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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教育 在 儿童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儿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独特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儿童家庭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家庭教育论文 范文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摘要:家庭教育是儿童所接受的最基础的教育。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够提高其学业成绩，促进其学校融合。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进行家校合作，提升流动儿童的家庭 文化 资本，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是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 报告 》，我国处于6-14周岁的流动儿童已达1472万，比2005年增加了347万。流动儿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家庭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尤其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如何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家庭融入城市的，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只能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与鼓励。家庭教育包括家庭气氛、家长素质、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正向作用，这对于儿童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其教育理念往往也比较落后。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往往寄托于学校，自身责任意识不高，并且往往会忽略了对孩子学习的鼓励。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对其赞美、鼓励;同时对于孩子的不足，也会采取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其进行改正，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积极自信的孩子也往往会在学校中积极表现，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

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融入城市的水平高低与其家庭教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的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1]。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家长的城市融入水平，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城市融入水平，进而提高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二、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在于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不仅能够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促进流动儿童家长的发展，还能够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全面、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指导家庭教育，首先可以从建立家长学校入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保障家长学校的实际落实与运行，保证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数量;其次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流动儿童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最后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使家长在活动过程中真正体会教育的意义。

(二)进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指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2]。家校合作能够使家庭和学校之间取长补短，在运作过程中，发现并解决双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流动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有效进行家校合作，需要家庭和学校双方投入，促使家校合作制度化、常规化。从双方主体来看，学校应该将家校合作常规化，使家长把家校合作看作是学校的常规性工作，使其习惯性地参与进来;学校应使家校合作制度化，使教师把家校合作看作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家长应敞开心扉、积极配合，使家校合作有序展开。

(三)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从家庭教育的意义上来讲，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围、家长的教育方式、家庭的书籍、音像、绘画、父母的文凭、职业资格等。布迪厄非常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术成就的作用，他认为“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型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3]。家庭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尤为重要，提升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能够直接增加流动儿童的文化自信。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首先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流动儿童家长的城市化提供平台，尤其在就业方面，应该保证他们公平就业，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间接地增加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资本;其次，流动儿童家长也应自身付出努力，平时多看书看报，学习更多、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积累、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

(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家庭在城市属于外来者，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面对流动家庭在教育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为流动家庭提供服务与帮助，使其感受到城市的社会关怀，增加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流动家庭的社会融合，进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流动儿童家庭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首先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发挥统筹、引导的作用，制定政策文件，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存在提供保障。其次需要社区和其他社会志愿力量发挥行动的作用，携手为流动家庭提供具体帮助。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关乎流动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成长，受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关系着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付出耐心和时间，共同为流动儿童的成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广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常州市为例[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5):6-20.

[2]马忠虎.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52.

[3](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儿童家庭教育论文范文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数以千万的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寻求生存，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伴随而生。由于父母与孩子聚少离多，这种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暗藏着诸多问题。目前，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分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改善现状提出解决对策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关键词：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解决对策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人数将继续上涨[1]。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21.88%[2]。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对儿童成长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期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引发的教育问题小则影响儿童的身心、人格、道德的发展，大则阻碍全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制约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一、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非理想的家庭教育模式

一个健全的家庭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促膝谈心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寒，首先，具体体现在几类非理想的家庭教育模式当中。这一种家庭教育模式是孩子父母的其中一方外出打工。在农村，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母亲陪伴留守儿童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样的家庭模式容易使孩子产生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焦虑与不安之中。同时留守一方往往因为繁重的农耕与琐碎的家务根本无暇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因而导致孩子遇到问题经常欲言又止，久而久之形成孤僻冷漠的性格。其次，这些家长通常文化素质偏低，对孩子的学习指导缺乏时效性和科学性。这一种家庭教育模式是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后将孩子留给其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代管。这样的“隔代教育模式”则更加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在“隔代教育模式”的环境下，“代沟”的问题经常导致祖辈与孩子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当孩子在性格与心理发展出现偏差时，年事已高的祖辈经常难以察觉，当孩子与他人产生争执时一味地偏袒并且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这种隔代溺爱心理不利于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容易导致儿童形成蛮横霸道、我行我素的性格特点。最后，在“上代教育模式”中成长的孩子得到的家庭教育则更加令人担忧。一方面近亲、朋友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力度难以把握，过于严厉容易给孩子带来压抑感和抵触情绪;过于宽松则容易造成孩子的随波逐流，不利于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父母角色参与消极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的作用是同等重要、不可互相取代的。Hetherington等研究认为，父亲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其自我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分离”，教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规范和规则，同时还能帮助母亲避免过度情绪化地处理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3]。家庭教育在要求母亲参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呼唤父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一个好父亲会把母亲生活领域之外的东西尽可能地展示在孩子面前，并成为孩子探索新领域的向导和力量的源泉[4]。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家庭教育意识淡薄。例如，一些母亲当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便离开家，一年或者两年才回家探望孩子一次，有些母亲甚至连 春节 都不与孩子团聚。又如，留守儿童家长认为外出打工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与生存环境，这些家长往往“重养轻教”，认为给钱就是养育和教导，更有人为了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亏欠感而盲目地满足孩子物质的需求，认为物质的满足可以换来对孩子亲情的抚慰。但“陪伴即是爱”，父母陪伴的缺失会给孩子带来心灵伤害。一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孩子的抚养寄希望于家里的祖辈、亲戚朋友和学校的老师。一方面从精神上缺乏与亲人间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从物质上，现实的生存状态与最初的理想生活背道而驰，这些人在陌生的城市无法找到归属感，而同样是进城务工的异性同伴便成为了他们寻找归属感的目标，因此一些“临时夫妻”现象有所抬头。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留守儿童的家长则更加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父母的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也更为消极。

3.学校教育缺乏针对性指导

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学校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主导性作用。相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学校教育是更专业、更系统、更全面地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关注儿童的发展共性而非留守儿童的个性需求;对需要重点帮扶的留守儿童缺乏有针对性的重视。对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的忽视是导致学校与留守儿童家长沟通脱节的根源，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一方面是优秀且有责任心的教师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是由于留守儿童家长与学校老师缺乏对孩子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的了解与沟通，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

4.社会教育有效扶持的缺失

社会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与健全人格的形成。而现实状况是社会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帮扶的系统机构较缺乏。另外，由于农村的经济建设落后、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留守儿童社会教育的缺乏削弱了社会在留守儿童教育中应当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导致部分已经走上社会的留守儿童在面临人生各个阶段的选择时感到迷茫和无助，激化了他们自身的认知方式与处理问题之间的矛盾。

二、如何有效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1.促进政策调整，减少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

各地区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努力增加本地劳动就业量，鼓励引导、帮助劳动者在本地自谋职业或创业办实体，发展本地经济;采取政治和经济双重手段，加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力度，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也有好的工作选择，从而缩小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以此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5]。政府出台保护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相关政策的同时，也应鼓励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工就业选择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另外，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关键。例如，为留守儿童提供随父母在流入地正常上学的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留守儿童创设新公立学校，减免留守儿童的借读费。只有解决了留守儿童的就学问题，才能让留守儿童结束留守生活回到父母的怀抱。

2.提高父母角色认同感

提高家长作为父母的角色认同感，使留守儿童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法国著名少年节目主持人克里斯琴•施皮茨博士曾经这样忠告做父母的人：培养你们的孩子，多和孩子在一起，因为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6]。一是留守儿童的家长应该转变“给钱便是养育和教导”的观念，只有和孩子经常进行通话交流培养情感，及时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动态，与孩子建立互信感，孩子才能将这种陪伴的爱转化成激励自身努力的动力，才能避免孩子在发展的关键期将父母的说教当成耳旁风。因此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与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以及学校老师保持稳定的联系，以便随时了解孩子的发展动态，共同分享科学合理的教育 方法 。二是在与孩子进行交流沟通时应注意避免时间间隔太久、采用多种沟通方式、重点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只有家长增强为人父母的意识，提高父母角色的认同感，才能有利于下一代形成正确的家庭观念。

3.整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成功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偏废”[7]。只有形成三大教育合力，才能促成儿童自身的社会化。因此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当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首先，在学校教育的过程当中，教师应该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儿童的道德素养，促进健全人格的发展。其次，在学校日常管理当中应该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帮助与关爱，如为留守儿童的家庭建立随时更新的人口流动档案;有效利用留守儿童家长回家探亲的机会，与家长交流留守儿童近期学习表现和心理发展动态，告诉家长家庭的关爱才是能够解开留守儿童心结的钥匙。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设立有利于增强留守儿童家庭意识的课程，讲授如何与家庭成员友好相处的科学方法，培养儿童良好的待人接物的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家庭意识，从心理上能够逐渐理解父母进城务工的行为，并将这种对父母的理解与对父母的思念化为学习的主动性和生活的自主性。良好的家庭意识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人际氛围。最后，应增设农村社区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及留守儿童活动中心，使留守儿童与他人在进行互动的同时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健全人格。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广泛关注与支持。家庭教育的立法只是推进家庭教育的一个条件，只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教育合力才能真正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全国妇联：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6000万

[2]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R].2013.

[3]杨丽珠，董光恒.父亲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05(03)：260—266.

[4]刘秀丽，赵娜.父亲角色投入与儿童的成长[J].外国教育研究，2006(11)：13—18.

[5]周宇，余扬.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问题[J].科技创业月刊，2013(08)：167—168.

[6]邹同文，罗春仙.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J].读写算(教师版)素质教育论坛，2010(03).

[7]黄晓慧.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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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学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现存问题与对策分析

摘 要：开展舆论监督是每个新闻媒体的使命和责任，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大众对媒体舆论监督越来越关注，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之处，从而出现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面对如此现状，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基本原则;

一、媒体舆论监督的含义与方向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礼仪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1]。

舆论监督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我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国务院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2009年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曾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位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鼓励与期许，为我们未来更好地开展新闻监督指明了方向。

二、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业绩。从最初的小心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最初的屈指可数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几大优势。一是具有很高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三是具有多样表现形式;四是涉及面广，关系到受众的点滴生活。从监督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工作配合党内监督、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在形成监督合力和实效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的地方，从而发生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甚至存在着损害公民、单位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有些新闻媒体为制造噱头，引起广大受众关注，竟然违反“真实”这一媒体舆论监督的生命，通过不实报道极大损害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形象及存在价值。

例如2007年3月，广东某媒体报道称，广东香蕉发现巴拿马病，由于难以治疗，被称为“蕉癌”。报道随后被有意无意误读延伸为“吃香蕉会致癌”，香蕉运销商也借此打压香蕉价格，导致海南香蕉滞销，价格暴跌。一个以讹传讹的“蕉癌”事件，使得海南香蕉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香蕉种植户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2]。

三、媒体舆论监督的完善路径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下，面对新形势，如何建立起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切实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政府、司法、社会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媒体宣传什么、评论什么、批评什么、监督什么都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来研究实施，使之有利于党的执政和国家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性原则、有利稳定原则、服务大局原则、事实准确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注重效果原则、遵守纪律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遵循这些原则，舆论监督就可以少走弯路[3]。

同时要做到“三个不能对立”。在舆论监督活动中，要把握导向和立场，不能把反映人民意愿与促进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相对立;不能把揭露工作中的问题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相对立;不能把抨击社会的歪风邪气与维护社会稳定相对立。

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时，尽管灾区群众遇到停电、断水及交通堵塞等重重困难，但各媒体报道的大量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鲜活稿件，既客观报道了灾区困难，又重点报道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舍己为国、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鼓舞了国人，振奋了民心，树立了政府的威信，体现了百姓的情怀，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还要注意把握大局。舆论监督在大局面前尤其要把握好监督的“度”。要坚持按照法律办事，按照原则开展，否则就可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可以说，促进安定团结是舆论监督的一项重要责任，因此在事关国家和社会利益方面开展舆论监督要更加慎重。

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对策

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2005年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醛”[4]。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主流，所以国产啤酒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使新闻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刘九州.新闻理论基础[J].新闻知识,2006(3).

[2] 新华网新华时评.“蕉癌”事件的教训值得深深汲取.

[3] 朱颖.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 每周质检报告[R].2005-07-17

浅析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传播学

摘要 ：媒介素质 教育 理论从受众如何使用媒介和 社会如何干预受众使用媒介的研究，在信道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将传播效果研究推向了全球化的主题，从受众角度，治大众传播之恶、从大众传播之善，使这一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

关键词： 媒介素质教育传播学青少年

一、着眼于未成年人 发展 和大学生素质教育

中国 大陆地区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课题研究和试点运行，2004年，教育部将媒介素养课题列为新闻传播类的重点招标课题。2004年12月12-13日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 论坛 ——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发布了《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行动策略研究》，着重呼吁在未成年人和大学生中开展媒体素养教育。主要观点分布在受教育的主体、面临的问题、媒介教育的内容、媒介教育的任务讨论和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

1.受教育的主体：我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因该首先从高等院校起步并设立独立的课程，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①

2.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媒介教育面临着从专业教育的起点迈向公共教育的平台的问题，不仅是推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也是信息社会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②

3.媒介教育的内容(对非媒介人员)研究媒介信息、研究媒介、学会利用媒介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③

4.面临的任务:创建传媒教育学科点，探讨和研究媒介素质教育的理论问题;争取国家的支持以成就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加速培养专业人才。

二、媒介系统变局——行业生态系统

2003年，中国大陆的报纸达2400多家、杂志超过8000种，广播电台1500多座，电视台超过1000座。④中国大陆的传播市场已从卖方(传者)市场转变为买方(受众)市场。因此受众的选择既是传媒的压力，也是传媒竞争的焦点。而受众选择媒介的或然率正比于媒介接触的报偿，反比于费力的程度。对于传者，资讯的表现形式、快餐程度以及易得程度，是传播产品能否大众化的品质要素。因此，传统媒体(尤以电视媒体为重)的传播对策日趋取悦受众并商业化;传播内容的 文化、知识日趋稀释而娱乐化;媒体对于受众的需求，迎合少于引导，导致受众满足于阅听的快感一次性地消费资讯，而不是丰厚自己的文化思想积累。

正如社会学家拉斯非尔德所说：“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传媒产业的平民化浪潮极易造成青少年知识结构的“扁平化”，懒于思考而思想钝化和智力愚化，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漠视他人痛痒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生活态度逍遥化，价值观念“电视云亦云”的放任化。因此，媒介系统内演绎的格雷欣法则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

2005年，由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吴飞主编的传媒三力(《传媒影响力》、《传媒批判力》、《传媒竞争力》)，便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围绕国内传媒产业 环境、国际传媒发展趋势，以及当前媒体竞争格局等方面解析了中国特殊国情的传媒竞争法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陆续颁发了《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制定了《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希望通过实施“建设工程”、“净化工程”、“防护工程”和“督察工程”，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并强调主持人着装应该充分考虑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审美情趣，不能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迎合低级趣味，也不要一味追求不符合广大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审美情趣的极端个性化的主持方式，更不要为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畸形心态而极尽夸张怪诞的言行与表情——政府职能部门从传播实践方面整肃业界的不良传播行为。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播学界，更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力量的保障，其共识是全社会的。

三、媒介与阅听人的互动——受众生态环境

根据上海团市委与上海社科院最近在3000名未成年人中开展的《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性、暴力内容”，33%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挥霍浪废行为和傍大款行为”，48%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⑤ 2004年1-2月，笔者组织华北科技学院2002级135名新闻专业的学生，利用寒假在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北京、天津、辽宁、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新疆等12个省市的102所初中和72所高中，随机采访了553名初中生、581名高中生，采访了原籍是上述省份的580名大学生，对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传播行为、自我表露的心理需要，家长对青少年成长的看法等问题，进行了以口头采访和问卷调查方式的会调查。

调查显示，传播媒介的多样性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见习社会生活的途径;就学习资源来说，他们有着可供个性化选择的媒介物;也使得当今的青少年有更加灵活的自主学习条件，课堂教学是基础教育主渠道的教育教学方式已成为过去。在回答“您获取较多有用知识的途径”的问题时，8个选项中占前4位的依次是电视、课堂教学、科普读物和家庭教育;媒介接触的首选为电视。

值得注意的是，有信息价值的信息未必都能实现其使用价值。青少年自主选择和消费的信息也未必是质量较高的信息，由于选择媒介和信源的偏好不同，对于这部分受众来说，信源的利用率与其吸引力成正比。其中，电视仍显示出强势媒介的势头,众所周知的是，导致青少年通过传媒学习尤其是利用电视学习的因素，主要是学习内容的具象和内容表现形式的生动，以及信息的易得性。

电视节目偏好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新闻类电视节目的偏好中，《新闻调查》居首位，其次是消息类，反映出他们的知晓欲和 心理参与的要求;对武侠类和言情类电视剧的偏好高于娱乐节目，反映出他们在消费大众通俗类的电视 文化时，情感需求大于娱乐需求，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义士侠客型的英雄，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缠绵忠贞的爱情。

在为中国电视打分时，中国城市电视台台长对中国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的评价低于对电视的 发展 和电视频道的打分。而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直接作用的对象是 社会系统，且往往表现为道德甚至价值取向问题。“电视把社会生活中物质功利主义的一个个现时典型和美好‘神化’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人们。

同时，电视也把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缺乏伦理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严重脱序的状态活脱脱地传播给大众，使从未有过这一社会经历的青少年也经历了这种体验”。⑥ 污染了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文化空间。 人生的定向、审美的皈指、心灵的依靠、作为公民的素养和为人的道理等，在电视文化幻化的生活蓝本中，很少为青少年心理注入健康生长的文化基因。对于如何标的和实现自己的抱负，媒介无疑成为他们人生目标和行为的塑造者。因此，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对未来的焦虑也是中国媒介素质 教育 的重要动因。

在信息化社会，受众和国家都有一个兼听则明的甄选问题，使得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得不考虑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辩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抗误导能力的培养。

由于不同的传播制度和国情，较之先行提出培养理论的美国，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在学术研究和社会 实践方面，都有望走在世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素质教育发展的前列。

注释：

田维义:《论大学生媒介素质教育》[J]，《 现代 传播》，2004，第6期。

臧海群：《媒介素养：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J]，中国青年 政治 学院，2003/11.22卷第6期。

杨光辉：《走进传媒—如何开展传媒教育 媒介素养 蔡帼芬》。

郑保卫 当代新闻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p180]。

刘炘：《电视重构论》[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