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论文1500字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哎，小朋友啊，多读书啊，历史人物那么多，随便整一个撒，评价嘛，就看你了解多少了

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10月6日，数千名联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并在10月18日放火烧园以掩盖他们的行径。大火焚烧了整整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此后圆明园就只剩下部分断瓦残垣。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后来慈禧太后和同治帝都曾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但终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居民的趁火打劫。此后的数十年里，有一些圆明园遗迹被搬到北京大学等单位内，但更多的则是被拆毁和盗走了。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因为圆明园已经不单单指一个景点，而是代表着中国 人曾经经受的耻辱，可以提醒人们，具有很大历史意义。 圆明园集一个强大的帝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兴建近一个世纪,劳民伤财,在现代社会是不再可能的了,曾经辉煌的圆明园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的壮美是中国历史上的骄傲,她的焚毁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现在的圆明园不好吗? 留住耻辱的记忆 圆明园需要悲情 话题缘起： 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 争论： 反对：复建圆明园景观有损悲情纪念 专家提出“选择部分景区，按照原样复建，可以让游客感受古代建筑的风采”，这愿望本身固然不错，但今日复建的景观所展现的其实已然不是昔日圆明园而是今日建筑艺术的风采。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建筑艺术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即便今日的技艺再精湛，即使能够完全复制甚至超过当年的“神韵”，其价值依然无法与过去相比。因为古代建筑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古”，在于它所留下的原样。甚至可以说，昔日留下的片瓦块砖也会比今日复建所呈现的“巍峨挺拔”更有意义，因而破坏昔日留下的残迹，代之以更加完美的重建其实也是种破坏。因而我们认为如果复建圆明园部分景观，其实不是在保护而是在毁坏圆明园遗址不可复制的价值。 从“世俗”方面考虑，如果复建就必然要投入巨资，这样销售门票乃至进行各种经营活动以收回投资可能就会在所难免。但在这样一个记载民族耻辱与痛楚的地方，如果加入过多的商业活动，那无疑会有损于人们凭吊往事时的肃穆气氛与静穆心境，因而会是一种不协调的杂音。现在有些城市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已经取消门票，目的就在于为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创建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为使人们能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便利。如果圆明园因为复建景观而夹杂进过多的商业因素，无疑会于充分发挥圆明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有所损伤。 更为重要的是，今日的圆明园遗址正因为其残破而尤其具有纪念价值。因为圆明园被焚毁后的断壁残垣更能激活人们对于惨痛历史的记忆，并深思近代中国所以落后挨打的原因，且进而思考民族振兴的路径。痛苦的东西总让人牢记深刻，并促人奋进。相反，歌舞升平却可能使人麻痹，忘记居安尚要思危。这就是悲情纪念的意义所在。如果对圆明园景观进行复建，无疑会有损于复建前悲情纪念的效果，可以说会酿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上的损失。 >>>全文阅读 忧虑：圆明园不能再“毁”第三次 专家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很少“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研讨会”都堪称是“复建吹风会”。这实在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并且一直未曾有过公断。也正因此，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去哪儿了？ 之所以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包括部分重修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1999年全国“两会” 时，“主修派”与“保留派”就有过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当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当时，针对“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 正是在此次“交锋”中，梁从诫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更容易地找到反对复建，哪怕是部分复建圆明园的理由。叶廷芳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 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为此，梁从诫曾非常激动地说：“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哪怕是部分的）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