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务毕业论文案例分析

摘 要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法律对其具体适用条件却规定不清，以致于在实务中司法人员适用混乱。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实体法与程序法对“悔罪表现”的不同适用规定以寻求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解释方法。其次，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其盲从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活动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只有当实体法与程序法达到协调状态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制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关键词 未成年人 案件 附条件不起诉 悔罪表现作者简介：霍婷、周仪，南昌大学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05321世纪以来，技术革命冲击了传统社会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成年犯罪率的飙升就是突出的热点之一。社会环境迫使大批走投无路之人实施犯罪，也逐渐松动了报应刑论所坚持的行为人具有完全的自由意识因而有罪必诉的基础观点。在司法改革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刑罚并非预防犯罪的最佳手段，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才是良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创新起诉制度以实现非犯罪化。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也曾分析得出温和的、社会化的矫治方法更有利于降低重复犯罪率的结论 ，这也印证了此项制度的可行性。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三项要件即罪名、可诉性和悔罪表现。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悔罪表现在此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实体法亦或是程序法都未对此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对当前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一、悔罪表现具体内涵的选择冲突对于何为“悔罪表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张明楷教授认为是指在犯罪后以一定的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悔恨 ，但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认罪与忏悔，因此悔罪表现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并希望改正 。更有人提出，悔罪表现不应该只停留在主观心理感受层面，必须以客观行动表示出来，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这种种说法，检察院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三要件时，究竟要以谁为准？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以及地区不同，司法官员基于自己的认知所做出的选择无可避免的具有差异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则更多的趋向于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悔罪表现直接与《刑法》第72条缓刑中的悔罪表现相等同。持此观点者认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悔罪表现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证明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危险，所以可以等同适用，这是诉讼法与程序法衔接的一个体现。但笔者认为，其一，由于两种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即使指向同一目的，也不可以等同适用。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即缓刑是独立的刑种，由法院宣告，实行社区矫治。而附条件不起诉是一种独立的起诉制度，体现了检察院的出罪权。其二，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标准应低于缓刑的要求。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刊登的某案例为例 ，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宇在工作过程中因琐事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吵，将被害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后小宇投案自首，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悔罪态度始终不好，表示不道歉。若按照缓刑中悔罪表现的标准来衡量此案，则无论如何小宇也无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可如果对小宇的生活经历简单了解后，我们将很容易得知其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不管不教，因此性格倔强冲动，不善与人交往的结论。当今社会还存在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极端，但由于年龄小，则很容易通过教育来纠正他们的价值观。如果法律仅是冷冰冰地给予惩罚，反而会助长逆反心理，加剧社会的不和谐。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之衔接冲突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悔罪表现上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衔接问题的另一冲突点则体现在如果根据《刑法》第37条，由于具有法定量刑情节，未成年人在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适用相对不起诉的，但是如果依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只有在符合罪名限定、悔罪表现、考察合格等种种条件后才能不受起诉。从这一角度看，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不符合立法宗旨。此制度本来旨在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对其进行挽救，而不是为其重返社会增加难度。笔者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之一是放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限制。既然后者在符合重重条件后才能达到与前者一样的结果，立法者则应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适当降低后者的罪刑要求，例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可略重于相对不起诉的要求，以寻求法律上的平衡，也真正的将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落到实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出台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大致分为两种学说即独立说与包含说 。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独立说成为了主流学说，如陈卫东教授认为，相对不起诉是在符合法律规定后的不起诉，其本质是不起诉；而附条件不起诉是在符合罪名与悔罪条件后的不起诉，在条件达致以前，其实质仍为起诉，因此两者独立。 笔者也赞成独立说，理由在于两种不起诉的关注点不同，相对不起诉侧重点在于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客观方面，而悔罪表现所占比重不大；而法定不起诉则更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表现，检察官可以主动设置考察来行使裁量权。三、完善衔接问题的建议目前在立法层面对于悔罪表现没有具体地、可操作性的规定，而司法实践又急需此方面的指导以防止裁量失衡，减损司法机关的权威。笔者认为，在缓刑制度中，悔罪表现可以犯罪后是否积极返还原物，是否真诚的向被害人道歉，是否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谅解亦或是在羁押期间是否守法为标准。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应降低标准，将悔罪表现看作形式要件，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符合罪名、可诉性的实质要件且愿意接受考察，均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原因在于，其一，缓刑的适用对象是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而附条件不起诉的刑罚条件是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虽然两者都是特殊预防，但是显然后者的刑罚条件更严格，因此为了达到内部平衡状态的，应当适当放宽其他要件；其二，如上述案例，青少年处于心智成长阶段，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通常表现出暴躁、盲从、容易极端的特征。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是由法制观念淡薄、在社会中交叉感染所致，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应更加侧重于引导，通过教育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此外，也无需担心此制度将放纵犯罪，因为在考验期内，检察院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接受矫治和教育，一旦嫌疑人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既然这样，何不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律网，足以将屡教不改的未成年嫌疑人收入网中，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冲突问题的解决措施本文在前文已做出回答，此处不再赘述。四、结语程序法与实体法虽然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但只有当两者协调统一时，才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冲突与摩擦胡导致体系的混乱，只有平衡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刑事案件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每位法律工作者对之都必须慎之又慎。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设计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这不仅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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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北大法律信息网1\ 关于离婚案件中彩礼款的定性处理（案例分析） 李宪华 柳海峰【学科分类】婚姻、家庭法【写作年份】2009年【正文】 一、 案情 原告毕某，女，1982年4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 住东阿县大桥镇毕庄村，农民。 被告赵某，男，1982年12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东阿县大桥镇双凤村，农民。 原告诉称：由于与被告相识之间性格差异较大，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故要求与被告离婚。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只因些许小事发生矛盾纠纷，但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故不同意离婚。即使判决离婚，原告亦应退还我彩礼款19000元，钻戒一枚和借款3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订立婚约，当时原告在家务农，被告在部队服役。2008年5月14日原、被告自愿于东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8年11月被告自部队退役。原告诉称于2008年5月24日至8月12日、10月1日至10月12日先后去被告所在部队并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不予认可，仅承认退役后曾在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二天。2008年古历11月，在媒人撮合下商量催娶事宜，并拟定于2008年古历12月6日举行婚礼。此时原告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未告知被告。被告在爱为原告送结婚所需棉絮时，因原告嫌弃棉絮质量不好双方发生争执，同时二人性格倔犟均不予妥协，致使矛盾愈演愈烈，原订婚礼亦被迫取消。2009年1月5日被告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1月7日送达前原告告知被告怀孕之事并要求被告陪同前去中止妊娠手术，被告未允，原告独自做了人流之行为，更加激起原告对被告的不信任感，自此双方未再谋面。2009年1月22日被告自行撤回起诉，期间被告通过媒人和亲戚多次和好工作，但均未奏效。被告称订婚时曾给原告见面礼6000元、满水钱1000元、认家钱1000元，定娶时给与原告催娶钱10000元、满水钱1000元，原告父亲住院时，其父又给与原告2000元，对上述款项原告认可。被告另辩称原告之弟结婚时曾给原告1000元、退婚后给付原告钻戒一枚价值1500元，原告主张该1000元款项系被告给其弟的结婚礼金，不属借款，并否认收取被告钻戒。审理中，原告坚持离婚诉求，并以已共同生活为由不退还被告彩礼款，被告自认双方隔阂太深，无和好希望，亦表示同意与原告离婚，但以符合法律条件为由坚持要求应退还彩礼款。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 合议庭合议时，对下列事实无争议： 1、关于离婚问题：原、被告虽有着良好的婚姻基础，并自愿登记结婚，但在定娶过程中因细微小事产生矛盾，且互不妥协让步，终至矛盾升级、事态扩大，继而造成信任危机，对婚姻的存续失去信心，虽经本院多次调解，终未奏效，现双方均认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之希望，并一致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基本原则，应依法准予离婚。 2、关于彩礼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在定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它与婚约均有直接关联，明确是以结婚为目的，带有浓厚的习俗风味。而在订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来往中，男方主动给女方的礼品，如烟酒、食品、衣物、少量现金则不认为是彩礼，而理解为一般的婚前赠与。同时对满水钱、认家钱系女方在定亲过程中因改称谓或某一行为而获取，付出了一定代价，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一般情况下亦不按彩礼对待，均按婚前赠与。 3、关于彩礼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主张在订婚、定娶过程中共给付原告彩礼款19000元（包括满水钱，认家钱3000元），钻戒一枚，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2000元，主张给其弟1000元系结婚礼金，否认收取钻戒。双方争议并不太大。根据上述界定范围满水钱、认家钱应按婚前赠与认定，故本案的彩礼款应局限于16000元。原告主张借款应由权利人主张相关权利。另给其弟1000元，被告虽予否认不属礼金，但确因原告之弟结婚时给付，在为由该种情形时亦就不会有该款给付的发生，故该款应认定为结婚礼金，应按赠与性质对待。原告否认收取被告钻戒，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故该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彩礼款的定性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彩礼款的定性大致有五种意见：一是赠与关系，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的规定。赠与行为完成，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再行索要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无效民事行为。以给付彩礼以限制婚约违背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原则，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故应认定因订婚给付或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澳门民法典》第1474条做出如下规定：因婚约之一放当事人无能力或反悔而未能缔结婚约时，任一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按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之规定，返还曾获他方或第三人因订立婚约及对双方结婚之期待而赠与之物。”】。三是附条件赠与行为。以附条件赠与行为。以结婚为成就条件，若双方最终缔结了婚姻关系，赠与目的实现，赠与行为保持原有效力，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关系，所附条件未能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财产回复原始状态。【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径可请求返还。】四是不当得利。女方因婚约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即他主占有，这种占有权根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根据返还占有权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占有人负有返还义务。因双方未能结婚，当事人期待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一方取得财物缺乏法律依据，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婚姻不缔约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的一切或作为婚约标志所给的一切。”】五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以婚约的解除为所附条件，若条件不成就，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若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恢复婚约前状态。【德国、瑞士民法典相关规定】。目前对第五种意见的倾向性越来越大。 诚然，本案涉及的不是婚约的解除，而是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理解与适用。但未明确彩礼法律定性和范围界定的前提下，仅靠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远远解决不了一些具体的审判问题。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据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和公平原则，将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发生的各种情况细化量化，并详细制定出“不予返还”“减少返还数额”具体情形。值得参考借鉴。 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支持返还彩礼款的法律规定。即对该条文中“共同生活”的理解。原告主张登记后随即去被告服役不对并与其共同居住三个月。“十一期间”又居住十余天，同吃同住，已构成该法条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故彩礼款不应再行退还。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仅认可在退役后仅在原告家中住过三日，并与原告有过性关系，但主张偶尔的性行为并不能认为系“共同生活”，故要求原告退还婚前彩礼款。 对“共同生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在认识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共同居住，无论时间长短，即便是一天，也应视为共同生活。也有人认为，共同居住应当经过一定期限，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生活。还有人认为，认定共同生活应当以双方发生性关系为必要。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对于共同生活的认定，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共同”是指一同、一道。“生活”《辞海》解释为1、人的各种活动；2生存活着；3、生计；生涯；4、指工作或手艺。依照原意，共同生活应指意项1即一起参加的各项活动。按一般理解，共同生活应指在一定时间内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持续稳定的家庭生活，是指双方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在经济上相互抚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精神上相互抚慰，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发展而进行各项活动的过程。其中即要求双方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应要求双方有相互扶助、共同承担的经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只有举行了该项仪式，人们才普遍接受双方成为夫妻关系的事实，共同居住生活才名正言顺。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构成真正的夫妻关系。综上，“夫妻共同生活”必须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夫妻双方，二是相互履行夫妻权利义务和共同扶助的经历；三是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参照河南周口中院的“指导意见，该期限不应少于三个月。” 被告给付原告彩礼即非处于自愿赠与，又非原告索取，而是出于本地的风俗习惯使然，这种基于婚约所产生的财产流转关系，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婚约的效力。无论从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还是道德上的社会友善和和谐去评判彩礼行为，都不免失之公正。如支持男方诉求，则女方什么也得不到，未免失之公允；如不支持男方诉求，则极易诱发道德危机，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鉴于赠与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正当理由，应从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社会公道等民法基本原则出发，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可判决受赠与人部分返还，全部返还或受赠范围内适当补偿。《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有“对一方因彩礼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不足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条件的支持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款的诉讼主张。对适当返还作出的理论依据，德州和部分地区也有了相关案件。故本案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亦可作出按比例返还的判决，以10000元为宜。 2\一起汽车消费贷款案例分析程武龙【学科分类】民法总则【关键词】汽车消费贷款、借款、抵押【写作年份】2002年【正文】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4日至1月15日，我行西岗支行分别与大连当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的五名员工签定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总金额为67余万元。该笔款项全部用于购买汽车，所购汽车的产权单位均为当代集团。当代集团以贷款所购车辆抵押给我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时又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岗分公司签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到2001年12月止，贷款余额为58余万元，保险公司也以各种理由不履行赔付责任。 2002年1月28日，我行依据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到2002年2月25日，五名员工贷款所购车辆全部被查封。2002年3月28日开庭，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 本案困难之处在于：（1）2001年12月中旬，我行就已开始查找贷款所购车辆，而当代集团不是说上沈阳，就是说借给了其他单位。我行在暗访中了解到：车辆基本上不在单位，有时来一会儿就走。（2）立案后不久，当代集团发生重大变化，法定代表人遭绑架杀害，企业基本停业，除值班人员外，已无人上班。 最后在我行的努力下，当代集团卖出了这五台车辆，我行的贷款本息全部收回，金额为63.8万元。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属汽车消费贷款纠纷，虽然我行贷款本息全部收回，但是从此案中我们也发现了在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中我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分析如下： （一）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从表面上看似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手续齐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均应合法有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具体来说，理由有二。 1、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汽车消费贷款是指贷款人向申请购买汽车的借款人发放的人民币担保贷款。由此可知，汽车消费贷款对应款项所有权人应为借款人，以该款项购买的汽车应归借款人所有。本案汽车的产权单位是当代集团，而不是五个借款人。这与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2条不符，因此本案借款合同事实上并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是一般的借款合同。 2、由于以汽车消费贷款购得的汽车所有权人是借款人，因此若以该款项所购汽车设定抵押作为借款的担保，则抵押人应为借款人。也就是说当以所购车辆设定抵押时，借款人与抵押人应为同一人。据此，本案当代集团既不应是汽车的所有权人，也不应是汽车的使用权人，因此当代集团不应成为抵押人。由于本案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为当代集团，因此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事实上，即使当代集团是汽车的所有权人，同样不能认定其为员工借款提供担保而签定的抵押合同有效。因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已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必须提供担保。借款人可以采取抵押、质押或以第三方保证等形式进行担保。担保当事人必须签定担保合同。就本案而言，上文已认定担保合同是无效的，借款人签定的借款合同是无担保的。因此依据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15条同样可以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属于一般的借款合同。 4、事实上，本案借款合同也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而是无效合同。因为各个合同文本的名称均为“中国工商银行汽车消费贷款合同”，同时合同的内容都是对于汽车消费贷款期限、用途、利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的规定，无法将其认定为一般借款合同。 5、《担保法》第5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主合同借款合同已认定为无效，反过来依据《担保法》第5条又可以证明抵押合同是无效的。 （二）不能同时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在起诉前，我行曾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希望能通过其理赔达到清收贷款的目的，保险公司虽然没以履约保证保险合同无效拒绝赔付，但一直以其他理由不赔偿。本案中，我行没有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我行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履约保证保险合同已明文约定：借款人为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而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不是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借款合同应归于无效，保险标的不存在了，因此保险公司也就无须承担履约保证保险责任。 2、保险公司与银行一样，相对于汽车消费贷款的借款人而言，属于优势群体。因此如果我行与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辩论，其将主张依法确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这将增加本案的难度，最终判决结果也将对我行极为不利。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行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统一合同文本中的违约期限条件应予修改 对于分期偿还借款合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当借款人未按期还款时，视为其余未到期的贷款全部到期。从诉讼的角度来讲，若等到每期贷款到期时才去起诉借款人，将可能造成诉讼不及时，并徒增诉累。因此，在业务开展初期，我行的汽车消费贷款合同一般约定：当借款人连续6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6期未还款，则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由于抵押车辆属于高损耗品，受损害的危险性大，且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因而容易造成抵押车辆贬值，增加贷款风险。所以上述合同对于违约期限条件的约定过于宽松，按此约定履行合同，将可能导致处理抵押物所得不足偿还借款合同本息，最终造成我行贷款损失。因此，我行有必要修改统一的合同文本，将借款人违约的期限条件作出更为严格的约定。例如，约定借款人连续3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3期未还款，即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 三、有关建议 1、本案贷款人与所购车辆的产权人之所以发生了分离，原因是我行业务人员对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导致了对汽车消费贷款借款人范围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由此建议我行：对各个业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业务人员与法律事务人员的沟通。 2、从表面上看，对于由总行统一制定的类似汽车消费贷款这样的格式合同，业务人员使用起来很方便，即只须在统一的合同文本上填一些诸如名称、地址、借款金额、利息之类的事项，然后在盖上我行公章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签订合同时，我行不仅要核查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的主体对应性，而且还要兼顾两合同编号等事项之间的一致性。故建议我行信贷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要提高警惕，树立责任心，不可草率行事。 3、本案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由于律师未提出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的见解，借款人又未到庭，我行又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但如果我行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形势对我行将极为不利。因此我行在起诉时，应慎重考虑，不可草率地列所有利害关系人为被告。 4、查封车辆对于我行最后收回贷款本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有较大风险性的贷款或涉诉贷款案件，应首先注意请求法院诉讼保全。

楼主是还是快要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