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位论文目录

齐思和（1907年—1980年）字致中。中国历史学家。山东宁津县宁津镇五胡同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 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史。1935年7月获得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历史系任教授，曾先后兼任中国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长等职。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齐思和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史学史均有研究，尤其对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造诣颇深。齐思和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开设过中国史商周至秦汉诸断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精研中国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并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对比研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著。著有《中国史探研》、《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史学概论讲义》等。 齐思和在南开中学时经常写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引起了范文澜先生的注意，在范文澜的鼓励下，齐思和在南开中学毕业之后就报考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也是由范老教，读了一年之后，范老对齐思和说：“你这么喜欢念书，不如到北京去，天津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北京才是文化城市，那里的名师多。”1928年，燕京正好在招收插班生，齐思和就报考了燕京历史系的二年级。齐思和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名气并不大，但是已经颇受重视。当时燕京大学刚刚从北京城内盔甲厂旧址搬到西郊海淀新址，美丽的校园内汇集了大量的名师。创办人司徒雷登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洪业先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来，在他看来，现代化的中国首先要有现代化的教育，洪先生是搞历史的，自然把历史看成是现代化教育中的重中之重。所以洪先生按照美国的模式，带着自己的期望，在燕京开始改造历史系，延请了大量的名师。在此之前，燕京有名的老师不过陈垣先生一个人而已，之后顾颉刚、容庚等人都陆续地来到了燕京。齐思和进入燕京大学的那一年，哈佛大学也正在中国寻找合作者，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基金会出钱，在中国创办一个汉学中心，最后这个机会被司徒雷登和洪业先生争取过来，获得了那批资金的五分之四，组成了一个汉学机构，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则由燕京来管，具体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洪先生的意见举足轻重。齐思和是第一个由燕京派往哈佛的学生。当时燕京每隔四年可以推荐一个人到哈佛去学习，由哈佛燕京学社出奖学金。哈佛要求这个人一定要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哈佛就要在别的学校去物色这样的人选。齐思和一进入燕京就显示了自己的史学根基，当时顾颉刚先生在燕京讲授“中国上古史研究”，齐思和非常喜欢这门课。齐思和回忆顾先生上课的时候常常旁征博引，见解新颖，学生都特别欢迎。顾先生上课，每堂课都要写满三个黑板。每遇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同他的学术观点，顾先生必定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各抒己见，开展讨论，借此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齐思和听了顾先生的课，在大学期间就写了《与顾颉刚师论《易系传》观象制器书》那篇文章。1929年，燕大历史系筹办《史学年报》，编辑《史学年报》的任务竟然落到了齐思和这个“外来户”的身上。齐思和担任《史学年报》的主编一共三年，一直到他毕业。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同学在《燕大年刊》上为他的毕业照片题词说：“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康、梁、胡、顾；每读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可能是这个原因，洪业先生看重他，把他作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可齐思和开始并不想去，因为齐思和当时的兴趣在中国史方面，他自己说：“四年的工夫在中国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到美国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国史？那里没有书，教授也不如中国。”但是洪先生就是看中了他，认为齐思和能在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他劝告齐思和说：“你应该去，不光是能够保证四年之内拿到博士学位，保证这个人选落在燕京大学，而且对于你个人也有好处，到美国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让齐思和感到犯难的是不知道到了美国之后学什么，学中国史，好像在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洪业先生又建议齐思和：“你到那里去就学他们最擅长的学科。”三四十年代的哈佛，是美国史研究的重镇，所谓“明星教授”云集。洪先生建议齐思和到那里去学美国史，齐思和当时还不太情愿：“美国史那么短？。”洪先生说：“虽然美国历史比较短，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深，你可以学习他们研究的方法，回来之后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中国史，对于中国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齐思和到了哈佛之后，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因为不单关系到自己的学业，还关乎到学校。所以到了之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齐思和的苦工没有白费，在哈佛，就连当时以严格要求着称的施莱辛格教授，都不得不对齐思和刮目相看，给了齐思和的论文很高的评价。这样过了四年，拿到博士学位，而且也了解了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趋势。 齐思和学成回国之后，就任北师大历史系的教授，齐思和说：“我一直在私立学校学习，我想到国立学校去教书，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齐思和带回来的是一个新的学科，听齐思和说当时在美国真正学美国史的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是皮明举先生，后来一直在湖南，是清代大学者皮锡瑞的后代。当时齐思和除了在北师大专职任教之外，还在北大、清华和燕京同时兼课。齐思和在北大开的是史学理论和世界现代史。史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学科，很受重视，齐思和利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方法树立了自己独特的一种学风，即研究中国的也研究外国的，形成了“比较史学”的学术特点。齐思和回国的第二年，胡适曾经打算把齐思和聘请到北大专职任教，跟齐思和谈了之后，齐思和也希望到北大去。齐思和在北师大辞职，决定接受北大的邀请，但是紧接着“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因为齐璧亭（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校长）跟随学校搬到了大后方，齐思和不得不留在北京以便就近照顾在天津的母亲，又不愿意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学校里教书，所以就回到了燕京执教，北大没有去成。直到1952年，齐思和才到了北大。 齐思和重回燕京的时候，从琉璃厂旁的一个胡同搬到燕京，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先是在燕京附近的冰窖胡同住，后来就一直住在燕南园56号。珍珠港事变以后就搬出了燕京，为了谋生，齐思和和一批不愿意和日本人发生关系的教授都去了中国大学教书。1946年，燕京复校，又是洪业先生策划的，当时洪先生在城里新开路的住所，成了燕京人联络的中心，不停地研究复校的方案。那一年，齐思和全家都回到了燕京，搬进了燕南园51号，当时是燕南园最大的房子，因为齐思和的藏书比较多，而且当时还是人文学院的院长。1949年，学校开始调整房子，从1949年到1952年的几年里，齐思和全家在燕南园搬来搬去，最后在燕南园66号定居下来。那个院子，曾经是冰心先生住的。

有“教会大学之首”之称的燕京大学，在成立9年后因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考试中的优异成绩被广为大众褒奖，并美国加州大学的学术水平调查中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作家冰心、许地山、凌叔华，演艺界孙道临，物理学家袁家骝，医学界声名显赫的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这些为人民大众耳熟能详，为学界所推崇称赞的人物，都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仅存的38年时间，近万的毕业人数，57个两院院士、二战受降仪式上派出的3名记者，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的7位代表团成员……传奇的燕大给各行各业培养出了最尖端的人才，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在今日的北大清华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这个“世界一流”中的传奇也必定有其特殊之处。 1/ 与国际接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的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是三个教会学校合并成的，在司徒雷登正式上任之前和几个教员一起决定用北京古城命名为“燕京大学”。来自祖国各个省市、世界各国家的教师和学生齐聚在这里，凝聚成新的集体。不分国界地域，多元的文化早就成为了燕京大学的一个特色，甚至在燕京的校园里走过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国际化”氛围。 哈佛大学，名副其实的美国一流大学，不少人一听到“哈佛大学”这个头衔就已经由衷赞叹了。不仅是在今天，当时的哈佛大学在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名气，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学校，不管是教学还是研究方面和其他学校相比都有极大优势。 然而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结缘还要追溯到那笔巨额的霍尔基金。20世纪初期，燕京大学的渐渐崭露头角，而办校之初学校的资金完全满足不了今后发展的需要。 最初的校址在北京东南角的一个盔甲厂，也就是汇文学校原来的地方。那是个平房，不仅小得可怜，骆驼、马车、运货的要出城都要通过那里，吵得不想是静心学习的地方。“学生不到百人，也没什么教员，所有教员加起来只有两位中国人，很多西方教员不符合大学教员的条件，更何况经费有一半都是落空的……”当时的一位老师包贵思回忆道。 为寻找合适的新校址，向美国托事部提出申请后，司徒雷登每天亲自骑着自行车或是毛驴在西直门附近察看、选址，最终选定了清华大学对面的一块地。布道管理委员会曾提供的5万美元经费几乎全都用在了修缮校址上，现款所剩无几，学校的运作也很拮据，校长司徒雷登回忆起那段到处访友筹集资金的经历时说这就像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他的皮箱上贴满了到各地的标志，因为用得时间太久，皮箱已经十分破旧。外界看来燕京蒸蒸日上，而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局中的人知道。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初担任校长时，司徒雷登这样说。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死后的遗嘱分配讯息传来，遗嘱规定的“1/3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英美人管理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各国教育事业”也自然让燕京大学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在筹建艺术系博物馆和化学实验室的哈佛大学也同样盯上了这笔巨额的霍尔基金，为了争取这笔基金，哈佛也极力迎合霍尔的遗愿——“发展外国土地上教育事业”，开始准备成立东方研究机构，寻求合作伙伴。对于霍尔基金有共同需要、办学理念相同、地学术研究潜力大的燕京大学无疑成了哈佛合作的首选，加上燕京大学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合作一促即成。1925年9月， “哈佛燕京中国研究学社”就此诞生，时隔三年后获得了马萨诸塞州的正式注册。  燕京和哈佛两所学校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默契，不仅迅速拿下了霍尔基金，学术发展也精进了不少。霍尔遗产这项专项资金带来的优厚待遇，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范围，吸引了大批的名人学者加入到其中，成为了郭绍虞、郑振铎、孙楷弟这些文学大家工作、奋斗过的满席情思的故地。 “承蒙哈佛大学的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美好的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是不胜感激。” ——司徒雷登 学社成立后不久，它专属的汉和图书馆就成为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绝对亮点。很多明清时期的孤本善本都存于此地，大部分买了两份，一份留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份在哈佛大学。1925年馆藏1万书籍，仅四年后就增长到了14万册，1933年时竟达到了22万册。这个集东西方文化与一体的图书馆，很快就成了世界研究东方学的资料中心、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也当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学子们用之不竭的宝藏。 1928年起，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就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都是被哈佛聘为教授的第一批燕大教师。之后的岁月中，燕京大学派往哈佛的学者里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志士：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后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后来成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燕大的阵容中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2/ 学识至上——严格的教师选聘制度 燕大在聘任教师时，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常被拿来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等级的方面完全不重要。不管是司徒雷登还是其他的校领导都明白，燕大需要的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的学者，而不是种族优越的政治家。未名湖畔的这片土地，永远只向有学识的人开放。 “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司徒雷登这样解释燕大聘请教师的原则。 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燕大图书馆里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音译本，到处洋溢着自由的气息。 最初的燕园教师是各教会组织委派产生的，直至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不久，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才获得了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之前那些派来的神父，不符合教员资格的，不能再在燕京大学教书。有评价说燕大的教师聘任制度“标准谨严，开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先声”，这说法看似夸张，实则名不虚传。1922年，燕大新的教职员等级资格标准颁布，代表燕大传统的六个级别也就此确定下来（正教授、副教授、襄教授、讲师、助教、助理）。在严谨的条件要求下，当时只认定了4名教授，足可见“燕大教授”含金量之高。 燕京大学很快成了名师云集的地方：国文系钱玄同、周作人，历史系梁启超，社会学系吴文藻……各路高手汇集，加之“经世之学与纯粹理学并重”的想法，原本薄弱的文史教学开始突飞猛进，燕大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冰心在人燕京大学语文老师时留的第一个作业是一个1000~2000字的自传，收上来之后找每一个学生谈话，再给他们打分。按照冰心女儿的话：“这是当时少有的，要结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如今已99岁高龄的管玉珊，从燕京大学化学专业的毕业后，因为在体育方面懂得很多，曾经被司徒雷登聘任为体育老师，在解放后又担任了北京体育总会副主席。看似专业不对口，却蕴含了燕大学科设置的良苦用心。 “这个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司徒雷登曾经找他谈话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念化学的，你化学的分数还不错，但是我们需要自己的学生把科学加到体育中去。”他的语气平静而又诚恳，“运动生理学、身体机动学、运动心理学，这都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课程，就是因为没人教，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一年之后，已经成为燕大体育教师的管玉珊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运动科学。这在同时期其他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成为了燕京大学的特色之一。 独立报人俞颂华评价燕大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时曾提到：“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  “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伟大人物的谦虚，但也正揭示了燕大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师资力量。试问怎样强大的师资才能让一个大学的校长放心只负责“给教师以自由空间”？古往今来，唯燕大有如此实力。 虽然中美人士、英、法等国的学者们有很多在燕大任职，学校建设的经费也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但多数的教师、院系主管都是中国人。为了提高中国教师待遇，使其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司徒雷登决定从燕大自筹的经费中出钱。他从小就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说杭州土话，也喜欢中国的风光，对中国感情很深，他坚信“中国人同样优秀”。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吴文藻教授月薪360元，和校长挣钱一样多，更达到了普通工人工资的20倍。各领域的佼佼者们在高薪资的激励下，自然全力投入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燕大已经建成了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被公认为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 3/ 通识教育——独特的课程和学生管理 《圣经》必修课、强迫参加宗教仪式似乎是每个教会学校的定式，1920年之前的燕大也不例外，但强制的仪式无法抵挡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日渐厌倦，系不住学子们反叛的心。 终于燕大的教育中将宗教形式渐渐淡化，基督教信仰全靠学生们的自愿，再次回到中国的司徒雷登年轻而血气方刚，认为向父辈那样一成不变地传教只会碌碌无为，转而投入到世俗活动中的传教中。少了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基督教反倒渗透到学生们的举手投足间，影响了学生们的一生。1925年燕大神学院索性改为宗教学院，针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开设了一些有特色的课程，诸如“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问题”，拉近了基督教与学生们的距离。 燕大从来就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学校，最初分成的语言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职业教育四个组别课程前后修改了好多次，时代的需要变了，燕大课程也调整得很快。新闻系、社会学系都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为了适应实业发展的浪潮，燕大马上设了畜牧专业，同时农学、畜牧学、家禽饲养等大量和实业相关的课程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到1923年开设家政专业时，育儿、营养学这类新课又加入到燕大的课程规划。燕京大学的课程似乎一直在完善和调整之中，永远没必要担心它会落伍。 1935年，学生为了支持抗日爱国，学生自治会罢课到南京请愿参加全国抗日爱国行动，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被电话召回学校。他坐船到中国，船一靠岸，司徒雷登就问接他的人：“这次咱们学生代表参加了没？”“去了” “倘若他们没有去，证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不久后司徒雷登在大会上说，目的就是顺应时代，为社会培养人才。 然而纵使课程千变万化，自然科学课程和英语却从来没变过，一直是最先考虑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自然不必多说，学校鼓励在日常教学中用英文授课，甚至毕业生进入国外的研究生院都已成为了非常容易的事情。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同样是燕大的特色，不仅因为完善的实验室和各种教学服务的仪器设备，更是要求每个学生亲手操作实验、撰写报告。曾被社会诟病为“贵族化”、“低效率”的师生比例1：3也显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从那时起，就注定自然科学在燕大不再是枯燥的数学公式，死记硬背的定理，而成了自己动手的成果，无数难懂的道理就完整地呈现在一次次操作中。实践教学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燕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在各教会大学中领先就是最好的证明。   学生们在燕大度过的几年里，自主选课的范围很大，甚至后来宗教课也变成了选修，毕业和成绩评判第一次和学分联系起来。   成绩评判严格地划分成六个档次：2分（优秀）；1.5分（良好）；1分（中等）；0.5分者（及格）；0分者（不及格，但可补考）；-0.5分（不及格，不可补考）。按照燕京大学“本科生只有修满148学分，并得分148以上者才可毕业”，毕业生的每门课的平均成绩至少也要在中等以上，能毕业的学生，成绩都不会差。   4/ 燕京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就我个人的心绪而言，我同成千的燕京校友之间的友谊使我有着说不出的愉快。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 朝夕相处，共同探讨问题，早就让教授和学生们的关系无比融洽，甚至过年包饺子的时候都是聚在教授家里。   很少有人知道，司徒雷登的初担任校长的就职典礼只有极少人参加。是因为抗议二十一条时，燕京的学生很积极，很大一部分学生被捕，而6月8号司徒雷登就职演说这天，正巧是他们被释放的日子。除了毕业生之外，学生们都去欢迎这些英雄归来了。被晒了台的新校长却处之泰然，后来还接见了这些学生：“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国计民生的混乱状况，整个来讲他们是顶着风浪前进的，表现出了远非我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   这位“新校长”也曾说顶着风浪前进的学生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而日后的教育更把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燕大实施的是开明教育，它是最真正实践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位燕大校友这样评价。 司徒雷登本身是传教士，燕京大学有神学院，这并不妨碍生物系的学生们讨论着进化论、无神论的问题。 冰心的文章《爱与同情》中曾提到：“司徒雷登当校长时，他对学校每一个人，敲钟的，扫地的，校务的，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冰心对于燕大的深厚情感，女儿吴青现在还记忆犹新。 从创办“最有用的学校”的目标出发，“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宗旨，踊跃奋进、探求真理、服务同群、为国效忠……博雅塔旁，未名湖畔，燕京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燕大教员、学子们。 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不常，却已感受到和以前任教的小学、中学的“迥异”之处，洪业的得意门生周一良、侯仁之在晚年回忆起燕大时，也不减当年的情深意浓。 “从我和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捆绑在一起了。”张澍智教授在初入燕京大学时才十八岁，这所学校的魅力就深深吸引了她。   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西洋文化交融在这里，丝毫没有冲突。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就渗入了燕大教员、学子们的血液里。校长负责制下的现代管理模式，高校的行政工作，就连教学辅助和后勤队伍也深受燕京精神的影响，教职员工更是将敬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洪业为考证勺园历史，曾十年如一日地搜集书籍、手稿、诗词、绘画史料，“课外暇时，检阅抄录”，还不辞辛劳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常走动于假山、池塘、松树丛之间，沿着水道找水源，拿纸笔做图案，记录下勺园在建筑之前的风景，终写成《勺园图录考》一书。   当学者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6》发售的时候，燕大昔日的校友又聚在一起，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校园文化影响下，他们已成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知识也丰富了很多。时隔多年后，这些国家栋梁们，包括陈远都还忘不了当年在燕大的学术氛围和欢愉的记忆。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却成了历史上的丰碑。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燕京大学校歌

余英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毕业于哈佛大学。以下便是我为大家所带来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的相关资料，希望各位会喜欢!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生平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生于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 *** 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文集 《余英时文集》是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英时。 这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五卷。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学人与学术。具体介绍了钱穆、陈寅恪、胡适、牟宗三先生、顾颉刚、洪业、费正清、林语堂等人极其学术、著作等。 目录： 钱穆与新儒家 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自序 附录：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寿钱宾四师九十 《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弁言 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钱穆与中国文化》序 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序言 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陈寅恪与儒学实践 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后世相知或有缘——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