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对策
1、与政府调控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充分竞争完备的市场上,由于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厂商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愿达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合约,商品的价格达到了均衡、市场出清,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稀缺的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自动”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全社会的福利达到了最大化。
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完备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现充分竞争的条件不具备,所以现实中的市场本身不是万能的。在2月中旬的广州、4月的北京,药品市场乃至食品市场有明显失灵表现。
局部区域药品的供应量不能够解决市场需求的平衡,导致局部市场药品价格大幅上涨(事实上很多药品就全国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市场上出现很多假冒伪劣的防治非典的产品,如不合格的口罩、消毒水、体温计、防护服、甚至过效期的药品等。
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采取相关的非典防控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威胁;类似现象严重损害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
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在非典市场中,正是由于消费者、药品零售商、药品批发商、生产商、原料供应商以及我们的政府,相互之间的信息是严重的不对称所致的市场失灵。
消费者缺乏对非典知识的了解,加上谣言传播,产生恐惧心理,完全凭自己的经验或从部分媒体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盲目的跟着感觉走,进行“抢购”;同时又对市场上商品的供应情况缺乏了解,涨价、缺货假象加剧了“抢购”心理,从而价格越高,越要大量采购。
药品零售商、批发商对整体市场药品供应情况也缺乏了解,出现先付款后提货,价格提高也同样采购,尽快去迎合顾客的需求。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不法的“个人药商”,进一步加剧市场恶化,所以广州竟出现每袋板蓝梗50多元的现象。
看不见的手失灵需要由看得见的手来矫正,即政府来调节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上面出现的失灵现象,政府立即通过及时通报各种信息、价格管制、政府组织采购、责令相关单位强制执行预防非典措施,广州、北京的市场失灵现象在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说政府的调控措施是相当有效的。
2、宏观调控对策
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也艰难而伟大的实践。排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
既要使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进行配置资源,又不能让它完全自发的运行,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
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
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等。
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连年发行国债以专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其市场垄断范围。其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的非公平竞争因素。
长此以往,诸如此类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
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也指出,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中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5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90年代末,作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背景就是考虑到东部、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引发了问题以及缩小差距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近期中央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也是看到东北地区制度滞后、技术落后、下岗人数众多等情况,抓住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的机遇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
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最后,政府在实现其调节职能时,要注意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SARS”的传播是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考验。“SARS”之所以对经济影响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即不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治疗、何时结束、何时卷土重来等等。
产生这些不确定的原因是信息没有及时、精确、有效的披露和传达。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行为自由化的社会,政府的效率高低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
所以,不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甚至国防安全问题,政府的工作效率要不断提高。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障中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扩展资料
中国市场失灵主要源于市场发展不完全和市场之外的原因
中国打破计划经济桎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起于1978年,至今还不到30年,市场发展不完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新的计划体制还未形成;
②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国家计划指导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二者有机结合还为形成;
③在计划管理上,实施计划调控的物质手段乏力,计划的法制化建设滞后;
④在新的宏观调空体系中,计划、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机制尚未形成,既影响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又妨碍宏观调控整体功能的发挥。市场不完全导致市场调节力量薄弱或调节范围狭小,需要国家公权力予以协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地方和行业予以放宽放活,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行政权不充分不公正介入。
由于局部或个人的利益的驱使,行政主体常人为剥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出现地方行政机构为了保护局部利益和政治利益,与所属的企业联合起来,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并操纵市场,构筑市场壁垒来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
另外,有些行业的管理部门利用其拥有的投资权、资源管理权、财政权,为所管辖的企业构筑政治壁垒,以形成一种排他性控制。行政权力的私利化,使得行政触角过分介入经济,操纵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将社会资源引向政治市场而非经济市场。
行政权力控制着尚不完善的市场,使资源流向和配置背离了传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价值规律在面对强而有力的行政权力只能束手无策,如何正确合理的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分介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