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婚姻制度研究的论文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一夫一妻多妾制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古代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离婚制度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中的人身地位低下，并且封建的礼法还从财产权利方面对妇女进行各种限制和剥夺，中国古代历代封建法律都否认妻子的财产继承权，如明、清律均规定：“妇女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反之，妻子故后遗留财物当然归夫所有。妻子的携入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夫。这更从根本上巩固了夫权统治，剥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第四，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封建家庭是家长制度的家庭、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即所谓“家事统于一尊”，封建孝道是亲子关系的最高准则。“父为子纲”是“三纲”之一，父权和家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子女不仅要服从父母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尊长的支配。父母对子女的权力由父亲集中行使，母则是：“亲而不尊”，这些权力包括主婚权、惩戒权等。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都得不到来自法律的保障。宗法家族制度还十分强调男女、嫡庶之别，子和女的家族地位很不平等。庶子、庶母的地位远较嫡子、嫡母低下。父权很大，处在保护权下的子女，对父母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子女的权益普遍的被漠视。“父为子纲”被奉为天经地义，这为维护封建的宗法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父子之亲成了君臣之义的缩影。一家之内，“父叫子亡，了不得不亡，”一国之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家国一体。子女违反教令，族规国法，惩罚很严酷。以至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滥用权力的事例屡见不鲜，却得到法律的容忍和保护。封建统治阶级正是用这种家长专制的方式，维护了封建宗法，社稷一统。第五，以“出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在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下，对离婚的限制是很严格的，离婚权主要属于男子和男家。妇女则处于无权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④在整个古代，离婚是不自由的，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离婚是丈夫是特权，妻子是无离婚权利可言的。我国古代的礼法中有关离婚的规定，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离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有“出妻”，“和离”及“义绝”，“出妻”亦称休妻，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离婚方式。出妻的理由有七项、被称为“七出”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限制离婚，古代礼法还设有例外情况，称“三不出”，即“尝更三年丧不出”“贱取贵不出”，“有所受而无所归不出”，⑤唐律规定：“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但妻子“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义绝，就是古代的一种强制离婚制度，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双方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事件，经官司处断后，便认为夫妇之义当绝， 双方必须离婚。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实行义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统治。义绝与出妻不同，“七出”是于礼应出，于法可出，而非必出。该当义绝而不绝者，则须依律科刑。如唐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和离是古代的一种协议离婚制度，相当于近世的两愿离婚。如唐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婚，不坐”。这看起来似乎公平，可是由于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夫和离，愿不愿离婚仍取决于丈夫，有时，妻犯“七出”之条，夫家不愿“家 丑”外扬，便采用和离的方式将其休弃。在这种情况下和离往往成了出妻的别名。除以上三种方式外，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封建法律还有基于特定事由向官府呈诉离婚的规定。例如，男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妻背夫在逃”，“妻殴夫”，“男妇虚执翁奸”“妻杀妾子”，“妻魇魅其夫”等，女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夫抑勒或纵容其妻与人通奸”，“夫逃亡三年以上不归”，“夫殴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其妻”，妻因受夫之祖父母，父母非礼相殴至笃疾”，“夫强奸妻前夫男妇或前夫女”“翁欺奸男妇”⑥等。从这些离婚的理由，也可看出男女的不平等，以女方的理由之一为例，“夫殴妻至折伤以上”方可离婚，而男方的离婚理由“妻殴夫”男方即可提出离婚。中国古代这种关于离婚的礼法规定，明显的使男子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妇女则处于被动地位，从而维护了封建的夫权统治、伦理纲常。以上中国古代的婚姻法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的经济根源是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小生产经济；它的政治根源是封建国家所实行的宗法统治；它的思想根源是反映封建经济、封建政治要求的封建伦理观。男女、夫妇、亲子、尊卑、长幼、家长和亲属间的种种不平等的关系，无非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等级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女子完全的受这四种权力的支配。而婚姻法是以封建的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的，又受着封建四权的联合支配。第六，中国古代的婚姻法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是详于礼而略于法，在奴隶社会中，婚姻关系主要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以及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习惯来调整的。有关婚姻家庭的礼，实际起着法的作用。到了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关系的方式是礼、律并用的。如汉朝的《九章律》中有“户律”一章，用以规定婚姻、户籍等。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损益。魏律和晋律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中则分设“婚姻 ”，“户禁”两篇。隋朝的《开皇律》将婚、户二律合而为一。唐朝的婚姻家庭立法，在古代的婚姻家庭立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永徽律》中“户婚”的有关规定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婚姻家庭立法提供了蓝本。宋、辽、金、元各代的法典中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除律外，封建王朝的户令和后期与律并用的例，对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处理婚姻家庭案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律”中所规定的，主要是那些与刑相关，即一旦违法，便处以刑罚的问题，其它事项一概委诸与礼

西周婚姻制度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的婚姻即属非礼非法。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媵嫁制度）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一夫一妻才是合法的婚姻；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且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同姓不婚”也是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于两点：首先，长期的经验证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男女为婚会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姓为婚，多与异姓通婚，是为了“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与宗法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又一原则。在宗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通过媒人的中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礼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从婚姻的原则看：古代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指主婚权属于父母，即选择配偶，嫁娶方式均由父母做主，而不问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实质上就是父母包办婚姻。《诗经·齐风·南山》“娶妻何如,必告父母”； 《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由第三人即“媒人”撮合，它是父母包办婚姻不可缺少的终结，是包办婚姻的组成部分，与父母之命共同构成封建婚姻成立的要件。例如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正所谓“名媒正取”，合礼合法。媒妁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协调宗族关系，成为宗族联姻的一个桥梁。古人讲究“和”与“睦”，宗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媒妁，缔结成良缘，“合二姓之好”，使两家建立亲属关系；事情办不成，由于双方有媒妁作缓冲，就不会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消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和媳妇离婚,子女的意志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1]“家长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无论子女成年与否,他们的婚事都依据家父的意志决定,甚至无须询问本人的意见。”[2]《孔雀东南飞》一文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因婆婆不喜欢媳妇,百般刁难,使得女方在再婚当天“举身赴清池”[3],投河自尽；男方也“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陆游与唐琬，只能垂泪吟诗：“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酿成这样的悲剧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为什么古代能奉行包办婚姻,使子女的婚姻权利掌控在父母的手中?婚姻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形式。中国古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是当时社会性质的体现，并与当时社会形态相适应。《礼记·昏义》：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缔结婚姻一方面是为了外部关系，即“合二姓之好”，也就是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将两个宗族连接起来，结成一种亲属联盟。古代婚姻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并不考虑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个人利益，所以婚姻制度在我国古代往往带有婚姻以外的政治含义。 另一方面是考虑内部关系，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就是祭祀祖先，延续后嗣，古代社会的婚姻主要是用于传宗接代，维系宗法血缘关系，使家庭兴旺，长盛不衰。总之，不管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都是出于家庭、家庭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事人个人的幸福；婚姻行为实际是家族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家系和宗族利益是包办婚姻的唯一基础，既然是出于亲属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家族行为，自然家父和丈夫在家庭中居于至尊地位，妻子和子女则处于无权和服从地位，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什么婚姻自由可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5]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对“孝”的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拆我树杞。岂敢爱也？畏我父母，仲可槐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子认为“孝”必须 “无违”。无违就是绝对服从。而古代婚姻包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孝的文化”的影响。《孝经》所宣称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在古代中国子女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毫无自我意识。这一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古代的男女本人在很多场合被置于契约客体的地位，却毫无反抗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在运用思想统治这一“软兵器”的同时，还适用法律这一“硬兵器”以确保婚姻制度的目的。夏商以来形成了“罪莫大于不孝”“罚莫大于不孝”的罪行观念及制度。唐律将“不孝”作为“十恶”罪名之一，“不孝”包括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不按规定服丧等，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则。古代的“孝”强调它与宗法等级关系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制下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的支配权，主婚权就是对人身支配权重的典型。社会上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其实是阶级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女本人之个性的、情爱的要素被极端地忽视，尤其是女性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6]两性地位的等级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另一特征，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弱势群体，毫无地位可言。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便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都是极为突出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为封建的礼教和法律所确认，并得到严格的保护。《仪礼·丧服》载：“夫，至尊也。”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7]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业，服于家事，事人者也。”[8]“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三纲”之一。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关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礼记》阐述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 《女诫》规定“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认为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充分说明了夫权的绝对威严和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夫妻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丈夫均处于支配、命令者的地位，妻子则只有屈从。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古代女子根据父母的意思一旦缔结了婚姻，就是确定为夫家之成员，在夫家遭受不幸，关系恶劣并受到虐待的场合，社会一般不可能以援救媳妇的立场，加以尝试有效的干涉。这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已经背负了太久太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权利意识受到一定的压制，故刑事、行政等公法体系相当发达，民事之类私法相对滞后。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和行政管理法的“附属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是包容在统一法典之中。如从汉朝开始通常以“婚律”“户律”“户婚律”或“婚户律”之名置于诸法合体的成文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来源于礼制的习惯法。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被称为“不得与民变革”的永恒准则，也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高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伦理要求；“六礼”、“七出”、服制等等都带有宗族习惯法的性质；记载西周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的《周礼》则规定了婚姻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和执法标准。在以上四个部分中，除了伦理规范之外，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族习惯法和婚姻行政管理制度都可以纳入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调整封建家庭的民事立法，是以保证父权，夫权为主要宗旨，它体现在婚姻继承各个方面。但是封建民法中所规定的子女对尊长的赡养义务，虐待父母的子女不得享有继承权，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剔除封建家庭法的糟粕仍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内容。[9]在学习古代婚姻制度过程中，我们看到家长漠视子女的权益，专制独断，将其婚姻当作政治筹码，看到女性背负两千多年的沉重枷锁，看到古代男女婚姻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古代婚姻的包办性、人身的依附性、家庭关系和两性地位的等级性等突出特征。两千多年来，中国婚姻立法有无至有，其间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丰富经验，做到鉴古明今，古为今用，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外国法律知识，在完善婚姻家庭等单行民事法的同时，促进民法典的诞生。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6�1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6�1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 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6�1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6�1地官�6�1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