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论文

摘要：科学技术带来了强大的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问题不是出在剑上，而是出于擎剑之手—人的智慧。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来注解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是医治现代科学技术弊病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新的航标。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天人合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科学在物质层面给人类带来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也给人类带来深层的价值丧失，而这种丧失却不易觉察。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又不是一般的自然物。人类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人类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这是自然界任何其他事物都不具备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但精神的文明没有相伴而来，相反人类的精神文明有倒退的趋势。《圣经》里讲亚当在自己摘取智慧之果后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人类会不会因为摘取科学技术这一个智慧之果而被开除出自然界呢？ 一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源于宗教改变和文艺复兴运动在对抗神本主义的斗争中，人们打出人文主义的大旗，用人性去对抗神性肯定和张扬人的理性和欲望。人们开始重新解读基督教精神，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唯有人的幸福才能证明上帝的荣耀。人文主义在与神本主义的斗争中催生了科学，并且使科学成了与之一同对付宗教神学统治作战的同盟军，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是科学得以生根、萌发、壮大的土壤。科学成了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一种手段，在这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被看成整个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两者是兼容互补，相互确证的。科学关注人的物质享受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带来人的征服，侵略的欲望和对精神，道德的漠视。这一点无疑切合了那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从此科学从神学的婢女一跃成为主人，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并成了历史的主角。科学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很快用数学的语言，实验的方法建立起以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天上的行星与地上的物体竟然都严格地遵循着同样的定律，人类第一次窥见到上帝的秘密。人类的“人定胜天”、“人为自然立法”的豪情油然而生。然后这一切跟它所引发的工业革命相比都不值一提。19世纪之后，科学还成了技术的先导，技术无疑放大了科学的力量。科学技术成了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从此科技成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向度，人类文明被简化成科技文明，这与传统的人类文明已大相径庭。因为科技文明只关注人的物质享受以及人和自然的物质关系科学总是给人这样一个假象，科学对自然和物质的研究是中立的，它只问是非，不管善恶。它拒绝考虑人的道德，终极关怀问题。这已经表明它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价值。自然科学的研究限于我们能够看见的空间和眼前的情况，而社会科学涉及另外的空间和人类长远的生存状态。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的技术化而使科学上升为一种物质力量，使它有能力蚕食人类的精神空间。信息不对称原理告诉我们：技术的种子撒向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技术的森林。科学技术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迅速扩张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它所到之处，一切都理性化了，标准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技术化生存，人性被扭曲了。科学技术无视人依赖自然的基本事实，严重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科学在征服自然中摧毁了人存在的物质基础。科技对于自然的态度是简单化的,肤浅和粗暴的，它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代技术展现的是一种强求，这个强求向自然提出苛求，要它提供能量，这种能量本身可以被开采和贮藏。但是，这难道不是也适用于古代的风车吗？不适用风车虽然在风中转动，但叶片始终直接听任风的吹刮，风车并不开发气流中的能量并加以储存。现代科技对自然的把握缺少古代诗人所描写的审美观照。在许多神话和古老的观念中，自然是具有人性或神性的一面的，人们把自然看作是自己的母亲。这是一种人性的流露，人类生活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就应当对自然母亲负起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科学凭着对自然自以为精深的肤浅了解，把自然母亲变成了征服的对象，肆意破坏自然。从眼前看，科学确实创造了暂时的物质丰富，但是，从长远看，正是科学在毁灭着我们生存的基础。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的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成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也取消了，如今，良田在变成沙漠，江河在断流，湿地在消失，森林在被砍伐，水源在枯竭，就连水和空气都贴上了价格的标签，人类的生存基础开始坍塌，人类已经走到了困境的边缘。 二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最终症结不在于剑，而在于擎剑之手—人的智慧。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归根到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必须明确科学技术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求助于科学，那么我们又能求助于谁呢？我们只能求助于人类自身。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科学技术并反省人类自身，科学从来就不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它拒绝任何人的因素进入其视野，这是科学的本性，不是科学的错误，科学只塑造人们理解世界与自身的基本视界，科学性是判断一门学术是否够格称得上是知识的最终标准，科学是重要的，但不是人类的全部，人类像需要科学技术一样同样需要着哲学，历史学，文学，哲学使人明智，道德使人向善。历史永远是当代史。历史不能淡忘。人们应该重视精神上的修养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珍视节制、容忍、真诚和礼让的美德，决不能把文明只定义为科学技术文明!把文明的进展理解为一种物质丰富，把科技标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把人的解放理解为人从自然中得以解放。在科学充斥这个星球以前，一直在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在19世纪之前，中国人生病了，用中医治疗；西方人病了，采用西医治疗，中医学的理论与西医学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学上讲的“气”，如果用解剖学的理论来分析的话，那么“气”是不存在的。中医是一种整体性的治疗方式，它同样可以把病治好。没有必要讨论中西医孰好孰坏。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就是良医。如果把这一问题进行放大，那么中医和西医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模式，我们可以说，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现代化也根本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进步模式，科学发展的道路是唯一的吗，这个唯一之路就是西方科学的发展道路吗？中国科学的发展只能学步于西方，按照西方的老路亦步亦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西方文明最早实现了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也正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那么什么文明可以弥补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不足呢？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非中华文明莫属。当然同样的道理，西方文明同样也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从文化的深层底蕴来看，中西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而不是分析。尽管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迥异，但思维方式是不存在好坏之分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综合与分析孰好孰劣，在人类文明的初期，那种具有猜测性的不连续的综合方法可能更容易切入事物的本质，但随着科学进一步的发展，从综合的角度切入事物的本质就变得困难了，这时分析的方法便展现出它的蓬勃生命力。这也正是近代科学发轫于西方的原因所在。这种蓬勃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没有显示出衰减的迹象，但它的加速度在减小，肯定会有这样的一天，中国传统哲学将以崭新的姿态重返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当然我们也不能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分析地一味幼稚地宣称下世纪是东方文化或者儒家文化的世纪，要建设民主、富强、可持续发展的新中国，必须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文化流派，构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新文化，应该努力探求一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科学技术道路。 三 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中国文化观念!既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身的生命沃原。怀特海说“事情越来越明显!西方给予东方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这一点是最值得借鉴的，但同时又要注意克服西方科学及其工业化在达到胜利的顶峰时又使整体沉沦于局部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毛病“智慧是平衡发展的结果”。如何平衡中西方的智慧，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指引。这个指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善于把我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并用这种自然观去指导当今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同时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针。 笔者认为，对此，重要的是认清生产力是不是只有自然属性的问题，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生产力成了现代社会的高频词、主题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正确的理解了生产力的内涵，人们总是以为，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影响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力量，生产力只具有自然属性，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社会属性。因此，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一个观念，自然科学是研究生产力的，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按照这种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便只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曲解与误读。生产力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已经把共产主义理论与自然观念结合起来，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称这种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明确主张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并将这种统一视为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和自然界真正的复活。总之，我们要像西方人文艺复兴时期大力弘扬古希腊理性主义精神一样去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航标!无疑也是医治现代科学技术弊病的一剂猛药。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历史时期。该世纪四五十年代，一门直接关系人类自身、人类生活的新学科— — 生命科学开始发轫，到70年代已成为当代热门学科，使广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不密切关注、积极参与。生命科学的崛起，豫于生物科学的突飞猛进，然而又不局限于生物科学范围。例如，研究生命运动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揭开了生命的奥秘，特别是生物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基因成分研究的突破，首例无性繁殖“多利 克隆羊的试验成功，以及安乐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都和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生命科学不仅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大趋势，而且对人类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现有生存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把握这种规律，认识这种影响，又势必成为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课题。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生命美学等新学科，就是由生命的发展所拓展的当代社会科学新视野。一、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身的哲理思考过去的哲学只关注人的社会或文化属性，而忽视人的自然生命属性，这就把人只看成是社会或文化的存在，投注意人因为有了自然生命存在而存在。生命科学启示我们，投有自然生命就投有一切，对人来说，第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自然生命，因此人应该认真思考，人怎样括着才符合生命的本性，才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生命科学又启示我们，人的自然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自然生命的能量即生命力存在，因此人活着如果符合生命的本性，就活得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所以人应该激发、保持和加强生命的力度，使有限的生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种从生命科学引发而成的生命哲学，促使现代人辩证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历程，既克服消极的悲观主义，又消除盲目的乐观主义；既怀有积极人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又不乏顺其自然的自然主义态度；既洋溢对生命限度的超越性，又充满对生命价值的创造性。生命哲学之所以能够从生命科学获得启示，原因盖出于对现代人自然生命态度和质量的忧虑。人们看到现实社会中，固然有不少人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甚至为他人生命的存在而奉献自己的生命，体现了最为辉煌的生命价值取向，但也有不少人为了满足声色犬马的生理刺激，追求灯红酒绿的官能满足，不 暗浪费生命，甚至为吸毒而摧残自己的生命，为贪财而毁灭他人的生命。人们还看到现代文明固然为现代人带来了福祉，但也带来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使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源于自然生命深层的忧患意识。此外，过于理性的社会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又使不少人缘于自然生命底蕴的欲望和血性之气消弭，失去了个性的鲜亮的原生色泽，递减了生命力的自然形态的强度。因此，出于对现代人自然生命的深切关怀，生命哲学也就以唤醒生命、指导生命、强化生命为己任。生命哲学在获得以上所述生命科学启示的同时，又把这种启示和与生态学相互联系的生态哲学结合起来，研究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生态智慧。哲学不仅是古希腊人所说的极具活力的“爱智慧”的学问，而且哲学关注的智慧本来就是人生命中的能力和对生命的态度。生态智慧发现，人和自然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相互作用；还认为人对自身生命的热爱和珍惜，首先要建立在热爱和珍惜自然生命的基础上。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大地伦理学的奠基人莱奥波尔德指出，人只是自然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他生物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和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人类除了满足生机的需要外，没有权力缩减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历史学家汤因比更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提出警告：“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将遭受这种命运。”⋯生态智慧或生态哲学，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决不是灰色的理论，而是人和自然亲和活动的产物。这在被人誉为世界哲学泰斗的挪威学者奥耐·聂斯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对聂斯来说，哲学不仅是一种爱智慧，而且是将智慧之爱付诸行动。他是一个著名的喜马拉雅山攀登者，长期生活在渡罗的海的一个小岛上，经常观察并惊叹海中物种的多样性和生命的丰富性。他在一个小木屋里构建他的生态智慧理论，满怀热情地引导人们走出这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他的“太我实现”观点认为全体生命有着内在联系，人类真正的成熟的心理发展应该是和所有生命合作，和谐相处，在一个“太我”中实现所有生命最大的潜在的价值。可见，由于生态智慧或生态哲学的参与，使具有坚实的科学性的生命哲学，又平添无限生机和活力= 、生命佗理学：对生命控制的道德观念生命科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对传统社会模式不仅具有巨大的冲击力量，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价值观，提出了种种道德伦理理论，特别是使原有的生命道德问题空前复杂化尖锐化。为了研究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包括医学中的伦理问题，探讨生命科学控制生命过程和生命质量的伦理原则，生命伦理学这一社会科学新学科应运而生。生命伦理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1969年和1971年分别于纽约和华盛顿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并分别出版《海斯区斯中心报告》和《医学与哲学杂志》，1978年肯尼迪研究所又编撰了《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从而把这一学科推向各地，形成世界规模。近年来，生命伦理学研究又出现了几个热点，如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科研小组。首例无性繁殖绵羊“多利 克隆成功，引起了世界性的激烈反响。因为人们看到此项技术有可能应用于人而产生克隆人，从而造成生育模式的改变，人伦关系的模糊、性别比例的失调、人类基因的损害。又如世界各地许多人赞成安乐死，也有许多人反对，赞成者认为安乐死可以使病人免受疾病长期折磨的痛苦，因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反对者认为安乐死违反了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因而和传统道德规范冲突 由此又产生病人的安乐死自主决断是否应该成为实行主动安乐死道德上的充分理由的不同意见，因为这有可能出现医疗道德滑坡、护理质量降低情况，甚至使某些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的险恶用心得逞。再如，生命科学的基因诊断技术可以使得基因治疗成为可能，但也可能使人类丧失千万年来在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多样化的遗传特性，从而人类基因库就失去生态平衡。而且这一技术在治疗“致病基因”时，又存在对基因遗传病人是否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平等权和隐私权等原则分歧，因而有可能导致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由于生命伦理学从人性出发，立足于人权，维护人的生命道德，因此它的研究是以人类生命权益为宗旨的。例如它为了提高人类生命质量，探讨自然、社会、环境和生命、生命权的关系；它还关怀人的生命结束时期，提出自然死、尊严死等伦理规范。为此，托马斯·比彻姆和詹姆斯·奇尔德雷斯在《生命伦理学原则》一书中，提出了自主、不伤害、行善、公正四条基本原则。对生命科学控制生命过程和生命质量的伦理研究是全球性的。在我国，也存在体外受精、试管婴儿、重组DNA、优生术、变性术、性别选择、器官移植、精神病遗传者的婚姻控制、精神病人的行为控制、残缺新生儿的地位和待遇、“植物人”护理，以及动物实验、植物保护、环境卫生等许多和伦理道德有关的问题。我国学者邱仁宗在1987年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专著，说明这一新学科在我国也引起了重视，但近十年来在新条件下的医护患关系、人体实验、康复医学等重大伦理问题在书中尚未涉及，又表明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还需要提高一个新的层次。 ·三、生命法学：对生命保护的法律意识“多利羊 克隆成功，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影响所及，法学界也闻风谋划因克隆而来的法律对策。其实，自生命科学诞生之时起，为生命立法的问题早就在有识之士的考虑中了。在20世纪7O年代，各国有关生命的立法，已至少涉及20多个方面，如精神卫生立法、生育和人123政策立法、医疗事故预防立法等等。现在，以基因工程、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的主旋律，有人预言2l世纪是统一生物学世纪。将“生物一社会人”的生命科学研究，统一到科学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轨道上，是生命法学的形成原因，也是生命科学对生命法学的巨大挑战。从DNA被发现到“人体阿波罗计划”，再到“多利羊”克隆成功，表明生命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快，但也会引起很多麻烦。例如，人类基因工程中的DNA重组研究或实验活动，如果缺乏严格法律规则约束．有可能因科研人员违规操作或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对人类的毁灭；对人类个体基因的检测与公开，有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权；异常基因者的检测和公开，有可能受到社会各方面歧视；发现异常基因胎儿是否都要求孕妇中止妊娠；基因改变是否为新的民族主义创造技术条件；对基因疾病患者治疗是否有法律依据?又如，人体克隆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可能混乱人与其克隆体的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为了延长或拯救人的生命，截取克隆人部分器官，是否会触犯杀人罪、伤害罪等刑法罪名；为了优化生殖生育功能、改善人类生命质量，通过基因选择、基因识别筛选后复{6j健康、有特定基因的克隆人，有可能改变人类固有的遗传性状．从而打破人类自然进化的运动规律，导致后天免疫力功能性匮乏等致命缺陷的潜伏与发生；人体克隆等复制技术应否设定法律禁区和如何设定?再如，利用遗传工程技术防治遗传病的医用研究，有无设定法律限制；生产人体器官替代品或人体有用物质，是否进行安全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测试与论证；研制在人体中植人的“生物芯片 以调节、改善人体生命活动机能．是否设定符合有关法规的风险防范机{6j和严格操作规程；电子生物工程技术的研制、开发和应用，如何防止“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的失控而给人类带来某种伤害和灾难?以上所述．表明“寻求一个满足人类自然生命体未来发展要求的，且为科技发展、社会伦理标准与法律规则共同认可的法律制衡机制，这将成为今后生命法学研究的攻坚课题”。令人欣喜的是，生命法学研究在我国已经登堂人室。1997年6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了上海市生命法学理论研讨会，会上宣布成立我国第一个“生命法学研究中心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门充满生命力的新学科，在我国必然更加发扬光大。四 生命美学：对生命状态的审美观照古今中外哲人智者对生命状态大都重视，黑格尔更认为“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但是，从美学角度对生命状态进行审视，并对生命美异乎寻常的关注，还是生命科学兴起之后的事。当代社会科技相当发达，物质文明程度很高，但生命状态不一定美轮美奂，甚至暴露出许多假恶丑的反审美倾向。自然界生物惨遭涂炭和锐减，已成不争之事实。但人们还是在杀戮野生动物，砍伐原始森林．以满足永无餍足的欲望。殊不知摧残自然界生物的生命．等于摧残人类自己的生命．人类已经无可奈何地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了。更严重的是现在人们生命力的弱化速度越来越快．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今非昔比，恐惧、焦灼等生命萎缩现象屡见不鲜．颓废、自虐等生命堕落现象触目惊心。近年来生命科学的欣欣向荣，使美学界人士深切感到社会生活中生命状态的反审美倾向再也不能任其泛滥了。他们发出重塑生命、还我生命的呼吁，渴求生命之树茁壮成长 生命之花灿烂开放、生命之火辉煌燃烧、生命之水欢畅流动。某些美学界精英人物还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家在象牙之塔里陶醉于美学的空虚繁荣，没有对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人对生命的冷漠、欺和残暴所造成人生的不幸予以正视和关怀，于是美学成了一种于世无补的点缀。再有，我们的美学研究面虽然很广，但恰恰忽略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没有对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生命创造进行美学的阐释。于是，我们的美学体系和教材虽然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难以在其中看到生命的绿色或剖伤，听到生命的呼喊或哭泣，嗅到生命的芬芳或霉味．魁摸到生命的欢跳或窒息。美学这种落后状况，比起生命科学的如火如荼，显得太不协调。于是-~-]以生命科学为参照系的生命美学悄然绽放，成为美学园地鲜艳夺目的奇葩。生命美学虽然和生命科学一样，关注人的生命现象，但是它不是像生命科学那样执着于生命的功利性和科学性，而是着眼于生命审美性和本体性。这也就是说，它对生命的审美现象和本质更感兴趣，在对形形色色生命状态的审美观照过程中，如我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时肘顾念着人的现实历史境遇、顾念着人的生存意义、顾念着有限生命的超越，顾念着生命中无比神圣的东西 ，而且思索生命的终极追问、终极意义、终极价值，通过生命的存在实现生命的超越，因此，生命美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生存方式与审美活动的关系， 以探索生命的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美学”。Ⅱ顺便指出．美育作为一种运用美学原理进行审美活动的教育，也是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生命美育也是生命美学研究的对象。它一方面涉及生命的全过程，研究人类从受孕到死亡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方法，指导人们如何进入审美的人生境界，因而和终身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人的审美素质的形成，审美素质能够把人生的外在目的转化为内心的生命体验，使个体生命环境充满诗意，在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因而又和素质教育有内在的联系。

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各种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用于有效地控制生命活动，能动地改造生物界，造福人类生命科学与人类生存、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当今在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基础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是系统地阐述与生命特性有关的重大课题的科学，支配着无生命世界的物理和化学定律同样也适用于生命世界，无须赋予生活物质一种神秘的活力。对于生命科学的深入了解，无疑也能促进物理、化学等人类其它知识领域的发展。比如生命科学中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是“智力从何而来？”我们对单一神经元的活动了如指掌，但对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组合成大脑后如何产生出智力却一无所知。可以说对人类智力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解释智力本身。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深入破解也将会相应地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生命科学研究不但依赖物理、化学知识，也依靠后者提供的仪器，如光学和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电泳仪、超速离心机、X-射线仪、核磁共振分光计、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等等，举不胜举。生命科学学家也是由各个学科汇聚而来，学科间的交叉渗透造成了许多前景无限的生长点与新兴学科，也是目前2011年很受欢迎的一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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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技术 (弊)这是生命的论理的践踏，从人和动物杂交克隆的人类胚胎所得的胚胎干细胞，配置出来的人类器官，如果移植到人的体内，会把动物的某支某种遗传特性或遗传疾病代入人体。 对伦理学界来说，克隆人行为关涉到一个很严重的伦理问题，因为它侵犯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比如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平等原则等等。 一、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 伤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什么伤害呢？首先从技术可能性的情况来看，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他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所有基因重新进行准确的排列，并使之正常的发挥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 二、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 克隆人活动往往发生在下述情况中：比如，某对夫妇在事故中失去了独生子，他们希望他重获“新生”，于是便通过克隆技术再制造一个孩子，其身体中的绝大部分基因组是先前那个孩子的基因组的复制。这样尽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欲望，但这整个行为方式对于被复制的孩子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外来的决定，它将该儿童本属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谓自主原则，就体现在这种自由上）剥夺了，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体现在他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上。德国著名哲学家忧那思说，人的一个特殊的优先权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复的特性。上述的那对夫妇因为太喜欢第一个孩子，就不生第二个孩子，而是克隆第二个孩子，生出的第二个孩子可能与第一个孩子的外形都不太一样，而克隆出来的却与第一个孩子没有太大差别，等于是让他“新生了”。可见第二个孩子完全是为了服从于父母的某种意图，作为父母的一个工具，父母通过他想起他们失去的那个孩子。而被克隆者作为人应享有的独特性便被剥夺了，他的那种不必非要有一个比他大30或60岁的同体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践踏了。英国有一个管理人工授精的机构，叫做人工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许患耳聋的父母在试管婴儿的培育中，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耳聋的胎儿，而淘汰掉健康的胚胎。他们觉得都处于耳聋状态，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国皇家聋人研究所的发言人竟然说，这样一种选择是合适的，我们支持这样的选择。假如人们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耳聋的父母选择生下耳聋的胎儿，而这个胎儿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康人，但这已经做不到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天然应有的一种开放的前途的权利被粗暴否定掉了。这当然违背了伦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三、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 在克隆活动中，存在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在克隆人活动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之别的人类图景，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基本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我们，或者说一个医生、哲学家、国家的行政长官拥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实力。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利：克隆技术与遗传育种 在农业方面，人们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大量具有抗旱、抗倒伏、抗病虫害的优质高产品种，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 在这方面我国已迈入世界最先进的前列。 2. 克隆技术与濒危生物保护 克隆技术对保护物种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来讲是一个福音，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克隆技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3.在当代，医生几乎能在所有人类器官和组织上施行移植手术。 但就科学技术而言，器官移植中的排斥反应仍是最为头痛的事。 排斥反应的原因是组织不配型导致相容性差。如果把“克隆人”的器官提供给“原版人”，作器官移植之用，则绝对没有排斥反应之虑，因为二者基因相配，组织也相配。 问题是，利用“克隆人”作为器官供体合不合乎人道？ 克隆技术还可用来大量繁殖有价值的基因，例如，在医学方面，人们正是通过“克隆”技术生产出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使侏儒症患者重新长高的生长激素和能抗多种病毒感染的干挠素，等等。 4. 生长周期短，遗传性状稳定 5 克隆技术可解除那些不能成为母亲的女性的痛苦。克隆实验的实施促进了遗传学的发展，为“制造”能移植于人体的动物器官开辟了前景。 6.克隆技术也可用于检测胎儿的遗传缺陷。 将受精卵克隆用于检测各种遗传疾病，克隆的胚胎与子宫中发育的胎儿遗传特征完全相同。 7.克隆技术可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的损伤。 成年人的神经组织没有再生能力，但干细胞可以修复神经系统损伤。 8.在体外受精手术中，医生常常需要将多个受精卵植入子宫，以从中筛选一个进入妊娠阶段。但许多女性只能提供一个卵子用于受精。通过克隆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这个卵细胞可以克隆成为多个用于受精，从而大大提高妊娠成功率。 9.植物的克隆 许多植物都有先天克隆的本领。例如，从一棵大柳树上剪下几根枝条插进土里，枝条就会长成一株株活泼可爱的小柳树；把马铃薯切成许多小块种进地里，就能收获许多新鲜的马铃薯；把仙人掌切成几块，每块落地不久就会生根，长成新的仙人掌……此外，一些植物可以通过压条或嫁接培育后代。凡此种种，都是植物的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