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入世论文格式

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 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 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 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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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入世：如明朝的解缙，其实中科举的举人都是积极入世的。归隐山林：如晋朝的竹林七贤，崇尚玄学，消极避世。

1、灵魂的抉择 濮水之钓，庄子自比神龟，选择出世；隆中之时，卧龙走出茅庐，选择入世。 采菊东篱，陶潜隐居田园，选择出世；东临碣石，孟德抒发壮志，选择入世。 入世与出世是一个人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不同态度。 世间游走的圣人 人世需要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博大胸怀和远大抱负。比如“诗圣”杜甫，他一生坎坷，却总不忘忧国忧民。为谋求一官半职，施展抱负，他在长安过起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 “安史之乱”彻底地让杜甫从此与仕途绝缘，他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仍旧在世间游走。他目睹着京城权贵的奢侈与百姓的悲惨凄苦，挥笔写下了“三吏”“三别”；他在茅屋被狂风刮破，大雨淋得屋内无一处干的地方，仍在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穷年忧黎元”，写下了有“诗史”之称的不朽篇章。 杜甫在世间尝尽了艰辛与磨难，他了解这个世间，所以才笔触社会内部及底层。他感时伤世，忧民爱国的精神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情怀。 竹林深处的灵魂 出世是一种对世间矛盾的回避，对世间斗争的不屑。比如嵇康，他博览群书，无师自通，学识渊博；他爱好古琴，演奏技巧非常高明；他书法飘逸狂放，亦如其狂傲不羁的 性格。 正是他娇纵任性，远迈不群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面对曹魏的政治斗争，他避开锋芒，离开京城，来到山阳隐居，在竹林深处释放自己的灵魂，独自谋篇，“竹林深处有篱笆”是他写给阮籍等人的拒客诗；面对山涛的诱荐，不顾“七贤”的交情断然与绝交。宁愿在竹林深处继续打铁；面对现实矛盾的缠绕，他饮酒狂歌，在酒醉中忘掉世事。 一片竹林，成就他隐逸的生活；一把铁锤，锻造他铁样的个性；一壶浊酒，浇铸他狂放的本色；一把古琴，传来他千年的孤寂。嵇康，一个孤高绝伦的隐士。 出世与入世，是灵魂的碰撞，灵魂的抉择。杜甫选择入世，嵇康选择出世，而我更倾向于后者吧。佛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世间有他本来的，面貌，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我何处染一身尘埃。又有诗云：“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既然世间无事，我又何必扰之，到最后反成“庸人”了。 出世、入世由你选择，只要你的灵魂无悔！出世与入世邹士方1981年冬天我自北京大学毕业前夕，我的老师，美学大师朱光潜教授曾给我题辞：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一生以此自勉，并用来勉士方学友 朱光潜 1981年冬据我所知，朱先生这句赠言最早是他评价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李叔同一生历尽了曲折和坎坷，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最后成为一代高僧。他抗战时曾写下了“念佛不忘救国”以警示世人。李叔同以其崇高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知识者。不久我将朱老这一手迹向他的朋友，著名作家冯亦代展示，冯先生又欣然命笔，给我题写了：唯入世始能出世，不出世而欲入世者不可得。病中偶感书赠邹士方同志冯亦代 1982/3/24朱、冯二先生的题赠使人回味无穷。人生在世，确实要很好地处理出世和入出的关系，只有用辨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答案。朱、冯二先生的题辞是这种辨证思想的结晶。 一个人入世太深，久而久之，当局者迷，陷入繁琐的生活末节之中，把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现实是现实了，但总是跳不出来，囿于成见，很难有什么大作为。这就需要有点出世的精神。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对有些东西看得淡一些。这样才能排除私心杂念，以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就会事半功倍。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生在世上，只是一味地出世，一味地冷眼旁观，一味地看不惯，一味地高高在上，一味地不食人间烟火，而不想去做一点实际的入世的事情，到头来也是“闲白了少年头”。这正像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要脱离地球一样。都说儒家主张入世，佛家，道家主张出世，其实也不尽然。就拿道家的庄子的思想来说吧，又何尝不是入世呢？唯有能否定，才有大肯定，只有丢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才能集中精力于真正有价值的大事。他的心是冰冷的，因为他的心已是白热化了。他为了深入这个世界，必须先走出这个世界，这就是道家的本色。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可以看成一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现实主义主要是入世，浪漫主义主要是出世，在大作家，大诗人的身上实际上也是二者并存的。即使是被称为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也有很现实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还有《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渊明也会写出很现实的情意绵绵的恋爱诗来，鲁迅先生对他的《闲情赋》早有评论。今年9月19日是 朱光潜教授诞辰110周年 ，重新发表此文，略表对他的怀念之情。（摘自《散文》） 材料：资中筠先生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书中说：“外来侵略与内在专制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最大忧患。在这些邪恶的威胁下，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没有中绝，这与儒家思想和道德传统的熏陶密不可分。……儒学还造就了不少在专制淫威下不屈不挠的耿介之士。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大儒——梁漱溟、徐复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资中筠在谈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书名由来时说：“对‘出世’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消极、无奈的选择。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长河中，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读书人入世唯一的出路是做官。而一旦入仕途，忧国忧民之士能一展抱负的不多，却难免被迫摧眉折腰。况且机会总是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出世’精神是一种维持人格独立的退路，是心灵的净化剂。因此有狂狷、有傲骨、有淡泊宁静、有安贫乐道、心胸豁达这些秉性，如果没有这一精神上的退路，那么只有人人不择手段地在宦途的独木桥上挤压、竞争，只剩下《儒林外史》中那些猥琐形象，中国的道德文化面貌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胡文英这样说庄子：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赵树理：“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51年前，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到祖国。钱学森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将一生交给了最爱的祖国。曾经有一次，他获得了 100 万港元的奖金，当支票汇过来后，他却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 1992 年，他申请辞去了“学部委员”的称号，这与当前一些人为争名争利而“想尽办法”的现状形成强烈对比。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 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 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某次，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组拜访钱老先生，表达了想让老先生进“东方之子”栏目的意愿。说实话，即便是一般名人学者，绝大部分也没有进“东方之子”的荣誉，可老先生婉拒了。栏目组不死心，钱钟书不进“东方之子”，是“东方之子”的一大缺憾呀！在托人求请失败之后，栏目“筹划人再次拜访钱老，提出恳求，同时，含蓄的表达了不会白拍，有报酬”的意思，老先生听罢微微一笑：“我姓了一辈子的钱，还要钱干什么呢？”季羡林曾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袁隆平说得更为坦诚：“不能说我没有名利思想，只能说我比较淡薄。” 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还被拉去游街、批斗。最后，还被造反派关在一间小屋里。梁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点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省身教授说：“诺贝尔奖中没有设立数学奖也许是件好事，它让数学家们能够不为名利所惑，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陈省身：“我只是想读懂数学。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数学不是一条捷径。”巴金：“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冯友兰：“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林语堂说，中国的哲人大抵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2005年9月，李敖在“神州文化之旅”来到北京法源寺参观，有记者追问李敖出世和入世更喜欢哪一个？李敖巧妙地回答：“能入世才能出世，反过来也一样。”星云大师：“人，应当以出世的心态立身，而以入世的心态做事。”周加华：“平静地安下心来，抱着一份赤诚的入世态度，多多的顺其自然，给自己一个清澈明亮的心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在品读类文学作品时，不仅能欣赏到文字语言之优美，内涵意蕴之深刻，同时也能感觉到各不相同的文人性格。中国文学的基本形式是诗词曲剧、小说及各类散文、对联谜语等，每个时代都会有占主导地位的类型，通行的说法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但每个时代的文人性格基本上是相似的，主要就是那么几个类型，他们各自的性格往往决定其人生命运，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1. 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理想浪漫主义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是一代代后人敬仰的对象。但我对这类文人的性格最感兴趣，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或报国无门，含恨而死；或颠沛流离郁郁而终。屈原和李白都是才高八斗胸怀壮志的人物，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从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的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李白只是被李隆基当成宫廷诗人，喝酒听戏，欣赏欣赏高雅诗作娱乐娱乐。至于屈原则是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反映出不得志与郁闷。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委曲求全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像他这样坚守原则和文人的骨气、为官的责任，操守道德固然为后世所敬仰称颂，但个人悲剧却无法避免，于国家于时事并无所补。而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作品的确很有仙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极度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并不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他的代表作无不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人生的不如意，愁恨的繁多与理想的难以实现。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乃是借酒消愁，逃避现实。《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前面写了一通看上去很风光霁月的句子，到后面来了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显然主题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暗叹世事艰难，壮志未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古今总是存在差距，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中国古代如是之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2. 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乐观主义文人。他们是北宋豪放派诗词的代表，苏轼更是诗词文赋上的全才，这类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也并不好，同样没有能够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体现了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既反映国家大事、历史文化又描绘自然山川、人生情怀，其风格豪情大气而不失稳重理性，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豪杰。3. 以陶渊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出世归隐主义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归隐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种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4. 以杜甫、范仲淹、关汉卿等为代表的现实入世主义文人。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5. 以柳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为代表的平民小资主义文人。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这类文人在政治上既没有屈原李白之类的报负，也没有杜甫范仲淹之类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不会来个归隐田园，梅妻鹤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爱好，做学问、谈学术，探究人类的感情世界。这类文人其实摆脱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自然与边塞风光等，极少涉及人类内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们用自己细腻的感情和笔触，捕捉到身边的一点一滴，写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国社会与百姓生活。6. 以司马相如、严嵩为代表的功利实用主义文人。这类人从品格上讲是比较低下的，他们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或干脆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能够有良好的人格操守与道德品质，这类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也有一些宫廷诗、应制文还是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的。除此之外，中国文人当然还有其他性格，也难以一一归类，许多人兼有以上两三种性格，其中还不乏性格偏激，特立独行的怪人，但无论如何，中国文人作为文化领域的主要创作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他们的这些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也对现代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追思其人其事，想象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可享受与借鉴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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