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标志性人物,那就是曹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曹禺以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优秀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家》、《北京人》等,确立了中国话剧这门现代舞台艺术的历史地位。曹禺戏剧成就的取得,固然要归功于他的殊异的天分,但也不可忽视他对外国戏剧的广采博收、兼容并蓄,他与易卜生戏剧确实缘分非浅。而最初引导他走进易卜生戏剧世界的人,是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彭春。1925年,当时的名字还叫万家宝的曹禺,加入了张彭春组织的学生演剧团体———南开新剧团。1927年7月,也就是在曹禺18岁的时候,张彭春指导南开新剧团的学生,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曹禺在其中演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这是他首次接触易卜生戏剧。《国民公敌》的演出,还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当时驻守天津的军阀禇玉璞,听说南开新剧团演出了《国民公敌》,就十分生气。这个愚蠢的家伙,以为南开一个姓易叫卜生的青年,写剧本攻击他,骂他是国民公敌,于是便派兵到学校抓人,易卜生自然是抓不到的,抓不到人就勒令停演。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直到过了一年,南开新剧团把剧名改成《刚愎的医生》,这出戏才得以重演。这件事情让曹禺印象深刻,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他说,“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用尽一生的气力。”[4]曹禺对戏剧的痴迷,让老师张彭春看在眼里,因此对这个得意弟子格外留意,尽心栽培。1928年,在南开中学24周年校庆之际,南开新剧团演出《傀儡家庭》,主角娜拉就由男扮女装的曹禺来扮演。由于曹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面目清秀,特别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装扮起娜拉来,便颇有几分女性的妩媚动人和刚柔相济的神韵,再加上老师张彭春的悉心指导,这一个娜拉便活生生地展现在舞台上,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29年12月,张彭春要去美国,一是为南开学校募捐,再者是为梅兰芳访美演出牵线。临行前,他将一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送给曹禺,这使曹禺非常感激,他借助英文词典,通读了全书。易卜生的戏剧,曹禺不仅读过,而且演过,这样的经历,对他掌握现代戏剧的编剧技巧很有帮助。后来,因为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曹禺由南开大学政治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1年春,清华大学的学生演出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曹禺在剧中仍然扮演娜拉。据李健吾说,这可能是中国现代舞台上最后一次的男扮女装了。一次又一次地扮演娜拉,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化身为女子,体会一个女人在生活境遇中的尴尬、无奈、挣扎、委屈,是不是让曹禺更深刻地理解了女子的处境和心理呢?这是大有可能的,因为在他后来塑造的女性群像中,无论是乱伦的太太,偷情的少妇,还是堕落的交际花,甚至下等妓院的女子,他都赋予了她们极大的同情,从来不肯站在男性的立场藐视她们,而是刻意展现她们灵魂中金子般闪光的东西。1933年,曹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易卜生》,写作这篇英文论文时,曹禺主要参考了萧伯纳的《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也就是在这一年,曹禺一边构思他关于易卜生的论文,一边开始创作他的成名作《雷雨》。点燃曹禺创作灵感的最初契机,是剧中一个奇异的女子和围绕她的情感危机,这个女子就是繁漪。这一条线索铺展开来,勾连起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种种恩怨,勾画出一个魔咒般的命运怪圈。1934年,《雷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35年,李健吾在他的评论文章《雷雨》中指出:“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无论是他有意或者无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5]显然环境和遗传的问题,在易卜生的戏剧中都有所涉及。有人指出,在情节结构上,《雷雨》表现的乱伦悲剧与易卜生的剧作《群鬼》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