有着对故乡的向往，却看不太到他对异乡──现实环境的愤懑与怨怒。周志文对存在环境的感受，呈现了逐渐平和的趋势，《三个贝多芬》（1995）中，还不时可以看到周志文对时局、文化的不满，以后，就很难看到这类谴责性的口吻了。这不是说此后的文章开始“未央歌”化，周志文依然直视人性的幽暗面，但对社会与个人的种种不善，不再诟斥责难，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同情，乃至于衷心忏悔，甚至连造成大灾难的纳粹、文化大革命，都以向内的反省戒惕取代了向外的指责。有了美好的心灵故乡，仍能对现实环现不疏离，不怨怼，随遇而安，这是相当难能的。周志文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他特别能欣赏或同情他人，不管是煊赫一时的大人物或是微不足道的小老百姓。他的同情，不是站在优势地位的滥施怜悯，而是“彼亦人子也”，那种以同为“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同其情。这种视角之下，无论是卑微鄙琐的小人物、巨奸大猾的坏蛋，都有身为人的一面，既有人的脆弱，也有人的善良。因为这种同情，所以使得周志文特别能看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人物。钱宾四先生说我国历史，特别看重一些“无表现之人”。所谓“无表现之人”，是指那个人并未在所处当下的政治、社会有所作为，像是夷齐、颜渊，对殷周鼎革，春秋兴坏，绝无贡献，甚至关联性都极少，如果以记录历史大事为标准，原本是没资格进入史书的。但司马迁却将他们写入了《史记》。此例一开，以后的二十五史，也都为这些“无表现之人”另辟汇传。为什么史家特别重视这些人呢？原因无他，因为社会的治乱、百姓的苦乐，并不是只靠政治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最多只能满足人类动物性的存活（而此一存活，又蕴涵了更多的不安定），而这些无表现的人，反而能指出向上的路，说明我们除了动物性存活外的更高可能。周志文的散文，也爱写“无表现之人”，像是平常我们不会注意的小人物，在庞大的交响乐团中，将注意力放在伴奏位置的长笛手（《长笛》）；在舞台上，将目光转向巨星背后的伴舞者（《配角》）；在社会上，不讨论政商名流，而写小巷里的算命师、公园中的老人、地下道的小贩、出租车司机，甚至对草木鸟兽，也撇开松柏竹菊等传统诗词的千年主角，或潮流当红的玫瑰、兰花，而写一些随处可见的相思树、野姜花，乃至过猫、马齿苋等野菜。即使写到了富贵的牡丹、营销全球的郁金香，也一定要黜落人工精心培育后的国色，别有寓意地强调土生野长的美。倒不是因为受“五四”影响，带着知识分子赎罪的心态去写小人物，而是真从小人物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像是在理发妇人身上可以看到天使（《皮匠与理发师》），从乞讨者的姿势看到了赎罪（《布施》）。《配角》中说：“我愈来愈注意在主轴之外可能发生的故事，在其间，原本是配角的人常常扮演主角的角色。”这与年鉴学派的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不应该将焦点放在英雄人物身上，而该注意长时间的一些东西，像是社会制度与时代心态，乃至气候地理，因为真正决定历史事件的，正是这自然环境、制度文化与庶民思想。周志文当然不是年鉴学派，但他笔下这些无表现的人所展现或美或丑，或同或异，种种平实凡庸的表现，反而是许多历史事件的源头。但周志文也不是全然悲观，另一篇《警语》，记载了与光头党的邂逅。光头党源自德国，可算是纳粹种族意识的余裔，因为经济因素或某些情绪，总以仇视或攻击外国人来宣泄无名的愤怒。在布拉格时，朋友警告他小心当地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结果周志文遇到的光头党，却是晒着太阳，拿香蕉逗小孩玩儿，周志文的结论是：“一个在和暖的太阳底下吃甜甜的香蕉的人，一个爱逗小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至于对其他族类做出什么仇恨或暴力的动作吧！”周志文笔下的一般人，虽然有愚昧、冷漠等各种缺点，但只要一点美的感召，人性中温情善良的一面，依旧会出现的。王尔德说：“在惠斯特勒的画出现前，伦敦没有雾。”天地万物，虽然有着物理性的存在，但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必须透过某些观念，才能看到种种现象，了解它们的意义。换句话说，得要先有那些心思敏锐的聪明人，为我们架构出一个观念，我们才能看到某些价值。《易·乾·文言》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就是这个道理。文学的功用之一，正是让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读周志文的散文，就经常可以获得这方面的惊喜。也正因这种敏锐的同情心，使得周志文对逝去的过往，有着特殊的掌握。周志文的散文，经常有种沧桑感。东海变为桑田当然是可能的，只要给地球足够的时间；但生活在都市，却根本用不着地理时间，只要数年工夫，人文景观便能给我们足够的沧桑之感，这便经常成为周志文书中的底色，比如学校的图书馆、巷口的海产店，无不在写生活周遭的沧桑。这种今昔的比勘，呈现出来的不止是景观的变化，更多的是某种东西的失落。周志文对一些美好事物的消逝，是极为敏感与重视的，但沧桑本是世间常态，变化更是时光推移的必然，《新天堂乐园》说：“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任谁也没有办法挽回。附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东西，也一个个地被带走，终于一个也不剩。对于这件事，只有如安东尼奥尼说的：‘我们只有调整自己去适应它。’面对变异世界的一切事，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但周志文的散文似乎并不甘心只是被动地适应，反而努力地“记录”，想要透过翰墨，替已然逝去的东西留下泥爪，让后死者与于斯文。人世的一切美丑善恶，文化的各种意义，都必须依附事实方能显现，而事实则有待被人意识之后才算存在，而意识则靠我们的记忆保存。如果记忆消失，历史不复记载，那么对人而言，事实等于从未存在，意义也就跟着丧失；意义的丧失即是文化的死亡。对此，周志文显然是极端关切的。“记忆有点像漫漶的石碑，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迹都慢慢不见了，到后来，石碑的模样也整个变了，只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横放在地上，让人家当垫脚用。”对记忆与历史，周志文是充满焦虑的，反映在散文中，便是好写过往，经常是当下有所见闻，便拏着过往的经验知识相互比勘，从而产生各种情思感触。稍有年纪的人，大概都喜欢追忆过往，何况是有着三千年记忆的周志文。但他记录过往，不是好汉吹嘘当年之勇，也不是白头宫女指点昔日繁华，更不是《洛阳伽蓝记》的铜驼荆棘；周志文笔下所有过往的起点与终点，是在当下。人不能失去记忆，但记得就一定好吗？有道是：“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有些东西，忘却了反而好，时过境迁后，倒也了无挂碍；但周志文记得，所以饱尝了几十年的折磨。所以他说：“还好人的记忆有限，一些伤痛的事，过一段时间就会忘了，深藏在内心的事，久不提起，也就淡了、忘了，最后终于消失……再严重的悲伤，包括国恨家仇，在时间的淘洗下都会消失无踪的。”（《像风一样》）我们之所以痛苦，除了生物性的压力外，很重要的另一来源，便是记忆，减少一些记忆，就减轻一些负担，日子将过得更逍遥自在。证据在另一篇《蒲公英的族裔》：吉普赛人因为没有记录，没有历史，所以无法团结振作，千百年来受尽欺压；但也正因没有历史，不记录苦难，使得吉普赛人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天都能快乐而轻盈地过着日子。人毕竟不能真的没有记忆，我们靠着记忆才能定位当下，解释现象，建构未来，了解存在的价值。但记忆却又是不太可靠的，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与心理因素模糊、消失、纠缠、偏颇；至于集体的记忆，也就是历史，未必比脑神经的传导与储存可靠，更可能因为时空的转变、情感的作用与人为的操作，而遗忘、误植，乃至于扭曲。记忆与历史决定我们的存在感受，因此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但人又善于选择性地记忆与遗忘，有意无意地扭曲过往。如果所记得的都是丑陋、痛苦与仇恨，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借用章学诚的书名《文史通义》，不但六经皆史，文士翰墨、词人篇什，莫非史录。前人说“《诗》亡而《春秋》作”，在拥有历史发言权者陷入意识形态或零碎化的今天，周志文以散文点出这个时代我们所忽略的一面，其用心，或可说是“《春秋》亡而《诗》作”了。

原文如下：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巿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巿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兵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首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籣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译文如下：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王的异母弟弟。昭王去世后，安王继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当时范雎从魏国逃出到秦国任秦相，因为怨恨魏相魏齐屈打自己几乎致死的缘故，就派秦军围攻大梁，击败了魏国驻扎在华阳的部队，使魏将芒卯战败而逃。魏王和公子对这件事十分焦虑。公子为人仁爱而尊重士人，士人无论是才能高的还是差的，都谦逊而礼貌地结交他们，不敢以自己的富贵（身份）慢待士人。几千里内的士人都争着归附他，招来食客（竟达）三千人。这时候，诸侯由于公子的贤能，又有很多食客，十几年不敢兴兵谋取魏国。有一次，公子跟魏王正在下棋，不想北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将进入边境”。魏王立即放下棋子，就要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公子劝阻魏王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又接着跟魏王下棋如同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可是魏王惊恐，心思全没放在下棋上。过了一会儿，又从北边传来消息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魏王听后大感惊诧，问道:“公子是怎么知道的？”公子回答说:“我的食客中有个人能深入底里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有什么行动，他就会立即报告我，我因此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魏王畏惧公子贤能，不敢任用公子处理国家大事。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七十岁了，家境贫寒，是大梁夷门的守门人。公子听说这个人，前往邀请，想送他厚礼。侯嬴不肯接受，说：“我几十年重视操守品行，终究不应因做守门人贫困而接受公子的钱财。”公子于是摆酒大宴宾客。（宾客）就坐之后，公子带着车马，空出左边的座位，亲自去迎接夷门的侯生。侯生撩起破旧的衣服，径直登上车，坐在左边的上位，并不谦让，想用这（一举动）来观察公子（的情态）。公子手执辔头，（表情）愈加恭敬。侯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街市的肉铺里，希望委屈（您的）车马顺路拜访他。”公子便驾着车马进入街市，侯生下车拜见他的朋友朱亥，斜着眼睛偷看（公子），故意地久久站着与朋友闲谈，暗中观察公子（的表情）。公子的脸色更加温和。这时，魏国的将相、宗室等宾客坐满了厅堂，等待公子开宴。街市上人们都观看公子手拿着辔头。随从的人都偷偷地骂侯生。侯生观察公子的脸色始终没有变化，才辞别朋友上车。到公子家中，公子引侯生坐在上座，把宾客一个个介绍给他，宾客们都很惊讶。酒兴正浓的时候，公子起身，到侯生面前祝酒。侯生于是对公子说：“今天侯嬴为公子（打算）已经足够了。侯嬴（我）本是夷门的守门人，公子却亲身委屈车马去迎接我，在大庭广众之间，（我本）不应该有过访（朋友）的事情，现在公子却特意地（同我）去访问朋友。然而，侯嬴是为了成就公子的名声，才故意使公子的车马久久地站在街市里，借访问朋友来观察公子，公子（的态度）却愈加恭敬。街市的人都以为侯嬴是个小人，而以为公子是个宽厚的人，能谦恭地对待士人。”于是酒宴结束，侯生便成为上等宾客。侯生对公子说：“我访问的屠者朱亥，这个人是个贤能的人，世人不了解他，所以才隐居在屠市之中。”公子拜访朱亥，多次请他，朱亥故意不回拜，公子感到奇怪。魏安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经击破了赵国长平的军队，又进兵包围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多次送信给魏王和公子，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率领十万部队援救赵国。秦王派使者警告魏王说：“我攻打赵国，朝夕之间将可攻下，诸侯（有）敢于援救（赵国）的，（待我）拿下赵国之后，一定调动军队先去攻打他。”魏王恐惧，派人制止晋鄙，使军队留在邺城筑垒，名义上是援救赵国，实际上是观望双方（的形势）。平原君的使者车马相连地往魏国，（平原君）责备魏公子说：“赵胜（我）所以自愿地攀附（公子）并结为婚姻的原因，是由于（我）认为公子有高尚的节义，是能够解救他人的危难的。现在邯郸城朝夕之间将要归服秦国，而魏国的救兵却没有到达，公子解救人危难的精神何在!况且，公子即使轻视（我）赵胜，抛弃（我），使（我）归服秦国，难道不怜惜你的姐姐吗？”公子为这件事忧虑，多次请求魏王（出兵），他的宾客有辩才的千方百计地劝说魏王。魏王怕秦国，终于没有听公子（的劝谏）。公子自己估计终究不能说服魏王，决计（自己）不单独生存而让赵国灭亡，于是约请宾客，准备车骑百余辆，想带着宾客前往抗击秦军，与赵国共存亡。（信陵君）路过夷门，见到侯生，把想同秦军去拼死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侯生）。然后，（与侯生）诀别而起程，侯生说：“公子努力吧!老臣不能随从（前往）。”公子走了几里路，心中很不舒服，想道：“我对待侯生的礼节也算够周到了，天下没有不知道的，现在我将要战死而侯生竟然没有一言半语送我走，我难道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吗？”于是又带领车骑返回，询问侯生。侯生笑着说：“我原知道公子会回来的。”接着又说：“公子喜欢士人，名声传遍天下，现在有了危难，没有别的办法，却想到同秦军去拼死，这好比把肉投给饥饿的老虎，能有什么功效呢？（如果这样），还要门客做什么呢？然而公子对待我很优厚，公子前往而我竟没有相送，因此知道公子会因为感到遗憾而再回来的。”公子连拜两拜，请教（侯生）。侯生才屏退众人悄悄地说：“侯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而如姬最受魏王的宠幸，（每天）出入魏王的卧室，以她的条件能将这东西偷出来。侯嬴（我）又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如姬立意报仇已经三年，从魏王以下都想为她父亲报仇，没有做到。如姬对公子哭诉（此事），公子派门客斩掉她仇人的头颅，献给如姬。如姬想为公子去死，在所不辞，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只要公子开一开口，请求如姬（相助），如姬必定许诺，那么，就可以得到虎符，夺过晋鄙的军权，北边援救赵国，西边打退秦军，这是五霸的功勋啊!”公子听从了他的计策，请求如姬（相助）。如姬果然盗得晋鄙的兵符给了公子。公子启程时，侯生说：“将军在外（作战），国君的命令也有不接受的，（这样）对国家有好处。公子合上兵符之后，如果晋鄙不把兵权交给公子，却再次请示魏王，事情就一定很危险了。我的朋友朱亥可以同公子一道（前往），这个人是个大力士。晋鄙如果听从，极好；如果不听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于是公子哭了。侯生说：“公子怕死吗？为什么哭呢？”公子说：“晋鄙是一个有威势[叱咤风云]的老将，（我）前去，恐怕（他）不听从，那就要杀掉他，因此才哭泣!哪里是怕死呢!”于是公子邀请朱亥。朱亥笑着说：“我本是街市中一个拿刀的屠夫，而公子多次亲自慰问我，我没有回报的原因，是（我）以为微小的礼节没有什么用处。现在公子有了危难，这正是我效命的时机呀!”于是与公子同行。公子到侯生那里辞别。侯生说：“我应当跟随（公子前往），因为年老而不能（前去）。请（让我）计算公子的行期，在到达晋鄙军营的那一天，我将面朝北而自杀，凭借这个给公子送行。”公子于是出发了。到了邺城，（公子）假传魏王的命令取代晋鄙。晋鄙合上兵符，怀疑这件事，举手看着公子说：“现在我率领十万部队，在边境屯军，这是国家的重任，现在你单车来代替我，怎么回事？”想不听从（公子）。朱亥袖里藏着四十斤重的铁锥，打死了晋鄙。公子于是掌管了晋鄙的军队。约束士兵，在军中传达命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生子没有兄弟的，回去赡养（父母）。”于是得到精选的士兵八万人，进兵攻击秦军。秦兵解围而去，于是解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边境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筒和弓箭为公子作向导。赵王拜了又拜说：“自古贤德的人没有比得上公子的。”在这时，平原君不敢把自己同信陵君相比。公子与侯生诀别之后，到了（晋鄙的）军营，侯生果然面朝北方自杀了。魏王对公子盗走他的兵符，假传命令杀了晋鄙，很恼怒，公子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击退秦军保全赵国之后，派将领统帅军队回到魏国，他自己却与门客留在赵国。赵孝成王感激公子假托君命夺取晋鄙军权从而保住了赵国这一义举，就与平原君商量，把五座城邑封赏给公子。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露出了居功自满的神色。门客中有个人劝说公子道：“事物有不可以忘记的，也有不可以不忘记的。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假托魏王命令，夺取晋鄙兵权去救赵国，这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劳了，但对魏国来说那就不算忠臣了。公子却因此自以为有功，觉得了不起，我私下认为公子实在不应该。”公子听后，立刻责备自己，好像无地自容一样。赵国召开盛大欢迎宴会，赵王打扫了殿堂台阶，亲自到门口迎接贵客，并执行主人的礼节，领着公子走进殿堂的西边台阶。公子则侧着身子走一再推辞谦让，并主动从东边的台阶升堂。宴会上，公子称说自己有罪，对不起魏国，于赵国也无功劳可言。赵王陪着公子饮酒直到傍晚，始终不好意思开口谈封献五座城邑的事，因为公子总是在谦让自责。公子终于留在了赵国。赵王把鄗（hào，耗）邑封赏给公子，这时魏王也把信陵邑又奉还给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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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所记载人物往往是在政治、军事上名声显赫的人物，偶尔涉及小人物，但着墨不多。而《史记》第一次运用巧妙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们展现了千姿百态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在《魏公子列传》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有二十个，作者着重描写的有信陵君、侯赢、朱亥、平原君、魏王等十三人，他们形态各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魏公子列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魏公子列传》主要塑造了“魏国公子”信陵君和“夷门监者”侯嬴这两个社会地位极为悬殊的历史人物，从而表现了作者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仁爱谦和、知人善任的政治理想，以及忠于知己、见义勇为，视死如归，报效国家的道德观念。以下将从信陵君及侯生这两位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来做分析。（一）信陵君信陵君，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一，也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他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而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中，他也表现出以下的性格特征：1.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信陵君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士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便开篇作者是对信陵君的介绍和评价。其次在“公子与魏王博”的事件中，对“赵寇至”这一消息的不同反应。魏王是紧张担忧，而公子却是胸有成竹、遇乱不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聪颖过人、料敌如神，而是由于“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最后，再通过“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写出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厌恶和嫌弃，恰恰相反，他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以待。如此异常尊敬和谦恭，实在难能可贵。2.见义勇为，救人急难在秦国“进兵围邯郸”的危急时刻，平原君是“数遣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 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表现了他的焦急；魏王则是“恐”和“畏”，表现了他的自私和懦弱。而信陵君，“数请魏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于是他得到虎符，“矫魏王令”，杀晋鄙，整军队，率军救赵 都表现了信陵君见义勇为，舍生相救的高贵品格。3.善纳良言在窃符救赵这一事件中，侯赢提出了策略，“公子从其计”。从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信陵君从谏如流，纳纳善言的性格特征。在留赵期间，公子志得意满不愿回赵，有门客提出意见后公子虚心采纳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至于在信陵君救赵的刀光剑影中，虽然记叙较为简练，但却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救人急难的高尚品德，形象地写出了他是个有勇有谋的治国人才：所以才完成了窃符救赵的大任。（二）侯生1.地位低贱，品行高洁。传中首先介绍了侯嬴低下的社会地位：“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对公子的“厚遗”“不肯受”，对贵族公子的热情礼遇，他认真的考察，表现了他的沈稳老练。但当他发现信陵君不仅态度谦恭，而且心地真诚之后，他便也以诚相待，并发出了由衷的赞美。2.远见卓识，足智多谋。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主要依仗于侯嬴，否则，信陵君等人必将落得“肉投馁虎“的结果。对于入晋鄙大军中的结果他也预料得十分准确。3.忠于知己，死而无怨。公子将率门客救赵时，他对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果真，当魏公子至晋鄙军时，“侯生果北乡自刭”。这都表现了侯赢为知己而死的崇高精神。二、《魏公子列传》的人物塑造方法（一）、通过外貌和神情展现人物外貌与神情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作者在深入研究研究考察和翻阅史料典籍的基础上，从而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迎侯生一事中公子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侯生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写出了信陵君的求贤若渴和侯生对公子的试探之心以及他本人高尚品格；在救赵行动成功后，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都通过对人物表情的描写将其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邺城公子将兵符交给晋鄙核对时，晋鄙“举手视公子”几个字加以刻画，这样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把一位嚄宿将当时当地惊奇、自信、决不轻易交出兵权的神态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谓神来之笔。此外，写张良时，用“状貌如妇人好女”来概括；说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司马迁对人物外貌的描写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的相貌。《廉颇蔺相如列传》 写蔺相如出使秦国，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这些生动的描写，使读者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二）、运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魏公子列传》塑造人物形象，固然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但是司马迁对表现人物性格无关的具体过程，如如姬盗兵符，魏公子战败秦军，则一笔带过，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能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描写上。他用那支传神之笔，将人物描绘得须眉毕露，栩栩如生。在表现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特征时，主要运用行动的描绘，在“迎侯生”的重要情节中，信陵君没有讲一句话，全部通过动作细节来表现：“往请”、“ 置酒”、“ 自迎”、“执辔”、“ 起为寿”。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举动是“为寿侯生前”。侯嬴考察公子时，侯嬴的举动是“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其的神情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还例如：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魏王有难，请公子回国，公子诫其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毛、薛二公进谏时，“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的反应等，这些细节，一方面表现出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不但无损于传中人物的形象，相反的，却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进一步深化了本传的主题思想。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我们写作文时老师也总是强调这一点。细节描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 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追求。又如 《司马相如列传》 中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体现了卓文君的复杂心理，寥寥数语即使人物凸现了出来；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三)、运用对比手法衬托人物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相扶。”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宾衬主，以次衬主，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就会使主体更突出、更美好，从而收到美的艺术效果。为了突出魏公子的形象，本传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有力地映衬了信陵君的形象，犹如烘云托月。如在“公子与魏王博”的轻松气氛中，突然传来“赵寇至”的紧迫消息。魏王的反映是：“释博”、“心不在博”；而公子的反映却是：“止王”、“复博如故”。赵王的胆怯多虑与公子的贤能从容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待毛公与薛公的态度上，公子轻装简从与他们结交，三人相游甚欢。平原君获知此事后，却在公子姐姐那里大加批评，指责公子不过是与市井小民厮混的妄人。至此，平原君之浅薄无知与公子的礼贤下士也形成了对比；在筹划杀将得兵之计中侯赢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善、真诚仁爱，又是一种对比。作者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作为陪衬．众星捧月般地对魏公子起衬托作用，使魏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呼出欲出。此外，《留侯世家》 中，汉初“三杰”的命运也形成了对比，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毫发未伤。张良深知“敌国灭，谋谋臣亡”的道理。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他是一个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典型，与工谋于天下，拙谋于自身的韩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苏秦列传》 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由此二人的命运形成的对比；《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在典型事件发展中塑造人物司马迁善于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能代表其历史功过与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和渲染，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鲜明、生动地突出出来。《魏公子列传》 中“窃符救赵”比较典型，在情节的发展中，信陵君侠义仁爱、急人所困，侯生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如姬知恩图报的大无畏精神，朱亥舍身相报的义勇精神都—一表现了出来。在公子亲自驾车迎侯生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公子礼贤下士、谦虚仁爱的品格。别侯生救赵一事表现了公子从谏如流，善纳良言；奔赵战秦军表现公子舍生忘死，救人急难。对侯嬴的刻画亦是如此：公子来访，刻意“观公子”表现了侯生虽地位低贱，但品德高洁；对于救赵一事为公子谋划，表现他远见卓识，足智多谋。最后“北乡自刭”表现侯生忠于知己，死而无怨。还有屠夫朱亥，侯嬴介绍朱亥的贤能，信陵君“数请之”，而朱亥“不复谢”，写出他的骨气，他的坚贞，同后文相照应，表现他不以“小礼”回报恩义，而终能在公子有大事时出来鼎力相助的义勇精神。这样，人物性格便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明显收到形象具体，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项羽本纪》 中家喻户晓的故事“鸿门宴”也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这场力与智的冲突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奸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豪爽，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魏其武安侯列传》 中最精彩的就是魏其设宴、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情景。其中，灌夫使酒骂座，使一个热闹欢快的场面，由于贵族矛盾的爆发，而引起激烈冲突。田蚡傲慢无礼，窦婴的顾虑忍让，灌夫的鲁莽直率，以及其他官员的趋炎附势，都在冲突中暴露了出来。此外，《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环境和场面描写，也烘托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五）、《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 苏洵称赞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这种写法使得人物有血有肉、形象完整。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通史，往往可能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魏公子“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典型。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着力刻画了他如何与夷们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游，如何“从博徒、卖浆者游”突出了他这一点。但是这位仁厚爱士的公子也有名不副实的行为，在《范雎蔡泽列传》 中司马迁记叙了他因惧怕秦国，而不敢收留被秦国追捕的魏齐，这是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如《高祖本纪》 主要写刘邦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正面表现了一代开国帝王的风采。而其 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增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色，好美姬”，并且写了刘邦的无情和无赖，为了自己逃亡竟将儿女推下车去。父亲被抓，面对项羽的要挟，刘邦提出“则幸分我一杯羹”；关于秦始皇身世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秦始皇本纪》 和《吕不韦列传》 形成“互见”，共同存疑。《秦始皇本纪》叙述道：“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在《吕不韦列传》中叙述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此外， 如《绛侯周勃世家》 写周勃之功，详细罗列他随高祖皇帝东征西讨所立的大小战功几十次，而对他的主要功绩诛吕安刘只是几笔带过，以“互见法”详记在其他篇中。初看似乎不合理，细想就会理解，作者是有意突出周勃的战功只多。（六）、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 作家在运用语言、行动描写人物时，依据情节和性格特征的需要而有所侧重。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在《魏公子列传》中体现不是很明显，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很容易看出，如《淮阴侯列传》 中漂母给韩信食物，当韩信说日后将要报答她时，“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里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却将这个封建社会之下普通的漂母而赋予了一层侠义精神，表现了下层劳动妇女的朴实善良;《张仪列传》中，当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他的妻子说道：“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幽默地回答道：“视吾舌尚在乎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张仪被辱后的幽默、风趣，与其妻子戏谑的情状，对读书游说不动摇的意志，已然再现，寥寥几笔，内涵丰富，耐人咀嚼。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表现了他的贪婪狡诈；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陈涉“苟富贵勿相忘”“雁雀怎知鸿图之志”“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一方面体现了他阶级感情又表现陈涉瞧不起同伴，另一方面用燕雀怎知鸿图之志，作比喻，符合其身分，富于煽动性，不相信人的富贵是由家庭决定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人物的塑造，主要是在具体的外貌与神情描写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对比中，在典型事件的发展中，在人物语言的运用及巧妙的“互见”手法中完成的。《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2月；[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3].苏洵:《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杨编《历代名家评史记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3月 ；[5]《史记评议》 李景星、陈永品点校整理，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 。[6]司马迁：《史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联系地址：江苏省 邮编： 电话：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