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诗研究的论文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仲则，江苏常州人。黄仲则自幼聪慧好学，9岁就写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的佳句。他一生创作诗词大约2000首，留传下来的尚有1000余首，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超过清代其他诗人。黄仲则故居“两当轩”位于常州市区延陵路马山埠，由于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南京、上海及当地的新闻、文化界人士曾多次呼吁修复“两当轩”。刘海粟、唐云、谢稚柳、王个、程十发、吴青霞、王蘧常、顾廷龙等曾为“两当轩”作书画作为纪念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常州）人，自称黄庭坚后裔。四岁丧父，家贫力学。十六岁参加常州府童子试获第一名秀才。然“生于盛世运偏消”，时乖命蹇，落拓平生，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以终。黄仲则才高气傲，学遍古今，“沉酣经藉，融液子史，”在朱筠门徒中，数他年龄最小，但才高志深。吴兰雪云：“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吾尝论海内诗人，能从古人出而不为古人所囿者，藏园而外，必推仲则第一。……”张维屏云：“古今诗人，……众人共有之意，入此手而独超；众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笔而独？……有味外之味，……有音外之音，……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舒铁云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把黄仲则比为行者武松，王峰说，很是莫名其妙。黄诗哀婉流丽，何曾有“血溅画楼，尸横灯影”的杀气！还是洪亮吉《北江诗话》里的“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八个字来得贴切。 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影响及于诗坛，以学问、典故、古辞为能的“学人之诗”成为诗坛主流。黄仲则的诗是当时少有的“诗人之诗”，晚清包世臣称赞他说：“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李泽厚最喜其“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句。在下亦是。又有“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句，突显文人之轻，之不合作；悲歌慷慨，抒尽胸中孤愤之气。有《两当轩集》。除诗词负盛名外，黄仲则行楷在苏轼、黄庭坚之间，分隶极古质，亦工画，擅山水，兼长鉴古，旁通篆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155页)。 ——黄仲则小论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在最新的博客页面上，我引用了我喜欢的诗人黄景仁（字仲则）的一首诗《杂感》。关于这首诗中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引用的人很多。类似的还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琼瑶的《昨夜星辰》，梁羽生的《冰川天女传》等流行作品里主人公都曾如痴如醉的念道，感染了许多读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创作出如此佳作的作者黄仲则，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我对黄仲则产生兴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偶然购得一本《两当轩集》，略略翻阅，便如获至宝。这位少年成名的天才，一生都在漂泊中渡过，其命运和人生，正好印证了欧阳修的那句名言“诗穷而后工”。黄仲则生活在乾隆年间，正是清朝最为兴盛的时候，而这位被认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的诗人，却在愁苦中挣扎着，如鹤舞秋风，雁鸣冬霜，其不幸遭遇实令人唏嘘不已。也许因为当年的性格跟黄景仁有些个相似吧，我很快就被其诗风所打动。在笔记上，一笔一笔地抄了许多他的清词丽句。 黄仲则当然不是天生的饥饿艺术家，在少年时代，他也曾意气风发。像这首《杂感》作于其十七岁时，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语调虽有些低沉，但其潜在风格实为激愤而非穷苦，而诗人昂扬之气，也跃然纸上，实非一味的垂首悲鸣。黄景仁十分推崇李白，公开宣称“我所师者非公谁”，也曾留下许多飞扬奔放的文字。当年在采石矶太白楼的盛会上，黄景仁挥笔登场，举座皆惊，“是日江上同云开，天门淡扫双蛾眉。江从慈母矶边转，潮到然犀亭下回”，“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颇有几分当年王勃作《腾王阁赋》的风采。类似的风格还有其咏黄鹤楼，崔颢题诗连李白也为之掷笔，但黄诗却知难而进，直接步其韵而和之，“昔读司勋好题句，十年清梦绕兹楼。到日仙尘俱寂寂，坐来云我共悠悠。”略略几句，境界全出，实乃雄笔。另如其咏新安江“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也颇有跌宕之气。他在《将之京师杂别》曾写道：“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可见其也曾有意识地炼气，思作凌云健笔。后来风格转为绵丽愁郁，想必跟其生活遭遇有关。 当然黄仲则最为今人传颂的，是其爱情诗歌。其用情之深，词句之工，直追晚唐李义山，与本朝的纳兰容若可称双绝。除了前面所引“似此星辰”一句外，其他如“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的黯然，“风前带是同心结，杯底人如解语花”的缠绵，“从此音尘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的空茫，“有情皓月怜孤影，无赖闲花照独眠”的惆怅，“玉钩初放钗初堕，第一销魂是此声”的妩媚，“检点相思灰一寸，抛离密约锦千重”的婉约，“云阶月地依然在，旧逐空香百遍行”的恍然，都让人拍案叫绝。更可贵者，黄诗较少用典，善以平常语言，道极深情思。一般来讲，古代诗人在今天的被接受程度，往往跟其风格有关。如古代周邦彦在词坛上的地位，绝对在李清照之上。但今日普通读者，喜欢周邦彦者并不多，能背上几首的更是绝少。而易安词就流行得多。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易安的词风简易，而周词用典艰深，语意曲折，不易理解。同样，纳兰容若的词之所以广被接受，跟其平实清婉的词风也大有关联。当然了，今人之所以喜欢易安和纳兰，并不仅在于词句，还在于其体现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或者说是“不隔”。而用事用典过多，则常给人隔了一层之感，仿佛雾里看花，美则美矣，难以入情。以此推之，黄仲则在日后的清诗研究中，或者有机会占得更高的地位。记得在网上看过一则评论，将黄仲则和纳兰容若视为网络时代被读者挖掘出的古代两大诗人。倘若此论属实，倒是很令人欣慰的。仲则一生，实在是太过于寂寞了。 当然，仲则写情，除了爱情外，亲情也很出色。如其著名的两首《癸巳除夕偶成》：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其二“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又“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费剪裁”，“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还有其同乡后辈瞿秋白在《饿乡记程》中提到的抱愧老母的词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来真是字字滴血，感人至深。 黄仲则一生命运多蹇，自己的性格也落落寡合，似乎一位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实际上，其对于朋友，却是十分珍惜和看重的，观其《赠杨荔裳即寄酬令兄蓉裳》“万事不如知己乐,一灯常记对床时”，《夜读邵先生诗》“忽得南沙故人纸，一庭春月立多时”，都于落寞中洋溢着浓浓的友情。他有一位知己良朋，就是同为清代文坛大家的总角之交洪亮吉。黄景仁在携家前往西安的路上因穷困潦倒卒于途中，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洪亮吉。洪一接书，立即飞奔千里至山西经营丧事。两人交情之深，可见一斑。可叹的是，几百年后，两人的命运却完全不同。据报载，在他们的故乡常州，洪亮吉故居修缮一新，对外开放，还成立了洪亮吉纪念馆，而黄仲则故居两当轩，却摇摇欲坠，反而是多少人，觊觎着那块地皮，准备一掀了之，另做他用。细究其原因，原来洪亮吉当过朝廷官员，黄仲则却是一布衣寒士，政府认为不值得投资。如此对待古代文化，难怪乎中国的传统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己了。 清代诗坛，康乾年间宗派林立，尤以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及翁方纲的肌理说四家大放光芒，诗人鲜有不受影响者。唯仲则戛戛独造，至情至性，自成一家。故其诗歌在当时颇受推崇，肌理派掌门翁方纲称其“沈郁清壮，铿锵出金石”“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性灵派宗师袁枚《哭黄仲则》则咏道：”叹息清才一代空，信来江夏丧黄童。”殆至近现代，由于中国的内忧外乱，国破家亡，人们从黄仲则的诗中读到许多共鸣，欣赏其作的人就更多了，最著名的当然是郁达夫和瞿秋白，郁达夫那篇著名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就是写黄仲则的。不少论者将其推为有清三大诗人之一（其二为吴伟业、龚自珍）。但奇怪的是，解放后，黄仲则的诗名却逐渐沉寂下来。也许他那种穷途当哭的诗风，跟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的盛世景象格格不入吧。 前面说过，纳兰容若跟黄仲则诗词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其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截然不同的。纳兰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仿佛春闺少女的相思梦。仲则是独立秋风一羁客，勾起天涯游子的明月愁。实则仲则是当时的美男子，论者称其“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风神玉立，世比叔宝。年未弱冠，所撰小赋新诗，已有烟月扬州之誉”，貌美才高，搁在今天，说不定也是大众明星级的人物。他的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一为鹤，另一为秋虫。他有着鹤的风姿和志向，但却只能发出秋虫的悲鸣，一生为生活奔波。因此我们在读其诗时，脑海中容易出现鹤舞秋风，咽露秋虫的景象。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曾经想作一本《黄仲则年谱》，但能找到的资料实在太少，自命并无能力做得比已有的研究更好，只好作罢。只是每每在深夜独坐，却总是会想到那个三十五岁早逝的天才，一个诗人中的诗人，一个被命运抛弃，被时光淡忘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