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政评论文章

张维迎：通胀本质上是强盗逻辑 掠夺民间财富开栏话：改革开放以来，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同经济学流派或思想和政策结合的结果，不管是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曾一度风光，但随着这些经济思想在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的缺陷展现，又都难逃被质疑的命运。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转变发展方式的维谷，奥地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派的光芒又开始散发出来。但历史告诉我们，经济问题是如此纷繁复杂和深不可测，每一个经济学流派，每一种经济思想，可能仅仅只是在黑屋子里擦亮的一根火柴，只能照亮某一个小小的角落。要照亮中国经济前行的轨道，需要的是所有微光的汇集。这也是我们开“经济学人访谈”栏目的初衷。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我们只是想把对中国经济不同角度的解读都呈现出来，以期在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寻出一条再发展的新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注入新的动力。——编者在过去的3年中，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在这一历程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政府亦对经济进行了强力的干预，从极度宽松货币、扩内需到眼下的限购、限价、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计划和市场如何进退的广泛争议。这些政策出台的逻辑何在？存在哪些矛盾？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何方？就这些问题，本刊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进行了专访。政策还是价格《南风窗》：您如何评价目前政府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限购、限价的政策？包括发改委对企业频繁的价格“约谈”。张维迎：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很多是属于应急式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经济体制，而更多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一些短期不满。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现在市场上物价、房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是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太多的货币、太多的信贷注入经济体，其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了猛药，就会有猛药的后果。但是，现在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或者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政府部门采取限购、限价的办法，不让企业自主定价，会起到一个“注意力转移效果”：好像市场上的提价、涨价现象是由于企业家贪婪，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不是货币政策出问题了。这样，老百姓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南风窗》：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呢？张维迎：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会是非常大的。在自由定价的情况下，决定价格的根本是供求关系，不同质量、不同品牌的产品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好东西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而所有的政府限价，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企业越生产高质量的东西就越吃亏，而生产低质量的东西相对更划算，这样企业会更多转向制造低质量产品，最后是损害了消费者。宏观经济过热，原材料、工资上涨，企业会有一个调整价格的选择，这是企业家的判断。有些东西不让它涨，它最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是有些企业由于政府的限价，而不是市场竞争的因素，出现经营艰难，甚至破产，对就业不利。哪个企业好，哪个产品好，该付什么价格，应该是消费者说了算，而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企业家根据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去经营，但现在大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来怎么说服政府涨价是合理的，这对企业的整体运行是不利的。这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消费者主权经济，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如果是政府说了算，资源配置就会扭曲，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不正当使用。由此甚至对产业升级也会有负面影响。再进一步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倒退。30多年的改革好不容易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企业拥有了自主定价权，现在可以说又部分地回到了计划经济。我们不是本着改革的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走回头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处理。企业的定价要按政策意图来做，这个东西整体是反市场的。好政策还是坏政策《南风窗》：如果说当初的宽松货币政策过度，有错，那不应该去纠正它吗？张维迎：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政策的失败，导致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每一次政策的失败都为新的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了一个更进一步错误的需求，然后大家又喊着要政府进一步干预去纠正它。2009年，我曾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过警告，政策出问题了，调整的过程应该更多通过市场去消化，而不应该错上加错。比如房地产的问题，2009年初比较冷，房价往下跌，那时候该跌就让它跌，应该顺其自然，但我们不是，一看房价下跌，着急上火，马上出台了刺激政策，结果价格上涨，没过几个月，又出台打压政策。这表明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不成熟，一个经济体最忌讳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好的政策是帮助大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只有在相对稳定预期下，企业家才能正确地计算并进行决策，否则，政策不稳定，大家都去揣摸政策，或者通过游说的方式来影响政策，这都是不太健康的表现。政策是不能折腾的，有时候要以不变应万变，不是简单地说，刺激过火了，马上紧缩，错误就可以弥补了。错误已经酿成，无法弥补。用管制、微观控制的办法，扭曲了调整过程。如果政府把价格限制住了，某种产品就供不应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进行分配，供过于求了，政府就想着怎么补贴、收购，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出来，还会形成腐败和寻租。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颠颠，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南风窗》：于是最后总是会陷入所谓的扩也不是，缩也不是的“两难”局面？张维迎：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两难。宏观的刺激政策，货币过多之后，应该回到正常，但这又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增加货币，刺激经济的时候，谁得到的好处最先、最多？是国有企业。在紧缩的时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贷，谁受的影响最快、最大？是民营企业。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给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扩张后收缩，导致的是资源、财富从个人、民营企业转向国有企业。通货膨胀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现在可以说，宏观政策客观上变成了国有部门、政府部门掠夺民间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方式。无知还是利益《南风窗》：为什么一些不太合适的政策，会频繁地推出来？张维迎：一个是无知，对经济规律、市场运作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政策看似为了消费者，最后是坑害了消费者；另一个是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一种价格的调整都存在利益的分配，还有第三方，利用调控的机会在强化干预经济的权力，从而寻租。即使决策者认为这样做不行，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也仍然去做，这是屁股决定脑袋。我们人类犯错误，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有些是因为我们太明白。像食品安全事故，有些是出于无知，有些是因为无耻。《南风窗》：很多政策看起来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张维迎：所有政策的出发点，至少表述的方式，目的都很善良，都很美。但多数人拥护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对多数人好的政策。大部分人在生活当中，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有一些判断，但涉及整体政策的判断，容易从直观角度，只看直接后果，不看实质性的间接后果。好多政策满足了人的一种私欲。人有一种爱占别人便宜的本性，总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的补贴，买东西的时候，希望政府把卖东西的管一管，不让它涨价。最后的结果不是那样的，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南风窗》：对自己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一会信奉市场，一会信奉计划？张维迎：普通人信仰什么不重要，而在于从利益去判断它。但就是利益，也要分长期和短期。比如扩大信贷政策，企业一看，钱多了，东西好卖了，挣钱容易了，就说好。但有想过能持续吗？现在要收缩了，又开始叫了。当初就不应该拥护扩张政策嘛。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麻烦的是我们都喜欢吃“免费”的午餐，都喜欢别人埋单。我们以为政府埋单就是免费的，实际上是抽自己的血给自己输，用你的财富，用你的税收给你埋单，中间浪费就很严重。比如家电下乡、新能源财政补贴出现的问题。打个比方，100个人一起吃饭，政府说你们自己爱吃啥吃啥，我们统一埋单，于是每个人就算自己吃不完，也都会拼命点很贵的菜。因为你不点，别人点，最后埋单的费用你也得掏。你花的钱少，但你付的钱还是一样的，干嘛不花呢？竞争花钱，争贷款、争项目、争补贴，于是最后税收越来越高。所以说，只有产权保护，不乱加税，不能任意地让别人埋单，这样才能降低成本。企业家也是要在一个稳定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才真正创造价值。他们也总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赚钱，如果靠政府能赚钱，当然就没有积极性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如果亏了政府给补贴，那谁会去生产高质量的东西？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想用最简便的方式牟利，这里不存在谁高尚谁不高尚的问题。问题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要牟利可以，但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先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现在一些政策反而是强盗的逻辑，即把财富从别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一些体制和政策使得这种强盗行为能够得逞。强盗逻辑不一定是指明目张胆地抢，有合法的强盗逻辑。比如用征税的办法补贴某些产业、某些企业，用扩大货币供给、通胀的办法转移财富，本质上都是强盗的逻辑。中国的这些问题，要用整体系统的思路去看，看前因后果，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的问题。单项政策去看，好坏很难分清楚。现在一些政策的长远后果是非常负面的，这不符合中国改革的长远方向。理论还是结论《南风窗》：有发改委官员也谈到，“市场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信息对称为条件的。”很多人可能也这样认为，条件不成熟，市场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张维迎：这是为限价辩护，看起来符合现在有些经济理论。但是错了。什么叫充分竞争？真正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只要自由竞争，没有所谓充分不充分。自由竞争就是自由准入、自由选择。如果有无穷多的企业，那不叫市场，那样的市场不会有真正的竞争。信息不对称也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相反，我们需要市场，正因为信息是不对称、不完全的，如果信息对称完全，那计划经济就行了。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了竞争，给予在位的企业行政保护，阻止别人进入，比如中国的电信行业。在真正的市场中，平均利润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多了，利润自然下降。如果政府规定了平均利润，把高于平均利润说成是“暴利”，去惩罚，结果一定是越无效率的企业越高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一定非常糟糕。现在社会上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建立在一套理论基础上的，但这些理论好多是错的，用错误的理论分析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似乎言之有理。这种错误的理论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很多人会说，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你看，我们没有私有化，我们政府干预很强。而实际上，经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不是静态均衡的，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越来越少，使得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得以焕发。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以为我们的发展是由于政府管得好、管得多，就像我们现在的政策一样，过几年就会看到它的后果了。现在我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还没有破除，人们没有认识到，好多所谓的市场失灵，本身是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然后倒过来就说是市场的失败。打个比方，我从来不让你说话，然后大家说不行啊怎么不让你说话，于是让你说话，结果你一说话就结结巴巴的，于是我就找到理由了，不让你说话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你不会说话。所以我的决策是对的。市场化改革难免有一些失误和弯路，毕竟那么多年的计划经济，那么多的干预，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不能出现问题就说市场不灵，就走回头路。我们认为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政府从来就不让市场做。包括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问题。《南风窗》：很多时候可能是考虑到改革的成本和承受力的问题？张维迎：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任何改革都需要循序渐进，原因是改革总要引起不确定性，成本、承受能力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想象的承受力和实际的承受力是两码事，有好多情况下，是我们“以为”不能承受就是不能承受。这跟心态有关。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承受得了。现在发展到这样，反而什么也承受不了。心态变了。90年代初，年轻人喜欢穿一个T恤，上面印着“点背不能怪社会”，那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混得不好，怪自己，所以我要努力。现在呢，点背都怪社会。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承受，依赖于我们认为它能不能承受。悲观还是乐观《南风窗》：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好处，但我们仍然听到很多的抱怨，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什么？张维迎：一方面说明人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好现象。中国整体还是越来越多元，有了互联网，表达的渠道也更充分了，所以看起来矛盾更放大了。抱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搞上去了，但过程不公平。你说蛋糕大，但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当然不舒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在市场环境下，自由交易意味着总价值会增加，市场经济一定是双赢的，一定总价值要增加。但如果采取强制和计划的办法，财富就不一定增加，即使总价值增加，分配也不可能合理。农民的征地纠纷问题，就是没有产权保护制度下，被强制交易的结果。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按市场交易，自然就公平了。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土地出让税的办法让更多的人享受地价上升带来的好处！市场竞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公正的过程。但如果由政府来分配，那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遇到问题更多不是用改革去解决它，而是用倒退的方式去解决它，不是使大家更积极努力地创造财富，而是把人的注意力慢慢吸引到如何瓜分财富。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总在现实中起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尊重市场，保护产权制度、自由竞争、自由准入，让市场的逻辑发挥更好的作用。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我们用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扩大货币、通胀的方法，即使一部分人得到好处，另一部分人必然受到损害，而且经常是受损害的人受到的损害大于得到的人得到的好处。《南风窗》：改革这么多年后，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的权力反倒越来越大？张维迎：现在跟八九十年代不一样，有些部门的权力变大了，约束太少，缺少抗衡。一些政府部门可以随便制定政策，而且就像法律案件中只有原告，没有被告，或者被告不能说话，结果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导致了不好的决策。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增加很快，自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财政可支配自由度越大，就有越大的操作空间。投资越多，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这是出于掠夺资源，分享租金的利益驱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投资失败，决策人没有受损失，只要投资，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显得很微弱，像现在浙江的企业家都想着怎么傍政府，傍央企。《南风窗》：您对改革的下一步悲观吗？张维迎：我是谨慎乐观！我曾说过，现在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改革的动力和冲动不足。如果气质往不好的方向变化，改革就越来越难，就会倒退，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甚至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矛盾大了就需要决策，包括政治决策。我想，未来的路径依赖于我们需要具有改革精神的领导力，就像当年的邓小平。90年代我就开始讲，做改革要有耐心，不能看到一点问题就走回头路。小孩子摔了一跤，你就抱着，不让他摔，那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要抱到什么时候？等哪一天你死了，孩子也就饿死了。改革需要有很强的理念，理念决定我们的未来

建议你去看韩寒的博客。 脱节的国度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丧心病狂，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克制忍让。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艰苦朴素。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骄横傲慢，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姿态低下。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颠倒黑白，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公正坦率。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包庇凶手，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愧对炮友。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掩盖真相，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透明开放。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连电视机都看不上，现在电视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多大的进步。 偶然发生一个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已经表示了关心，我们还派人来回答你们记者的问题，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事情都做到这份上了，你们为什么还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呢，你们的思想怎么反而就这样不开放呢？你们的大局观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要我们谢罪呢，我们又没犯罪，这是发展的代价。迅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这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在强拆工作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车厢的确是当时一个糊涂做出的一个决定，况且是上头叫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上头觉得任何可能引发的麻烦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错就错在大白天就开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没有和宣传部门沟通好，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全控制住，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这次事故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在就地掩埋某些事物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物体的体积和工作的保密。低估了。他们认为，总体来说，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时的。调度合理，统筹规范，善后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在舆论上有点失控，他们觉得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不归我们管。他们认为，从大的来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我们取消了农业税，这些你们不赞美，老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什么居心。我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军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你们不感恩，却要我们谢罪，我们觉得很委屈。这个社会里，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都已经互相脱节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种组成的部分依靠惯性各顾各的滑行着，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国家为什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态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象，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观点，要是搁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

这几篇我在网上看到了七八十次不止了

初二时事政治评论范文一

北京奥运会选取的五个吉祥物，突破了往届奥运会吉祥物的数量。因为这样既代表着奥运五环，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相契合。在佛教文化中，“五”代表圆满，而“五”也契合了中华文化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

更与奥运标志“五环”遥相呼应。五个吉祥物具备了“体现北京奥运会举办理念和奥林匹克精神”、“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具有广泛代表性”、“具有独创知识产权和广阔市场开发空间”以及“集体智慧的结晶”五大特点。

初二时事政治评论范文二

靠着自主创新的热情和激情，我国民用核能事业攻破一个又一个难题。“以安全壳为例，我们的研发团队从理论开始研究，每一次试验都要经过好几天、上百个小时，不能停、连轴转。”邢继感慨。今年初，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运，标志着我国成为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初二时事政治评论范文三

井下有8.8米超大采高智能综采工作面，一次可以采3层楼那么高的煤。和同一煤层的7米采高相比，8.8米可以多回采煤炭405万吨。这相当于增加了4个百万吨级大煤矿同时生产。

初二时事政治评论范文四

在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进行这么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能源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要立足本职工作，为实现这个目标添砖加瓦。

初二时事政治评论范文五

能源人奋斗的目标是‘两个有’，一个是有力保障社会经济用能需求，另一个是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用能需要，我们井下使用的5G智能防爆手机，有了它，不管服务人员在哪里，通过视频电话指挥就像在现场一样，简单快捷、省时高效。

如果说今年哪个城市的民众过年最快乐，那无疑非杭州 莫属。在春节之前，杭州市政府向全体市民派发了总额为1亿元的大红包，几乎惠及了杭州市所有家庭，这使得春节期间的杭州消费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暴，超市、商场、书店、影院……处处人潮涌动，不少市民高兴地表示：“现在当个杭州市民真好！”（据1月27日《羊城晚报》） 消费券是否可行，一直以来颇有争议，赞成者认为消费券能刺激消费，提振景气，反对者则认为消费券作用有限，政策实施的难度不小。而如今，面对杭州消费券政策的成功，面对“当个杭州市民真好”的动情之语，这样的争议已变得毫无意义。 没人否认经济景气的改善需要长期的过程，但作为一个短期内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的措施，消费券仍然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有的国家不惜举债向国民发钱，以刺激内需，度过最严酷的经济寒冬，而在国内，由于长期的高速增长积累，政府财政的家底相对更殷实，拿出一部分直接发给民众显然游刃有余。 当然，在国家层面上，统一地为全民发“红包”，操作难度确实不小，一时间难以付诸实施。但至少，像杭州等政府财政实力较雄厚的地区，完全有能力走在全国之前，率先尝试。这种尝试，有利于为将来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发“红包”积累宝贵的经验。 杭州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但就政府财政的实力而言，杭州并不是最强的，超过杭州的城市比比皆是。因此，杭州能，更多的城市同样也能。许多城市的政府总是喜欢把钱投在大广场、大马路等面子工程项目上，其实，这些钱也许只需要拿出一个零头，就足以像杭州那样用于消费券发放，让全体民众皆大欢喜，从繁荣城市经济的角度看，这笔钱也花得远比建大广场、大马路等工程更有效益。 有外国媒体曾感叹，中国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然而，生活在愈来愈现代化的城市中，有多少人可以真情自豪的喊出“当个××市民真好”？我们许多城市都在发展速度、硬件水平上与国内外的城市激烈竞赛，可是，城市发展并非为发展而发展，它最终的目标是将发展的成果回馈于民众，让民众的生活更加幸福，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是失败的。 因此，政府财政向市民派发“红包”，这不该成为新闻，乃至让许多人不可思议。它根本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而以什么形式发放，以及发多发少的问题。此次杭州想出了消费券的点子，拿出了1亿元的代价，让所有市民感受到生活于这个城市的快乐与自豪。相信其他的城市如果同样秉持“让民众共享城市发展红利”的信念，那么，它做得绝对不会比杭州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