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小说研究论文

正文：我自幼酷爱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秋瑾等中华民族英烈的诗文，也爱读有关他们事迹的记述。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拜谒他们的墓地，在留有他们足迹的土地上走一走。

在今天看来，虽然他们都不免带有民族和历史的局限，但他们不计生死坚持信念的浩然正气，是我永远崇敬的。

今年我有机会访问历史名城扬州。五月的最后一个上午，我登上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站在虬枝峥嵘的古梅树旁，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明末镇守扬州英勇捐躯的史可法的事迹来。

朝廷昏庸，大兵压境，史可法受命于危难之时，督师扬州，困守孤城。他日夜忧虑国家命运、民族危亡，几次起草奏章，纵论兴亡，规劝皇帝，提出救亡方略。每次写毕，三读其稿，泪流满面，部将士卒无不动容。

伫立在梅花岭下，依依不忍离去。现在虽然不是梅花开放的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在浓浓的梅香之中。

出处：出自作家白桦的《梅香正浓》。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白桦对边地云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动荡和忧患的岁月里，他频频回顾，用回忆中那片土地的温情来温暖自己，也温暖人心。白桦在创作中追求边地的浪漫情调和传奇性想象，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小说的现实品格，也在此时创作了《梅香正浓》。

在白桦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当中，可以看到边地云南与中原的隐隐对峙，在他的笔下，中原是保守、禁欲的，而云南是自由、奔放的；中原是苦难重重的，而云南是美好静谧的；中原是政治的，而云南是自然的。

白桦正是以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锋为冲突，以一个边缘性的地域文化为药方，通过想象和地缘书写面对历史和政治所带来的现实焦虑 。

白桦的创作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满怀浪漫情怀；饱含着苦难与忧患，而又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与热烈；深沉厚重，又唯美、唯爱；既是思想者的孤独道白，又是大爱者的深情倾诉。

版本很多，其中，俄语翻译家顾蕴璞的版本，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顾蕴璞，江苏无锡人，九三学社成员。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历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文学教研室主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编著有《莱蒙托夫全集》、《普希金精选集》、《叶赛宁研究论文集》，译有《莱蒙托夫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叶赛宁诗选》、《叶赛宁书信集》等。

其中，《叶赛宁诗选》获1991年北京大学文科科研奖，《莱赛托夫全集》第二卷获1996年鲁迅文学奖。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彩虹奖获得者，2014年获得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莱蒙托夫奖章”。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九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在西门之内。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常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阵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祝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五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吏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五十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左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轻生，后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惧死。南明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内忧外患，情势正如“史公墓”前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清兵大军压境，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的调度，困守孤城，清兵破扬州后屠城十日，尸山血海。风雪寺中苦读的史可法所以能成就为永垂不朽的史可法，难道和不成人形、血肉模糊的左光斗的厉声喝斥没有关系么!?史书里写道：史可法每上书福王论及国事，必再三朗读草稿，涕泪满面，部将与士兵均为之动容。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城破之后，全军将士无一降敌的重要原因。史可法的精神光焰烛照孤城扬州，并点燃了每一个军民胸中的正气。史可法生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但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因而生出许多“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众多冒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来。全祖望接着写了一段明末第一号大汉奸洪承畴与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对话。洪问孙：“你在军中，知不知道史可法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孙反问他：“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狼狈不堪，急令斩杀孙兆奎。全祖望感叹说：“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左光斗之前，中华先烈灿若繁星；左光斗之后有史可法，史可法之后，有孙兆奎，有夏允彝父子，有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依然是群星璀璨。史可法墓前的飨堂上有一幅当代人撰写的七言楹联，使我吟哦良久：“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红梅如血泪，明月是冰心。“二分明月”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瞻仰了史可法的衣冠冢以后，西向步入史公祠，祠内挂有史可法坐像。这位出生于中原的乡里先贤似在审视我，使得我顿时由伤感而肃然。一位中年女解说员走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史可法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些解说词她讲述过何止千百遍，依然声情并茂，激情溢于言表。馆长走进来对她说：“你不要给白先生讲解了，他不需要你讲解。”其实不然，我很想听她讲下去，虽然她讲的一切我都知道。于是，她递给我一本简陋的中学生练习簿，要我留几个字，我有些踌躇。翻开练习簿，看见已有许多景仰者的留言，其中甚至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和文化人。思索再三，只好恭恭敬敬在练习簿上写下这样几句发自肺腑的感慨：“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已……”伫立梅花岭下，依依不忍即去，虽非梅花开放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于浓郁的梅香之中……1990年6月初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