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销与反倾销的原因毕业论文

反倾销是一个金融术语，是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

虽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是，仍把反倾销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倾销行为的受害国在开始反倾销调查前没有与当事成员进行磋商的义务；在审查倾销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倾销幅度的大小并确定倾销幅度。世贸组织规定，倾销幅度不超过进口价格2%。

扩展资料：

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愈强，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也随之愈强，反倾销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的贸易保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几近白热化、各国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

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定》）是目前最具权威的国际反倾销法。

该协定第2条第1款对倾销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在正常贸易过程中，某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亦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反倾销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利用其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实施歧视性的不公平措施，在反倾销的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中国是其受害国之一。本文拟从欧美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概况及其原因，欧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分析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中国对替代国问题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替代国 非市场经济 正常价值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的夸大对方国家所谓的倾销幅度。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随意选择替代国，从而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损害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一、欧美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的概况及其原因 近年来，欧美经常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进行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在欧美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替代国价格作为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如在欧盟对华彩电的“反倾销”调查中，常用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而新加坡人力成本是我国的20倍，所以很容易得出反倾销结论[①]。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公正待遇，使我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我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欧美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和考虑到某些政治利益，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在确定倾销过程中，使用替代国制度，增大了倾销幅度，提高了反倾销税，从而有利于欧美国家保护本国利益。2、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在成本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维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于是就成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中国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欧美国家对我国进行“制度歧视”，总拿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做文章，随意指定替代国，依据不切实际的替代国价格进行裁决，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3、欧美国家理论界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既无自身利益，又无追求利润的动机和给产品定价的权利，一切活动都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纵的，因此不应当也不可能将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法规定同等条件的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于是，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应运而生，就产生了所谓的替代国制度。二、欧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一）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美国“1974年贸易法”针对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专门写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规定要选用“生产相同产品的市场经济的国内市场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商务部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不按市场成本和价格规律进行运作的国家。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美国采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生产时使用的要素价值加上一般的费用和利润以及内外包装的成本和其他费用，来确定正常价值”。它对市场经济有六个法定要求：一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企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六是商务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二） 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欧盟的反倾销法在确定正常价值上明确规定了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在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欧盟选择一个经济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国的同类产品在该国国内市场消费时的价格，或该国向其他国家，包括向欧盟销售时的出口价格，或该国同类产品的结构价格为基础，以此来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欧盟认为中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度时期，因而有针对性的搞了一套“市场经济五条标准”，对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资格的五个条件：一是生产投入及销售中，投资的方式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企业要有一套用于所有场合的，按国际会计标准审计的财会帐簿；三是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包括财产的折旧，债务的偿还等，都按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不得有歪曲，不得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换过程中所遗留的财务问题；四是企业在法律保护下经营，包括受制于破产法和企业财产法的约束，企业不受政府的人为的干预成立或关闭；五是汇率方面遵从市场汇率。“欧盟标准第五条：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很明显，近期有关人民币汇价的争议，将会影响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为了跟国际接轨，我们相信人民银行在今年内应会对人民币汇价制度作出重要改革。”[②]三、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一）替代国制度计算方法的不合理欧美等发达国家均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对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值，也一律视为非市场过程中的“正常价值”。加之GATT的附件九《诠释与补充规定》中对第六条的诠释与规定说，“应当承认，遇有一个其贸易全为或大体上由国家垄断，并由国家固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货物，在为第1款目的确定可比性时，会有特殊困难···即严格与该国国内价格做比较，常常并不合适”。所以欧美等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以替代国的国内市场正常交易过程的正常价值来代替标准。比如自行车，就找个同样生产自行车的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等替代。可以设想，中国的劳动工资比台湾地区，新加坡要低的多。本来中国产的自行车的国内售价若与出口价相当的话，若按新加坡，台湾省较高工资水平生产的自行车较高的市场价比，肯定会构成倾销。所找的替代国生活水平越高，算出的倾销差越大，要征的反倾销税就越高。而且这种替代国的计算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推算价格”的计算上，例如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对原材料的价格也找替代过生产的原材料。这样推算出的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必然远远超出中国实际较低的生产成本。（二）寻找替代国上的不合理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主理机关在寻找替代国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性很大。例如欧盟反倾销法规定，这种选择应是“适当的 ”与“不是不合理的”。欧盟委员会据此还为这种灵活性建立了一套选择办法，即要考虑存在相同产品，制造工艺和技术流程和生产标准的相同性，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在充分竞争条件下）等各种因素。但实际执行起来，就对中国产品而言，有半数案件根本没有考虑“相同产品”这个因素。“选择适当的替代国非常困难，如中国的情况，以往的案件没有一个国家有可比性，新加坡、美国、日本都当过我国替代国，印度、巴西也当过，没有一个案子是合适的，比如蘑菇案，替代国不是印度就是印尼，我国的蘑菇是在野地中生长的，所以这个替代国的选择是不适当的，该案我国胜诉了。”[③]又例如，在糖精钠案中，美国商务部选盐酸价格时，在美国每公斤价格为3美分，印度则为2.8美元，美国选择了印度。三）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不应当视我国为完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属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就现实状况而论，我国有不少生产部门和行业也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机体制的模式，其产品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与销售的。国家计委不久前公布的《中央定价目录》中，又将10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彻底放开，现由中央定价的仅有13种商品或服务。因此，外国进口国的反倾销法，不应当无视现实，而坚持替代国的做法。欧盟从1998年1月7日开始在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倾销调查中，欧委会不再必然认为非市场经济待遇是适当的了。“欧盟给予中国‘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使欧盟对中国产品启动反倾销程序更加灵活，更加方便，而中国则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目前‘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制约中国向欧盟的产品出口。这一问题也得到中国首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关注，此文件要求欧盟尽早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并消除对华反倾销及相关歧视性政策和做法，慎用‘特保措施’，使中欧贸易朝着双赢的方向发展。”[④]四、中国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应对（一）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业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鉴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经济运行主体全部属于国有或国家控股的情况较多的存在，由此反映出来的国家通过其所有权来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较为普遍，此外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仍处于管制状态，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限制进入等等，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各国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的客观评价。“从近几个月推行宏观调控来看，政府仍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较早前中央政府更明令各地要控制物价，防止通胀恶化，种种现象表明，大陆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要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的确存在不少困难。”[⑤]根据入世谈判协议，“如果中国承诺在5年内完成所有行业的市场准入改革，美国现行的反倾销与反补贴实践和歧视性的单方进口限制的做法将予以停止。”[⑥]因此，今后应当继续加强与国内有关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建立良性的产业协调机制。同时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积极的进行宏观调控对企业加以引导：从眼前看，整顿外贸秩序，改革配额招标，加强企业自律，健全法律法规；从长远看，加紧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提高出口效益，从市场、产品、管理等各个领域加快企业改革，尽快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二） 坚持对等原则，加强政府交涉和制裁力度，主攻“市场经济地位”。尽管经过长期交涉，国外对华反倾销政策，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完全摆脱了“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困扰。由于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长远看，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做法将更多的体现在具体案件中，而不是在明文规定的法律中。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利用政府的各种交涉渠道，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继续加强多方位政府交涉的力度，对进口国保持长期的交涉压力。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反倾销立法，以对等原则打击那些对我国采取歧视措施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三） 充分发挥WTO争端解决机制。我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之一，那么就应该充分利用WTO多边框架下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就美国、欧盟等国歧视的、不合理的反倾销法的有关规定向DSB投诉，以彻底改变我国在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地位。同时我国还应该组织专家深入的研究WTO反倾销法律文本的规定，并与这些国家的反倾销法律进行比较，一旦发现有条纹不符的地方，应积极向DSB进行申诉，以求其修改歧视性、不合理、不公平的有关规定。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扭转我国在外国对华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局面。（四） 争取企业单独的反倾销税。在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之前，我国政府及企业应当通过自身条件的完善，打破欧美“一国一税”的不合理规则，争取各行业企业的单独反倾销税率。欧盟理事会条例（第905/98号）确定了标准，涉及反倾销调查的公司可以据此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应当使用出口公司的国内（即中国）价格和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弱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则在计算单个中国公司的正常价值时，就可以使用来自这些公司的实际价格和成本的资料。目前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多数国家已经比较普遍的采取了给予中国应诉企业分别裁决待遇的做法，因为外国政府认为参加应诉的企业是积极配合的，应该得到区别对待。比如在美国对我国金属锰反倾销案件中，参加应诉的几家企业分别获得了3%，5%和20%的反倾销税，而其他未参加应诉的企业一律被裁以超过100%的高额反倾销税。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当以文件形式：下放企业出口控制权，取消出口企业经营和出口许可证的限制制度；出口企业则应当提供：企业产品无需政府许可独立定价，企业有权进行协商并独立签定出口协议，企业的经营、销售等管理因素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且能够保留出口销售的收益等证据。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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