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哥伦比亚博士论文答辩

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 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 刊。1932年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 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等。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 学史大纲》（上） 、《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胡适，做为中国第一个用白话写诗出集的诗人，胡适的诗清新、流畅，颇具大家风范。民国前二十一年出生于上海，二十岁赴美留学，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民国六年返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出任驻美大使，胜利之后为北京大学校长。 旅美期间，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民国四十七年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任院长职。民国五十一年逝世于南港任所，享年七十一岁。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邓小平，巴金，邓稼先，钱学森，钱七虎，钱颖一，施一公，杨振宁，杨澜，李彦宏，郎朗，郎平，陈凯歌，龙宇，龙永图，王辉耀，王俊峰，张懿辰，白春礼，陈十一，陈竺，程开甲，董建华，傅成玉，吴敬琏，顾方舟，韩启德，侯云德，金立群 梁建章，林毅夫，柳青，沈南鹏，孙家栋，王石，王兴，熊晓鸽，徐小平，徐光亮，薛澜，叶笃正，张朝阳，易刚，张磊，朱光正，朱民，詹天佑，唐骏，李亦非，艾诚，秦玥飞，钟南山等等

容闳:近代著名教育家——容闳(1828-1912)珠海南屏村人， 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参加洋务运动，力主教育救国。1872年起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开近代中国留学之先河，影响深远。晚年支持康梁变法及孙中山民主革命。曾在家乡倡办“甄贤学校”，著有《西学东渐记》等，1999年，为表彰容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美国政府在耶鲁大学荣誉堂塑起了容闳的铜像，这是连很多美国总统都无法得到的荣誉。 邓稼先：邓稼先，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1948年10月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86年逝世。 林毅夫：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林毅夫：男，台湾宜兰人，1952年10月15日出生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9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9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4-。 林毅夫传奇-抱球泅海投奔大陆：现年55岁的林毅夫，30年前是国民党金门马山驻军的一名连长，本名林正谊。在1979年的5月16日夜，他做了一个惊人的抉择，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两千米外的大陆厦门。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开始了在大陆的新生活，而在台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但留在台湾的新婚妻子陈云英心里知道，丈夫是到了大陆。 林毅夫在给台湾亲人的家书中阐明了自己当年选择投奔大陆的心声：“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 负笈美国破镜重圆 林毅夫到大陆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6年，在台湾的妻子得知丈夫在美国求学后，也留学美国，夫妻两人相隔七年之后，终于在大洋彼岸团聚。林毅夫的执着和陈云英的痴情，让人肃然起敬。 林毅夫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林毅夫作为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者，与开展特殊教育研究的妻子回到北京。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就职，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陈云英则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从事残疾人智障人士教育等工作。 建树良多引人注目 林毅夫后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2006年，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向林毅夫发出邀请，请他在2007至2008年度的讲座上发表演讲。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他的妻子陈云英则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台湾省的代表。 在海峡两岸，林毅夫不仅以其经济学成就享有广泛知名度，而他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也引来各方注目。2002年5月9日，林毅夫的父亲在台湾去世，当时，林毅夫希望能够返台尽孝，而台湾当局则因为他当年“叛逃”大陆的“罪名”没有消除，拒绝放行。林毅夫回乡奔丧的愿望只能由妻子陈云英回台代行，而林毅夫自己则在北京大学的家里自设灵堂拜祭父亲。

胡适是博士,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另有荣誉博士学位35个，详见后面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获得也是有故事的，民国6年(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民国16年(1927年)3月，胡适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 才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详细见后面介绍。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 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呵呵，不确），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 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 刊。1932年 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 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等。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 学史大纲》（上） 、《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 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胡适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胡适民国6年(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1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故论文被搁置下来。胡适当时急着回国，未能进行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民国8年(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胡适的论文，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蔡元培作序，署胡适博士著，轰动学术界。当时有人对胡适的“博士”身份提出疑问，说胡适是“假博士”。民国16年(1927年)3月，胡适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民国24年 (1935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 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胡适所获荣誉博士名录： 1935年 香港大学 法学博士 1936年 美国哈佛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洲大学 文学博士 193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 1940年 美国韦斯尔阳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杜史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联合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 X X博士 美国宾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1年 美国加州大学 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瑞学院 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朗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2年 美国达脱茅斯学院 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法学博士 1943年 美国伯克纳尔大学 文学博士 1945年 英国牛津大学 法学博士 1949年 美国柯鲁开特大学 文学博士 1950年 美国克莱蒙研究院 文学博士 1959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人文博士

赵乃抟（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携妻、子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后历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后，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其中《欧美经济学史》是他几十年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的结晶，为其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所作；当时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写出了《欧美经济学史》。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其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编成旷世巨著、大型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披沙录》5卷。《披沙录》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赵乃抟毕生心血，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也实现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的宏愿。 在55年的长时间里，赵乃抟始终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赵乃抟担任角色儿子 学生 丈夫 父亲 老师 同事 朋友 父亲赵绳武 吴震春 妻子骆雯 儿子赵凯华 钱学森 蒋梦麟 龙 云 母亲朱氏 钱家治 邓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马寅初 范长江 胡 适 薛暮桥 蔡元培 千家驹 李四光 郭大力 赛利格曼 傅骊元 刘半农 狄超白 米契尔 陶继侃 徐志摩 王学文 理查德·琼斯 厉以宁 周作人 陈振汉 汤用彤 赵 靖 陈岱孙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骧 冯友兰 巫宁耕 丁文江 张友仁 冯祖荀 洪君彦 郑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江干。·1903年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习古文。·1915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21岁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同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此后一生恪守进德会的道德规范,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同年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1922年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同年赵乃抟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1923年骆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并与赵乃抟结婚。是年8月赵乃抟26岁时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1924年27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30岁《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博士论文初稿写成。·1929年5月32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骆雯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30年33岁博士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同与妻、子归国。·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其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同意。 本年34岁。·1933年36岁时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1936年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国富论学说述原》。·1937年4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41岁时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老年教授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此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赵乃抟被大家推选为旅行团团长，众人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1938~1945年先住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东院，后因日机频繁轰炸，改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茅草房内住宿。房子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赵乃抟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并挽联一幅“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殒命，谁偿此赤血；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以悼念死难烈士。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年48岁。·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同年赵乃抟始住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京、天津殴伤并逮捕学生百余人，制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是年50岁。·1948年51岁时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交正中书局出版。同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1949年于北平解放后，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课程，并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同年夏天，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该年52岁。·1951年赵乃抟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决心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夏，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年10月，赵乃抟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并虑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从当年始赵乃抟开始收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1953年赵乃抟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剧《萧何追韩信》，感触颇深。·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报告后到燕南园29号看望昔日老师赵乃抟，使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虽然英语极好，但其决心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他虽已58岁，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故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年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学生厉以宁即将毕业，邀其同游香山。·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经济思想史”课程教案，送还赵乃抟教授。彼时61岁。·1962年65岁时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1963年66岁他又因肝炎再次住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中国经济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空前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被攻击为“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进行抄家，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此时69岁。·1980年83岁的赵乃抟与骆雯其夫妇邀请心爱弟子厉以宁同游陶然亭。·1983年86岁高龄的赵乃抟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同年赵乃抟脑病发作，住进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于北京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享年89岁。·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其儿子赵凯华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自费印行《赵乃抟文集》。 赵乃抟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钱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亲赵绳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乡试中考取为举人，长期担任杭州江干小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母亲朱氏，也是一位读过一些经书和诗文的知识分子。赵乃抟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读书和练习书法，受到良好的旧式家庭教育。 赵乃抟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学习古文。赵乃抟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预科学习，每年的成绩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获得奖学金。191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取得免试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资格。当时，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商学门的主任是马寅初教授，赵乃抟受到他的创新思想的影响，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准备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继续深造。 蔡元培校长为了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旧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的腐朽习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这个会德戒条按照会员种类有所不同。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还“公开罚章”，违反戒条的要受到处罚，并且推举出纠察员来执行。赵乃抟在北京大学参加了进德会，做了乙种会员。他一生恪守进德会乙种会员的戒条，这对于他后来坚持不参加反对党派，不担任反动官僚，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赵乃抟教授在担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时，待遇较一般教授为优，月薪为大洋500元。他为了解决学生中的经济困难，提出每年拨出一笔款项为他的母亲朱氏设立“赵母奖学金”，奖励北大经济学系学业优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学（见《北京大学周刊》 1936年6月 13日）。为此，成立了由胡适、周炳琳、陶希圣三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决定获得奖金的人选。为了这件事，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赵乃抟教授，信中说：“廉澄先生：手书敬悉。先生设立助学金，纪念令先母，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愿意追随诸公之后，做一个董事。我不久要出国，在出国期中，董事的事情请枚荪先生（按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复。即祝双安。胡适敬上廿五、六、廿一” 马寅初协助提倡“兼容并包”进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长，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在经济、商学门的办学中，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得到开课讲授的平等地位。赵乃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扎实求学，为他以后研究经济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立志不做官，专心研究学问，做一名有知识的劳工，即脑力劳动者。 可是那时他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学教英文并兼教务主任的来信和聘书，他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准备前往工作。离开北京前，他到当时任教育部参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学校长钱家治（钱学森父亲）先生处辞行，告以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将回浙江就业。钱老师听了十分为之惋惜，提出要为他留意找个工作机会，使他能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在他刚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钱老师拍来的电报，说已经为他找到在晚间课余当家庭教师的职务，劝他返京升学。于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顺利地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赵乃抟很喜欢外文，其英语诗作曾被选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绩亦于班上名列前茅。赵乃抟还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还参加了1918年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为了给自己筹措学杂各项费用，赵乃抟在大学本科期间，兼做了几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后人翁振伯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在晚间给翁同合的几位孙子教课，历时4年，直到1922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钱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时，他经过同学余九恒介绍，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级英文教师。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乃抟还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馆长的国史馆聘请为国史馆编辑，具体任务是翻译一部《希腊史》的部分书稿，以供编写中国历史的参考。 赵乃抟于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就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区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分著名，又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赵乃抟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后，就于1923年8月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赵乃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具的研究后，才开始书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1929年的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论文对琼斯经济思想的渊源、体系作了探讨、阐述。论文英文本全文10余万字，分为8章。第1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第2章，琼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第4章，地租论；第5章，工资论；第6章，利润论；第7章，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第8章，琼斯的批评家和琼斯的影响。该论文初稿写成于1927年，经过多次修改，于1929年定稿，印成大样，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审定。博士论文答辩会于 1929年5月举行，会议由赛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尔教授任副主席，答辩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十余人组成。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赵乃抟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辩。答辩会进行了3个小时，经过表决，论文获得通过，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这篇博士论文，对琼斯生平和经济学说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著作。赛利格曼教授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总会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乃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赛利格曼把赵乃抟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且将赵乃抟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学生阅读。赛利格曼教授为15大卷《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在该书的“琼斯”这一辞条中，将《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书，列作参考书目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可见，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在琼斯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赵乃抟被图书馆的浩瀚藏书所吸引，因此，尽管在美求学时间长达3年，但他却未看一场电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赵乃抟的书桌上有一牌子，上书：“言谈以十分钟为限”；其旁放一只老式钟表，他惟恐时间在闲聊中白白逝去。虽说他是官费生，可官费有限，根本无钱买书，他说每天清晨到一家饭馆刷盘子，以挣上一点儿钱，并把这钱的大半部分用来买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先是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初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相隔3000余里。年富力强的教授们和大学生一起过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们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个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大家推选赵乃抟为旅行团团长，周炳琳教授负责外交，魏建功教授负责文书，章廷谦副教授负责伙食，姚从吾、张佛泉两教授负责行李。大家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赵乃抟和陈岱孙轮流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赵乃抟开设“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和“商业循环”、“社会主义”、“当代经济思潮”3门选修课程。这3门选修课程，每学期各开2门。同时，赵乃抟发表文章的风格有了很大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在昆明，赵乃抟住在才盛巷2号北京大学办事处的宿舍里。那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的东院，龙云让给北京大学使用。龙云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幢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龙云住在最西头楼下，赵乃抟住在东头楼上第4间。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修建了临时宿舍，教师们都搬到那里住宿，赵乃抟住在一间茅草房内，房子是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死难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烈士，师生们都极为愤怒。赵乃抟前往4烈士灵堂致祭，并且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以及挽联一幅，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同学的滔天罪行。挽联的词为：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联大召开本年度第7次教授会，会议推举由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位教授共同草拟“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并通过规劝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的文告——《教授会告同学书》；会议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教授代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与卢汉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备总司令接洽，要求严厉惩办凶手及其主使人，并确保大学师生今后的安全，还要求他们以地方军政当局的名义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忠告，惟同学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赵乃抟回到北京大学后仍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时北京大学一年级和先修班设在北京宣武区原名国会街北京大学第四院（现新华通讯社社址），赵乃抟又是那里的主任。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妄图挽救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周炳琳、赵乃抟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加以揭露和抨击。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这份宣言认为参加5·20惨案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熟练热情，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我们又不得不置憾于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同时，又劝说学生“实应珍重其血肉，宝贵其精神。……不废学业，避免无谓牺牲。”（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30日）赵乃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长约20年之久，他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于1948年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迁往台北，此书在台北发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陆却极为罕见。赵乃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付梓后又承门人北大讲师熊正文君、讲员叶方恬君、助教张友仁君为我悉心校对，多方考证，他们为我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衷心殊感。在本书写成之后，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来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两先生于严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为我评阅，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加以删改。他们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又本书初无问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励，又承老友吴俊升先生之竭力帮忙，始得刊行。他们的热情爱护，尤使我铭感万分。” 1948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深为愤慨，他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在探视中他还对国民党特务的无理要求大声地严厉地加以驳斥。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都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从而实现了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出绵薄之力的强烈愿望。 1949年赵乃抟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停开了“经济学概论”课程，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价格概论”课程。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议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1951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赵乃抟也报名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具体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1952年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从194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赵乃抟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等处迁到西郊燕园，赵乃抟于1952年10月间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队伍得到扩充和增强。这时“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后继有人，赵乃抟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当时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这些教学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送还赵乃抟教授。

汝适始末无考，惟据《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为岐王仲忽之元孙，安康郡王士说之曾孙，银青光禄大夫不柔之孙，善待之子，出於简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此书乃其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於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国之事。《宋史·外国列传》实引用之。核其叙次事类，岁月皆合。但《宋史》详事迹而略於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於事迹。盖一则史传，一则杂志，体各有宜，不以偏举为病也。所列诸国，“宾瞳龙”史作“宾同陇”，“登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罗拔”史作“阿蒲罗拔”，“麻逸”史作“摩逸”。盖译语对音，本无定字。龙、陇，三声之通。登、丹，蒲、婆，麻、摩，双声之转。呼有轻重，故文有异同。无由核其是非，今亦各仍其旧。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未必亲睹其人。然考《册府元龟》，载唐时祅教称大秦寺，《桯史》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又法显《佛国记》载陆行至天竺，附啇舶还晋。知二国皆转海可通，故汝适得於福州见其市易。然则是书所记，皆得诸见闻，亲为询访。宜其叙述详核，为史家之所依据矣。《诸蕃志》作为中外关系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首先对这本书表现出兴趣的是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夏德于1870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曾先后在厦门、上海、镇江、重庆等地的海关任职，直至1897年辞职回国。夏德在华期间潜心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国古代史，著有《中国与罗马人的东方》（有朱杰勤节译本，改名《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中国艺术中的外来影响》等多部著作。由于他的突出成就，曾被选为1886—1887年度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长。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建立于1823年，总部在伦敦，其后在亚洲各地建立分会，中国分会（设在上海）建立于1858年，其后一直运行到1951年，是近代在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汉学研究机构，其会长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英美人士担任，夏德作为一个德国人能够出任此职，足以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另外一个能够说明他学术影响力的事实是，19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设首个汉学讲座，即于次年聘请夏德为第一任教授。夏德在哥大一干就是十五年，其间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在1917年离美还乡之前还参加了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夏德在1890年左右着手《诸蕃志》的翻译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翻完几段后就停止了。在夏德之后对《诸蕃志》产生兴趣的是美国外交官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柔克义于1884年来华，长期在中国任职，并于1905—1909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在华期间，他先是对中国的边疆地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曾独自一人两次进入西藏地区考察，并根据考察所得陆续出版了《喇嘛之国》和《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这两部著作大大增加了西方读者对蒙古、西藏的了解。进入二十世纪后，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中外关系，陆续发表了《十五世纪至1895年间的中朝交通》和《中国朝廷上的外交觐见》等论著；1900年他还将《鲁布鲁克东行记》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十三世纪时法国人鲁布鲁克（WilliamofRubruck）受路易九世派遣出使中国，留下了中世纪外国人对中国的珍贵记录。《诸蕃志》同样出现在十三世纪，它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其价值可想而知，柔克义想把它译成英文，是非常自然的。1904年，当夏德听说柔克义想把《诸蕃志》翻译成英文的消息后，立刻与他取得了联系，于是两位大汉学家联手展开了翻译。《诸蕃志》部头并不大，但翻译工作却历时六年才告完成。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人都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夏德要教书，而柔克义作为驻华公使有大量的公务要处理，1909年后他又被调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学术研究工作只能挤业余时间进行。从两人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的合作方式是这样的：夏德先翻译一个初稿，然后寄给柔克义进行修订并做注解，最后再由柔克义撰写一篇导言。翻译此书难度很大，而撰写注释和导言则更需功力。在洋洋万言的导言中，柔克义回顾了自古代至十二世纪的中外关系史，其中不仅引用了中国的正史材料，还使用了古希腊、阿拉伯和欧洲中世纪的大量文献。这种扎实的文献工夫也体现在注释中，柔克义在解释《诸蕃志》中出现的国家和物品时，将中文文献和德文、法文、英文文献进行对照，互相发明。在这一工作中，夏德也给予了积极的帮助，夏德在来中国之前曾在多所德国著名大学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比较语文学正是德国人最为擅长的学术研究方法。这样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完成后，出版却成了问题。柔克义和夏德希望这本书能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特别是专家的面前，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人们判断和检验他们翻译和注解的正确与否。可是当时美国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能够排印汉字，他们不得不在别的地方想办法，作为驻俄大使的柔克义最终找到了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全书于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后不久，柔克义离开了俄罗斯，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译本出版时在标题上做了一些改变，为的是让西方读者更为一目了然，其英文标题为ChauJu-kua：HisWorkontheChineseandArabTradeintheTwelfthandThirteenthCenturies，EntitledChu-fan-chi（《赵汝适：他关于十二和十三世纪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著作，名为〈诸蕃志〉》）。两位汉学家对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读者反应没有抱过高的期望，觉得顶多只会在汉学研究的小圈子里产生一些影响，没想到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周末书评版用了近一版的篇幅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给予两位译者以非常高的评价，在谈到柔克义时，文章指出，“他是凭借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为驻外大使的，这可以算是美国国务院有史以来第一遭”。这里显然不无调侃的味道，但只限于美国政治。就柔克义而言，他完全够得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个古老的标准。这部集翻译与研究于一体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很快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1930年代，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冯承钧在为《诸蕃志》进行校注时就大量吸收了这本书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民元德国学者FriedrichHirth与美国学者W.W.Rockhill曾将是编迻译，并为注释，……博采西方撰述，注释颇为丰赡，然亦不乏讹误，今采其精华，正其讹误，补其阙佚，凡标明译注者，或是全录其文，或是节取其说，间有其说创自译注，而在本书中变更抑或补充者，则不标译注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讹误，不愿他人负己责也，计所采译注之文十之五六，馀则采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间亦自出新说者，然无多也。”所谓“近二十余年诸家考证之成绩”，主要是指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对南海史地的研究。试举两例以明之。《诸蕃志》原文记弼琶啰国一种野兽道：“兽名徂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颈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后的注是这样写的：“译注，按giraffe波斯语名zurnapa，阿剌壁语名zarafa，《瀛涯胜览》阿丹（Aden）条名麒麟，盖Somali语giri之对音，《星槎胜览》天方（Mekka）条名祖剌法，则为此徂蜡之同名异译，并本阿剌壁语。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一二七至一三一页，最古之著录见《续博物志》卷十，‘拨拔力国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颈长九尺，身高一丈余’。此经伯希和检出。”这种野兽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长颈鹿。又《诸蕃志》中记录了一个“城方一千余里”的茶弼沙国，对此冯承钧写道：“译注，此茶弼沙显为阿剌壁人故事相传西方日没之Djabulsa，Djabirso，Djaborso城，《三才图会》有茶弼沙人礼拜日没之图。伯希和说，茶弼沙并见记《古滇说》，《岛夷志略》卷末著录，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九卷六六三页。”伯希和是冯承钧留学法国时的老师，他的很多研究“四裔之学”的重要成果都被冯承钧陆续译成了中文，其中一些收入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正续四编之中。冯承钧除法文外，还通晓英文、梵文、蒙古文、吐火罗文等多种文字，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首屈一指的中外交通史专家。他的作品解放后不断地被重印，其中《诸蕃志校注》有中华书局1956年的新版本。中外关系史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需要掌握中文和多种外文资料才能做好。在柔克义、夏德之前，中国古代学者如李调元也曾给《诸蕃志》做过注释，但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在中国文献内部做文章，难以深入。近代以来德、美、法等国学者的加入使外文文献的佐证作用大大地彰显出来，补充了中国学者的不足。冯承钧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发掘更多的新材料，而是利用自己过人的中外文能力将前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和整合，与时俱进，踵事增华，使《诸蕃志》的注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项跨国工程获得了堪称完美的结局。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云：“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所言极是。而从现在的情形看去，有些书简直非多国多人联手合作为之不可，地球是个村子，有不少事情须结为互助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