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象论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它给我国带来的活力、生机、社会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惟利是图、商业诚信缺失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人们虽然都知道商业要有诚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诚信的美德和诚信的传统以及一些基本的诚信原则，并且都知道诚信的价值和没有诚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没有商业诚信的有效控制机制，诚信原则得不到落实，商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合同违约、行贿受贿、虚假披露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商业信誉，造成了商业市场秩序的紊乱，商业诚信缺失的危机已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经济运行，影响大众的生活质量，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质量万里行”活动，针对商业部门进行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并提出了进行商业诚信建设的一些方案。 对以上问题各方面学者、研究人员也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诚信原则的探讨、对诚信及诚信机制价值的认定、对市场秩序的关怀等方面，多数是从社会教育和道德的角度予以关注，但考虑如何从机制上克服市场“缺少诚信”的研究就比较少见，有关诚信机制的构建、运行的研究成果较少，而直接涉及商业诚信机制研究的内容就更少，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阐释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也未能很好地研究出现代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完整方案。 而事实上，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迅速推出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可行方案，从机制上入手，从根源上入手，保证商业诚信的实行，才是唯一科学的办法。而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保障社会广大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但商业作为经济流通的枢纽，是社会交流最大的窗口，涉及到生产、消费的各个方面，其中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商业诚信机制的建立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联系社会各部门，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解决，这意味着健全我国商业诚信机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投入巨大的努力。 法律方面的建设 要在我国社会培养和建立完善有效的诚信体系，必须跳出道德化诚信的传统框架，向制度化诚信迈进。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良心谴责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客观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司法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任何不守诚信的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时候，竭诚守信才会成为一种风尚，诚信原则才会逐渐深入人心，诚信机制才具有其基本功能。必须强化法律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是物权法与债权法、合同法与侵权法、企业破产法与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法，以便在确定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损害赔偿与损失赔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并且对失信和侵权行为起到有力的防范作用和震慑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商业信用的有关法律机制。完善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把信用体系建设纳入立法规划，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修改完善与信用管理有关的《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严惩中介机构的失信行为。应制定更明晰的法律细则，简化有关法律程序，使商业诚信问题的解决能在法律上找到依据，并找到解决的途径。加快对有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政府方面的作用 政府在诚信机制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的诚信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其次，政府是经济组织诚信工程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或推动者,政府是公众的机构，也只有政府更适合于作为诚信结果公正性的主要监督者；再者，政府及其相关执法、管理机关具有对假冒伪劣商品交易和欺诈性的交易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与惩罚的职能，对社会诚信的维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本身还存在各种职能不清的问题，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在诚信机制建设方面的应有作用。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还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信息数据开放度低，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本身不健全，缺乏失信处罚机制等。 因此，首先要分清和履行政府应尽的各项职能。要尽快地使政企分离，政府不能插手、干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商业提供服务上，把力量集中于市场环境的管理上，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起好诚信的示范作用。要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对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尽快建设出良好的信用政府形象。 国有银行应真正实现企业化，实现大中小银行并轨，完善国家信用体制和民间投融资机制，大力推进商业机制与国际接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关键就是能够独立分配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失信的问题难以解决。 在信用管理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多的介入，要尽快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制定诚信机制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企业信用记录制度、信用监督制度、信用警示制度、信用激励制度等，要建立信用等级制度，让信用成为企业的通行证，如果等级不好就等于自杀，淘汰出局。要让有不良信用的企业自觉的弥补信用。从而把信用销售作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形式加以推广和普及，引导企业树立信用是品牌、信用是财富、信用是生命的意识，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有关部门应出台科学的管理办法，对商业市场进行科学的价格管理。如规定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标明主要产品的厂家或批发商、地址、电话等，以便进行价格查询。同时，政府应与各行业联系，对各类商店的价格进行监督检查。要监督推行理赔制度，各商店要有明确合理的理赔规章，对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进行价格欺诈要有严格的理赔措施。要让商家自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商家没有这种措施或不采用这种措施，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取缔其营业资格之类的强硬措施，以便确保市场秩序。如果消费者发现这种情况，就可以对商家或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法律部门可以对他们绳之以法。如果这样，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肯定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价格欺诈也不会再有市场，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呢。当然，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调动政府各部门来完成工作，因此，要有一个政府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有关问题，以保证市场的和谐有序。 商业行业方面的自律 要健全、完善商业自律的组织运行机制。要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道德者的恶行，维护商业秩序，建设高度文明的商业环境，从建立、完善商业行业自律机构着手是很重要的，行业对自己的事情是最清楚的，也最有发言权，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行业内部解决。我们的行业自律机构应建立业内资信系统，设立职业从业记录、经营档案，对业内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提出警示或进行有关处理，并及时跟踪备案，这样在业内形成权威，发挥其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要让有德者得到荣誉，要让不道德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让他们在商业行业没有容身之地。 就商业企业方面而言，目前大部分企业内部都还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因此，要加强企业内有关法律知识的教育，进行商业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充分认识诚信资源的价值，正确选择竞争方式，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管理与监督，提升自身素质。要使商业企业自觉履行其社会职责，自觉建立商业企业的诚信自控机制，做到自觉地诚信经营，更好地服务社会。 社会方面监督管理 目前，在社会方面，一个总的形势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信用观念淡漠，因此，加强社会各方面的诚信意识也是商业诚信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商业诚信是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并加强全社会的监督管理是必然的举措。各银行、社会中介机构应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对商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把握、控制，预防问题的发生。新闻媒介、消费者都应该加入到这个监督管理的行列中来，以完善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全社会对商业诚信的宣传引导应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使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样也将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好转。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良好的诚信环境，主要应该归功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规范的作用。有过西方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活动中，信用与每一个人须臾不能分离。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更要资信担保。而且，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是，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的。一旦发现作假或欺，个人信用便会遭受怀疑，出现信用危机。到那时，个人的前途将会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这就是说，让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共同维护诚信、建设诚信，才是商业诚信机制成功运行的关键。 诚信机制是个应用型的东西，关键是实际操作，而要使诚信机制具有实际价值，具有可操作性，并非某方面努力就可实现，而要靠多方合作，因此，我们说诚信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需要一种联动机制，它需要有关法律机制、政府管理机制、行业自律机制、企业自控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的共同作用、配合运行，才能真正有效。针对我国目前的商业诚信机制缺失情况，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要在深入调查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出目前商业诚信机制缺失的症结所在，然后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存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道德状况等，根据商业诚信机制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相应对策，并着手构思商业诚信运行机制的模式，以使这种机制规范化运转，使之既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又具有实效、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和社会实用价值。本研究是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的，希望为我国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建设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意见，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对我国现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利的作用。

豪华跑车、富家公子、浙大毕业生、飙车撞死人，诸多吸引眼球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引发了社会对杭州飙车案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而当地交警部门最初的草率鉴定，最终让这种关注演变成了一场网络风暴。日前，受害者家属接受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批捕。一起交通事故何以演变成一桩公共事件，社会各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显然，这件案子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能够如此轻易地撩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其背后的因素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或是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飙车案激起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关注，暴露出了普通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灼感。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焦灼感背后所体现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群体心理和情绪，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人所警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杭州飙车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标本意义。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虽然这部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财富伦理、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但很明显，其中一些人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不高。他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炫耀性消费常常让身背几十万住房贷款的工薪阶层目瞪口呆，再加上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是那么阳光透明，其先富之路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这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平感。而这其中，豪车无疑是先富阶层的一个标签，每一次引发的事故几乎都成为一时的焦点。此次杭州飙车案，媒体对双方“开跑车的富家公子”和“ 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名校毕业生”不同身份有意无意的强调，无疑放大了人们这种阶层分野的意识和情绪。本来，法律是无论贫富都要遵守的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但飙车案发生后，杭州警方并没有立即将肇事者逮捕，在最初事故认定时在措辞上的不确定，引起了公众对权钱交易的遐想和对司法机构公信力的怀疑。这其中，肇事者的一个朋友打了四十分钟电话试图摆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一些有钱有势者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在遇到麻烦时调动关系将其“摆平”，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并不是多么陌生的社会现象。但每一次“摆平”，都在侵蚀司法这一最后权利屏障的公信力。其实，以上的种种，并不是一个胡斌所能够负担的了的。凭心而论，公众和媒体对这起案件的反应多少有些过度，但这种过度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权利救济途径的缺乏，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都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和契机。飙车案不过是一个放大器和导火索。而网民表达中所闪现的非理性因素，同样令人不安。如果富人阶层和草根阶层除了相互鄙视和谩骂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么，这将为我们这个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说到底，我们需要将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冲突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论是开宝马还是挤公交，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被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的有效庇护，应该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而这其中，公正司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