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法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

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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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_百度百科

许光伟[1]  （概述图来源[2]  ），《保卫〈资本论〉》一书作者。[3]  当下一位写作风格特立独行的历史经济工作者、研究者。[4-5]  1971年8月生于安徽滁州。[2]  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1]  、硕士生导师[6-7]  。涉猎《资本论》[1]  、当代中国经济[1]  、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1]  目前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2]

本着“多路进，狭路退”的治学理念，酝酿了十载，运思了十年[8]  ，于2014年底推出学术成果《保卫〈资本论〉》[9]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3]  。其贯串了许光伟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  ：各个研究路径和类型的学术论文[12]  ，贯串其所喜爱之历史和文化。[9]  由于信奉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和而不同”，致力于书写“学术整史”逻辑[13]  ，于是演绎出“国学马克思主义[13] + 中国经济学”[14]  的相生相克[15-16]  的经济思维来[14]  ，使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话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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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律与自由

[摘 要]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自由作为一种理想，是法律的灵魂，是法律的进化基础和基本构成因素，是法律必须和必然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 文章 主要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框架下自由的分类，法律的自由价值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和作用三方面来探讨。

[关键词]自由;法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当人带着哭声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便进入受支配的世俗生活，自然而然地获得统治者所赋予的生命权、发展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连权利主体都难以尽晓的权利大厦，却以赫然醒目的自由、平等二物作为其矗立人间的基石和支柱。

一、自由和法律的对立统一关系

自由和法律，是一对复杂的矛盾关系，两者表现为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自由作为内容，必然要通过一定形式的法律表现出来。没有法律形式，自由便不复存在。而没有自由内容的法律，便不再是真正的法律。黑格尔的名著《法哲学原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律自由说，他深刻指出，自由就是法律的本质。他从哲学的高度给法律下了一个定义：“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他认为，离开法律的自由和离开自由的法律都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法律与自由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良法保障了人们的自由。自由是人类社会的范畴，是有意识的人按照客观规律的行为。这有点和自然界运动相似，或许可以把自然界的存在比作一种自由，这样的自由就是物质按照客观规律运动，譬如地球绕着太阳转。否则，运动不要规律，需要绝对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很难想像物质世界怎么还能存在下去。所以，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法律，其实就是赋予了人们的自由。按照法律作为和不作为，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而缺失了这样的法律，人们的自由就没有了保障，就如同自然界打乱了运动规律一样，没有自由的社会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中。关于这样的思想，哲学家和法学家们都有过精辟的论述。柏拉图说过：“人类必须有法律和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讲得更透彻：“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与扩大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对自由的本质也进行了深刻地揭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而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王国，也就是认识并遵循了客观规律的世界，这当然也包括法律现象，这些观点，都充分论证了法律是自由的保障。

第二种关系，恶法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保障了自由的法律，是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法律。惟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确保人们的自由得到实现。反之，法律如果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无视社会运动的本质，剥夺了人们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权利，任意侵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就不再是自由的保护神了，而是扼杀自由的魔鬼。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法律不再是人类所追求的法律，而是少部分人或者没落阶级的自私本性的外部表现。清朝末年，政府内外交困、腐朽不堪，社会矛盾重重、积贫积弱，迂腐的统治者。为了应付改革的强烈的、一致的呼声，清政府假惺惺地推出了宪政改革，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该法竭力维护皇帝权力的不可侵犯性和至高无上性，确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久尊戴”的合法性，强调“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部宪法大纲塑造了君主立宪制条件下的封建权力架构，设定了君主总揽立法、行政、司法诸事务大权的权力运作体制。议院没有实质性权力，而臣民的权利也置于王权之下。很显然，这种保障君权的宪法大纲是逆历史潮流的。在这样的宪法之下，人民的政治自由必然被彻底剥夺了。

可见，自由是不能没有法律的，没有法律的自由是从来都不可能存在的。但法律也必须包含人民的自由，这样它才是良善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因此，在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在制定和修正法律时，一定要牢记人民的崇高利益，使人民的自由在法律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二、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个性自由和主流自由、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

思想自由的权利和理论来源于思想自由权，除特殊情况外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是国民不可剥夺限制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固有的自然权利。它是个人和团体所具有的对经济、政治 文化 军事等各方面进行的独立思考和探索所形成的多元的理论学说、看法和评论。思想自由在宪法中的表现如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法律应予以确认和保障。它不仅是法律所赋予且是人类之自然权利，也是民主共和政体的精髓和灵魂之所在。行为自由是人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按其欲望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追求利益的自由，它是权利主体通过一定的行为获得和放弃由自我占有或支配的利益。只要其不对己身之外的人产生不利影响，法律不仅不准干涉而且应该予以确认和保护。但是否能获得真正的行为自由，现实证明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或实现目标、只可能无限地接近它。

个性自由是作为个体其独特属性在与他人、社会的自由，是一种被宽容的自由，而不是见疾于世。笔者认为任何人只要不存在侵害他人的可能，他便有权利按照自我的意思去规划生活。独特的个性往往能引导一个崭新的潮流或时代。它是未来的前奏和风向标，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宽容个性、鼓励创新是一个社会文明理性的表现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主流自由是整个社会和国家所尊崇和要求国民一体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伦理价值取向等一整套的系统。主流应该是代表绝大多数的主流，一个开放、宽容、自信的主流自由。

形式自由是指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和社会中所约定俗成的人们所具有的自由，又称法定自由。它是人们实现权利的本源。实质自由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实际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对于人们而言，这是所期望可见可视的自由。法律权利便是在法律下自由行为之自由，它的疆界便是他人的权利。但人们基予各种考虑和自身在社会中掌握资源的不同，实质上的自由也有所差异。自由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它否定了随心所欲的可能。实质自由的实现程度在于人们把握社会资源的多寡和社会风气对法律是否至为推崇。自由需要自治，自治需要法治。 在哈耶克自由主义中，“自由”，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免于受到来自他人专断意志的强制，通俗地说，即“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哈耶克也认为“法律是自由的科学”，法律保护我们不受到他人专断意志的强制，即我们拥有自由权利，法律也限制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专断意志去强制他人以侵害他人正当合法的权利和自由权利，即法律保障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自由权利。并认为在法律下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要求个人互相尊重个人自由权利，也要求国家立法者等权力部门充分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笔者更希望自由能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意识，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等法制运转的各个环节都发挥重要作用。

“法治国”是与“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相对立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对权力的限制，即法治不仅是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要以法律约束统治者。但对权力的限制可以出现各种不同的目的，例如有出于对天道的敬畏，亦可出自对权力自身稳固的考虑，这些都不能称作“法治”。继霍布斯之后的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法治”是有目的、有价值观念的，其目的就是保障“个人自由”，这就是“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观念。

自由价值对法律的第一项重要要求是，法律之所以能成为法律不仅要具备一切法的形式要件，而且必须含有尊重个人自由的目的意志。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都真实反映了这种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从此开创了一套人类历史上空前辉煌的文明制度。自由价值对法律的另一重要要求是，从整个法律制度上对自由进行充分保障。民主政治并不必然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自由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才能存在，要保障和实现个人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达到这一目标，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权制。洛克首先提出了立法权与行政权(包括司法)分立的原则，孟德斯鸠将它发展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分权制衡理论。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自由就是人们从事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活动的权利。人们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总是难以脱离与法律的关系，正确认识自由在法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法的直接价值指向，并影响到广大民众自由的实现程度，进而对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也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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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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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中国大 百科 全书出版社，第1版.

[作者简介]杨家俊(1987—)，女，甘肃白银人，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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