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舞弊论文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的税法和会计制度与国内都有区别，所以要根据当地的税法和会计法规等，合理避税，国外清况很复杂，财务舞弊不是合理避税，迟早都会曝光的，好多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劵公司企业合伙舞弊不是最终都被发现吗，企业要学的是合理避税不是财务舞弊，但是若是从审计角度考虑怎样发现问题，哪有审计专业方面的书籍，但国外情况复杂，就很难说了，那你就看一看涉外财务审计方面的书籍。

一、财务舞弊研究背景财务舞弊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有安然公司、法尔莫、泰科公司等财务舞弊案;国内有康美、獐子岛及万福生科等公司财务造假案等，自从第一个财务舞弊案件以来， 财务舞弊案件就开始在全世界激增。财务舞弊损害了企业的名声，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阻碍企业正常发展，也破坏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基础。因此对于财务舞弊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财务舞弊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我国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对在我国企业进行财务舞弊的动机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财务舞弊手段和识别技巧，以防止和控制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促进上市公司的和谐与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恢复资本市场诚信。二、财务舞弊国内外研究现状财务舞弊在世界各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各国学者对财务舞弊问题都有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涉及到财务舞弊的动机、识别、防控及治理等几个个方面。（一）国外研究现状。在欧美国家，对财务舞弊的研究起步较早，早期对企业财务舞弊特征的研究被称为“企业舞弊红旗”，通过对舞弊企业的舞弊行为进行识别和分析，可以发现财务舞弊企业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些相似的特征被界定为企业财务舞弊的“红旗”。一旦发现某个企业存在 “红旗”中类似的现象，就可以对其进行财务欺诈风险防范和控制检查，通过采用问卷调查与归纳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发现控制环境、管理层特征、臃肿的企业结构、关联方交易、公司管理层个人能力与文化素质与企业报表是否作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随着国外学者和组织对财务舞弊研究不断的深化，国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企业财务舞弊识别经验，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理论与指导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国外研究仅限于几个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而其他国家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研究对象的背景、数据主要在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和适用性。（二）国内研究现状。由于我国经济市场起步较晚，对财务舞弊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所以，我国大部分的理论都是国外理论的演变。一般而言，我国学者对财务舞弊欺诈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舞弊认定、动因分析以及治理研究。认定以财务指标为基础，采用神经网络法、模糊逻辑研究、逻辑回归法等多种分析方法进行认定;动因分析重点分析了发生舞弊的原因，包括企业管理，高管人员个人因素等等;治理研究提出我国企业应构建立健全企业管理体系，完善内审制度，加强监管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对舞弊的刑事定罪等措施。三、国内外财务舞弊识别研究理论随着财务舞弊的方式及手段不断变化，在复杂的会计报表中发现舞弊的迹象，是国内和国外学者一直研究的问题。对财务舞弊的研究迄今已经形成以下几个经典的理论：（一）二因素论。二因素论从结构和行为两方面去辨识舞弊，财务舞弊的结构部分是海平面上层的冰山，属于企业内部结构管理的范畴，这些指标是客观的，可通过某些识别技术来进行识别;舞弊的行为部分隐藏在海平面下，是主观化、个性化的部分，如员工的道德、观念以及管理层行为等等。企业是否有舞弊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和健全，而且还取决于是否有资金压力和失败的可能。（二）三因素论。这个理论主张财务舞弊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产生的：压力、机会和借口。首先，压力是舞弊行为动机之一，主要有工作压力，缺乏资金，指标压力以及其他因素。其次，机会是指舞弊实施时舞弊者认为不会被发现，或者认为可以避免惩罚时。机会的存在，使得舞弊动机的出现。最后，借口是企业在实施舞弊后，舞弊者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自身的不道德行为所编造的理由。舞弊三角的三个因素是两两作用，缺一不可。（三）四因素论。四因素理论把舞弊动机分为贪欲、机会、需求、暴露四因素，它们密不可分，又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舞弊的风险程度。四因素理论可以这样来表达：当舞弊者十分贪婪同时急需资金时，如果有不正当的机会，而且主观认为事后事情不会败露，就有可能做出不正当行为。对这一理论提出舞弊机会和暴露与公司内部结构有关，而贪婪和需要和管理层有关。（四）财务舞弊风险因子理论。风险因子理论在四因素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是目前较为完善舞弊动因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财务舞弊的风险因素分为两个因素：个人风险因素和一般风险因素。个人风险因素是企业内部结构之外的不可控因素。一般风险因素是指企业资产组合可以控制的因素。当个人风险因素与一般风险因素相结合，管理层认为舞弊行为有利可图的时，财务舞弊就会发生。四、结语通过整理分析财务舞弊审计领域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财务舞弊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而出现的，它从未被杜绝过，要想将财务舞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尽可能缩小，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而不只是寄希望于对注册会计师的公众期望、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抑或是政府及监管部门的监督。本文对财务舞弊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财务舞弊的成因、识别及治理等方面来进行阐述，相信在今后的学者和实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于财务舞弊审计的重视程度、技术手段、防治效果都将会取得更大的提升，我国资本市场也将会朝着健康、良性的目标一直发展下去。

随着社会经济以高速度发展，人们进行经济决策就需要更多更为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所提供的各项财务指标是衡量企业发展状况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信息使用人的行为方向与资源配置动态都直接被财报的准确性所影响。如若较多上市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或许会导致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而导致投资失败，如此一来便会严重消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财务舞弊更复杂、隐蔽性更强的新情况下，财务舞弊的识别和治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系统深入探索企业舞弊的共性特征，防止企业舞弊以及降低审计失败率刻不容缓。1.1.2 研究意义本文研究以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与防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保障资本市场各种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二是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完善程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疲软会造成经济颓势的恶性循环，证券投资者作为市场交易中的活跃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保护在投资市场中处于信息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三是有助于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有助于增强中小投资者投资信心，此外，还有助于审计监督水平的提高。财务舞弊特征给审计人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将审计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细节总结出来，并且将企业显示的各种特征信号联系起来，给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了便利。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1.2.1 国内文献综述阎达五、王建英(2001)采用“十分法”将取得的 1996 至 1998 年统计样本中的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盈利质量指标按数值大小进行排序，通过均值差异检验，得出财务舞弊企业所呈现的具体特征[1]。章美珍(2002)将银广夏舞弊案例贯穿全文，从关联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内部控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企业舞弊的端倪，该案例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 可参考性[2]。耿建新、肖泽忠等(2002)运用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亿安科技与银广夏的财务数据指标特征，随后又对 36 家盈余操纵公司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务舞弊公司在舞弊前每股现金流量显著小于非舞弊公司[3]。毛志宏、李荷和张星明(2006)通过选取上交所 2001 年-2004 被证监会处罚并披露57家 A 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详细论证出了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年薪以及会议次数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是负相关的[4]。罗秀珍(2012)从董事会治理角度对董事会构成、董事薪酬、审计委员会三方面进行展开论述，并辅以回归分析，验证了高层人事变动与董事会治理与财务舞弊相关性[5]。方军雄(2003)选取1993至2004年十年间被证监会处罚的48家公司作为样本，将应收账款周转率、董事会专业人员数量、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作为变量，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在上述四个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6]。阮锦勤(2003)运用逻辑回归模型论证了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以及董事会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提出并证明监事会人员数量与企业财务舞弊的正向关系[7]。岳殿民(2008)以 1997 至 2006 年被监督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的 53 家公司并剔除数据不全、剔除证券行业种类公司得到 36 个舞弊样本，再选取没有舞弊行为的公司作为对照，综合运用逻辑分析模型得出了盈利能力特征与舞弊的关系[8]。万东敏(2012)将 2003 至 2010 年制造行业的舞弊样本与经过 5 原则筛选的 27个参照样本纳入 Logistic 分析模型以及 T 检验，从企业内部结构、财务指标、审计意见等角度展开分析其与舞弊的相关性，具有较准确的识别率[9]。张海燕将(2013)以2004年至2012年间被依法查处披露的44家舞弊上市公司与 44 家报表没有作假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SPSS 软件分析 27 个自变量并进行 T 检验，采用逐步向后的方式进行剔除，避免多重共线情况，得出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流动比率是区别财务报告舞弊的有效指标[10]。谢晓燕、程富（2009）通过分析评价的性质和内容，指出我国现阶段对内部控制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通过国际比较，找出我国与国际发达国家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的差距[11]。戴文涛、王茜、谭有超（2013）研究了影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外部环境、主客体、设立目标、评价方法、规范等内容，并且提出一个完整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概念框架[12]。1.2.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将企业财务舞弊的特征研究称为“企业舞弊红旗”研究，通过对舞弊企业进行归类分析，得出财务报告舞弊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将这些共性特征定义为会计舞弊“红旗”，一旦发现一个企业具有“红旗”中的近似现象，便可以对其进行舞弊风险防控检查[13]。Albrecht 和 Romney(1986)采用问卷调查与归纳研究方法，发现公司管理人员个人能力、文化素质高低与公司报表是否作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4]。Beasley(1996)通过对舞弊公司的分析发现独立董事比重、董事会审计人员比例、会议次数可以纳入舞弊公司预警信号中来[15-16]。Summers 与 Sweeney(1998)从舞弊三因素理论入手，采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舞弊手段进行分析，发现大型上市集团公司大多采用关联方关系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伪造、变造虚假买卖合同等手段作高收入，利润自然也增加。研究还指出隐藏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也是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常见现象[17]。Abbott Parker 与 Peters(2002)运用案例剖析，通过正反例子对比说明治理层结构设置对预防财务舞弊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在研究中也指出内部机构审计专业性较弱也容易滋生财务舞弊，应合理安排董事会人员，增加财务或审计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可以着重听取其有益建议[18]。Doumpos(2005)在对公司财务舞弊研究时把本国 57 家公司作为取样对象，从这 57 个样本中分别获得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数据计算负债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将得到的指标带入回归模型，经过检验分析得出总资产周转率在辨别企业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性[19]。1.2.3 文献评述财务舞弊自企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从最初单业务造假到各个报表联动造假愈演愈烈，因此关于财务舞弊的手段、特征以及对策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也较多。已有文献中，实证过程中只将能够量化的财务比率作为研究变量，研究变量类别较为单一，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在分析财务舞弊的具体特征方面，对于企业发生财务舞弊时宏观环境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论证，本文将财务舞弊的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特征相结合，全面分析财务舞弊特征。研究领域偏窄。现存的文献研究大多是财务舞弊特征与识别，如若能将财务舞弊的特征识别与计算技术结合，不仅能够弥补研究上的不足，而且也能极大的提高该研究的实用性以及操作性。1.3 研究方法及框架1.3.1 研究框架本文一共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该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关于财务舞弊案例的文献，说明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阐述财有关务财务舞弊的定义及中医药企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第三章从医药行业角度出发分析了行业的财务舞弊成因、特征以及影响。第四章以新华制药为例，利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案例资料探讨新华制药财务舞弊的成因。第五章提出抑制财务舞弊的措施。第六章概括全文，得出结论。

国外早期将企业财务舞弊的特征研究称为“企业舞弊红旗”研究，通过对舞弊企业进行归类分析，得出财务报告舞弊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将这些共性特征定义为会计舞弊“红旗”，一旦发现一个企业具有“红旗”中的近似现象，便可以对其进行舞弊风险防控检查[13]。Albrecht 和 Romney(1986)采用问卷调查与归纳研究方法，发现公司管理人员个人能力、文化素质高低与公司报表是否作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4]。Beasley(1996)通过对舞弊公司的分析发现独立董事比重、董事会审计人员比例、会议次数可以纳入舞弊公司预警信号中来[15-16]。Summers 与 Sweeney(1998)从舞弊三因素理论入手，采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舞弊手段进行分析，发现大型上市集团公司大多采用关联方关系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伪造、变造虚假买卖合同等手段作高收入，利润自然也增加。研究还指出隐藏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也是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常见现象[17]。Abbott Parker 与 Peters(2002)运用案例剖析，通过正反例子对比说明治理层结构设置对预防财务舞弊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在研究中也指出内部机构审计专业性较弱也容易滋生财务舞弊，应合理安排董事会人员，增加财务或审计相关专业人才，面对公司重大财务决策可以着重听取其有益建议[18]。Doumpos(2005)在对公司财务舞弊研究时把本国 57 家公司作为取样对象，从这 57 个样本中分别获得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数据计算负债率、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将得到的指标带入回归模型，经过检验分析得出总资产周转率在辨别企业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性[19]。1.2.3 文献评述财务舞弊自企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从最初单业务造假到各个报表联动造假愈演愈烈，因此关于财务舞弊的手段、特征以及对策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也较多。已有文献中，实证过程中只将能够量化的财务比率作为研究变量，研究变量类别较为单一，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在分析财务舞弊的具体特征方面，对于企业发生财务舞弊时宏观环境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论证，本文将财务舞弊的宏观环境特征与微观特征相结合，全面分析财务舞弊特征。研究领域偏窄。现存的文献研究大多是财务舞弊特征与识别，如若能将财务舞弊的特征识别与计算技术结合，不仅能够弥补研究上的不足，而且也能极大的提高该研究的实用性以及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