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草木研究论文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我和儿子都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儿子读《人间滋味》，通过文字回忆小小的他走过的地方和品尝过的味道。我则喜欢《人间草木》，由汪老牵引着去触摸对话一草一木。他曾说，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但是阅读整本书后，我认为树木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每一种树都会印证每一种人的性格。 《南山有台》诗歌全篇重章叠唱均采用了“……有……”的模式，且全诗都在用树木来比兴。那么又用这些树在暗指什么呢？且读且欣赏吧！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中“台”，是可用来编织蓑笠的蓑衣草，故又指蓑衣草。“莱”，可以作为各种草的概称，更多时候指藜草。这两种草木有个共同特点——虽长于荒野不起眼，但生命力十分顽强。“乐只君子”在诗中亦反复咏叹，在宴饮场合中，或指贤主，亦或是嘉宾。“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以这样的遍布南山北山的植物而起兴国家的栋梁之才、贤人君子，他们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石，牢牢地扎根于百姓中，知民间疾苦，又从其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有如此基石，何愁民族植株不繁茂？“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桑树与杨树是春夏间最繁茂的植株，“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桑与杨适应能力强，无论任何环境，都可以快速调整状态，总可以成为应季最亮丽的风景线。这不仅仅是桑与杨的骄傲，更是乐只君子的荣耀，人与树相通相知。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枸杞和李子，果实累累，红橙相照，真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它们蓄积了时光的酝酿，吮吸了风雨的滋养，天地厚待它们，故它们也回报世间。“乐只君子”日行一善，则积善成德，自然会感念民间，所有的民众都是君子的良师，因为他们时时刻刻从生活这本大书中学习，民众就如父母般伟大，不可辜负。“乐只君子，德音不已”，世间似有很多不公平事情，其实世间拥有最大的公平，能量是永远守恒的，在你感恩百姓的同时，百姓自然会更加爱戴“君子”。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栲树是供建筑房屋等使用的一种常绿乔木，杻也是一种高大乔木，栲和杻我们在《唐风 山有枢》当中接触过：“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高大乔木是树中的伟岸君子，用身躯遮蔽毒辣的夏日，大树底下好乘凉，用身躯抵抗疯狂的风沙，高木默默奉献着，也在不断接受挑战，使其成为更好的自己。“乐只君子，德音是茂”，如高大乔木般，君子的美名自然会传扬万世。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诗集传》：“枸，枳枸，树高大似白杨，有子著枝端，瞰之甘美如怡。……楰，树叶木理如楸，亦名苦楸”。这是树木中的耐久者，不由得想到人的一生，岁月匆忙，转眼间，已由黄毛小儿成为“黄耇”之人，引得无数人慨叹人生苦短。其实人最重要紧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依然可以“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何不成为八十岁的年轻人？“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君子耄耋，留给后世的不是名利，而是思想精神，需要后世代代传承不休的最宝贵的财富。 整体说来，这首内容虽然很单纯的诗，却有着层层递进、首尾相应的巧妙，层次感与节奏感也很强。“寿比南山”，确实有着作为宴饮之乐的歌功颂德的功能。但是祝福更在于心，而不在于行。 读诗，往往读的不只是诗的字义，也读王国维强调的“境界”，还有自己的心得体悟。所以荡开涟漪，随想随写而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诗经》中植物种类繁多，据统计，《诗经》中的草木蔬果共有134种，可分为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水生植物、蕨类植物等①。本文将《诗经》中的植物按照其用途分为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祭祀植物和其他象征意义的植物这四大类进行阐释分析。一、食用植物“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远古人民将植物视为上天的恩赐，食用植物在《诗经》中的种类最多，可以将其细分为水果类、野菜类、药材类、蔬菜类和谷类这五类。水果类植物在《诗经》中并不多，这类植物有桃、甘棠、梅、李、棘、葛、榛、栗、木瓜、木李、苌楚、瓜、枸等。由于刚进入农耕社会不久，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所以这其中除了桃、梅、李、甘棠这几种因为其开花时花色美丽，作为观赏果木广泛栽培以外，其他都为野生水果，味大都略酸，只有极少部分被当做日常食用水果。野菜类食用植物在《诗经》中种类是最多的，大约有三十多种。由于农耕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采集野菜仍是劳动人民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这类植物大多生长在水中或陆地，有芑、荠、薇、蕨、荇菜、蒌、卷耳、�、藻、芹等，而荠、蒌等野菜因为食用起来较为可口，至今仍有食用。人工种植的植物在《诗经》中出现的不多，但由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仍有部分蔬菜和谷类作物被人工栽培，这些植物有匏(葫芦瓜)、葑、菲(萝卜)、荷(茎藕可食)、菽(大豆)、韭等，由于种植方法简单，且用途广泛，在《诗经》时代已有较长的栽培历史。而谷类在《诗经》中约有五种，它们分别是黍、麦、牟(大麦)、稻、梁(小米)，其中黍是当时北方种植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必需食物。食用植物中还有一类较为独特，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治病，在《诗经》中也占有不少数量，这些植物有唐(菟丝子)、(川贝母)、(益母草)、杞(枸杞)、艾(艾草)、莫(酸模)等，这些药材大都与女性有直接的关系。上述这些食用植物虽然可食，但其在《诗经》中出现大都意有所指，这些植物意象多用来代指一些特殊的情感，如《有梅》中以梅来指女子青春的流逝，木瓜则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卫风・木瓜》)，而匏，也就是葫芦瓜，在《邶风・匏有苦叶》中是男女爱情的帮手，甚至于药材唐(菟丝子)在《风・桑中》以及《诗经》其他篇章中是用来比喻夫妻相互依附的关系。由此可见，植物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寄寓了人们生活中欢喜悲忧的情感。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诗经》美学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学界轻视或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美学界所注重的是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想与美学、艺术理论相渗透、相结合的方法。以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出发，《诗经》自然被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我们不能否认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合理性，因为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维而非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就离不开哲学方法的引导，就应该关注那些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和范畴命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学毕竟是一种有着独立品格和价值的学科，它除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思维品格外，还具有很强的艺术实践性。美学的研究，离不开艺术具体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来说，这种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为我国艺术审美经验最早、最形象、最生动的总结，《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同时，由于《诗经》时间跨度很长，涵盖的方面广，所包含的审美形态和现象也十分丰富，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留下巨大空白与缺陷。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具体谈谈《诗经》的美学内容及其意义。一、“和”的审美意蕴“和”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谈论得甚多。但学术界言“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疏忽，那就是没有注意到《诗经》中“和”的意蕴的重要性。实际上，《诗经》中“和”的审美意蕴和观念十分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和”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化的重要一环。《诗经》中直接出现“和”一词地方共12处，其内涵较为丰富，几乎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言“和”的几种主要涵义。具体讲来，大致包含三层意思：1、指口味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戎既平”。2、指音声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商颂•那》：“嘒嚖管声，既和且平”；3、表示人际关系和伦理的和谐，《小雅•常棣》中的“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小雅•伐木》中的“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等等，即是在这层意思上言“和”。不过，《诗经》中“和”的意义不能仅仅从语词方面来把握，而是蕴含在其整体艺术形象中的，它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和”的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提出和界定上，而是表现在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美学意蕴上，表现在其所确立的基本人生态度和审美方式上。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①]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我以为最早在《诗经》中得到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诗经》开篇为《周南•关雎》，以水鸟和鸣起兴、吟咏男女之间的恋情，即给人一种温暖和谐，人与自然无限亲近的感受。《诗经》中诗有多种类型，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诗，人与自然的融怡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朝花夕实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又如，《小雅•无羊》写牧羊：“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角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其人情物态描绘莫不毕肖自然，这若非对人与自然关系抱一份极亲切的认同，决不能道出。《诗经》中宗庙祭祀诗，也没有了殷商人那种虔敬、恐惧的心理，祭祀神，是为了人，希望神赐福于人，山川神灵亦开始成为人心中的自然，成为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我们读《周颂•般》：“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真美啊，我周邦，封禅四岳把山上，小山大岭也都祭、九河合一依次往”），所体察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自然神灵的亲近从容的心境。《诗经》还多鸟兽草木之名。关于这一点，孔子也曾谈到，认为这是读《诗经》的一大益处。司马迁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以达意”；（《太史公序》）郑樵云：“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均很重视鸟兽草木之名之象对《诗经》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借鸟兽草木一类自然事象，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息息相通的亲密关系。在《诗经》中，我们常见以蔓生野草喻女子出嫁、缘木而生喻女子依从男子共同生活；女子歌唱多以采薇采厥起兴，而男子歌唱多以刈楚刈萎起兴，这种起兴又多喻男女私心爱慕之情；睹桃花灼灼，即感女之青春和美艳，（《桃夭》）观梅花盛开而衰，即悲青春和爱情之流逝；（《摽有梅》）见风雨鸡鸣，则有亲人之盼，（《风雨》）见春日载阳，黄莺鸣啭，则惹无限春情（《七月》）……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成为诗人情感心灵的写照。应该说，《诗经》以鸟兽草木等起兴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意识已非常成熟，这正是《诗》“和”之审美的重要意蕴所在，对中国古代“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况为：“水沓山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实，刘勰这里所言的人与自然和谐融怡的“物感”审美方式，早在《诗经》中就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原型。言《诗经》之“和”，我们还必须看到，《诗经》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和关系把握，实与它所表现的人伦亲情和关爱是深刻统一的。《诗经》多以鸟兽草木起兴，这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感情，心灵对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伦内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许多诗歌，如《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唐风•鸨羽》、《小雅•伐木》、《小雅•鸿雁》等，“都是以鸟类的‘他物’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②]不管是不是直接追念祖先和宗族，《诗经》中鸟的起兴，确常常象征着种种人伦亲情关系，其形象也如有的论者所说，是“关关嗈嗈、和谐鸣飞”，“含有和乐绸缪的意味”。[③]《诗经》基本是周人的作品，周人那种本源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对家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关爱，均在《诗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小雅•常棣》是最早歌唱兄弟友爱的诗；《小雅•鹿鸣》、《大雅•灵台》则把君臣之乐渲染得无比温馨和谐；《小雅•甫田》写“古王者爱民重农之意，”“如许亲切”；（方玉润：《诗经原始》）而《王风•葛藟》，表达一个孤儿孤苦无依，欲认他人做父亲，欲认他人做母亲，皆得不到帮助、顾念和关怀，其语沉痛之至，又不忍卒读。显然，这些若没有人与人之间那种忠诚恻怛、和睦关爱的情感，是不能写出的。《诗经》写人伦亲情，最为动人出色的则是夫妻之情。《郑风•女曰鸡鸣》、《周南•卷耳》、《卫风•伯兮》、《豳风•东山》、《郑风•风雨》等，均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都写出了人生人情的至真至诚，“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方玉润：《诗经原始》）遂为千古夫妻情爱诗之祖。《诗经》这种人伦亲情之“和”的表现，亦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在《诗经》时代，史伯、晏婴、医和、子产等人都曾言“和”，他们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审美心理之和，或进入社会伦理层面言和，但均未进入人伦亲情这一领域。儒家从孔子起提倡“中和”，包含着对人伦亲情的重视。应该说，这种重视，与《诗经》有直接的关系，不然，孔子就不会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价上，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不少人认为，是孔子等提出的“中和”论为后世艺术审美奠定了基本原则和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若没有《诗经》中人伦亲情表现，若没有《诗经》这一类作品的艺术实践和开掘，由孔子提出的儒家“中和”理论，就还很可能是一个较为空洞、抽象的理论原则，难以化成一种深醇、亲心相通的现实感受，也很难真正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重要方式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