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研究论文

【神话概述】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编辑本段]【神话故事的内容及思想】神话故事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编辑本段]【神话的来源】神话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推理和想象对自然现象作出解释。但是由于这时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因此经常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神话是人们借助于幻想企图征服自然的表现。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神话中的人物大多来自原始人类的自身形象。狩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神话中的英雄也以刀斧、弓箭为武器。从神话中，可以看到先民的一些事迹。[编辑本段]【神话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论是世界文明发生最早地区的原始社会民族，还是当今世界上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他们流传的许多神话故事都大同小异。神话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区域性，不同的文明或者民族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神话含义。但是，在全球各地，也出现过对同一种现象充满惊人相似性描述的神话。例如关于上万年前的全球大洪水的神话在许多地区的同一时期都有类似的描述。[编辑本段]【神话的分类】神话一般大致分为三类，创世神话、神佛神话、英雄神话。其中尤其以创世神话最为重要。所谓创世神话，专指时间设定在人类原始时期，记载事物、制度起源的神话。其中一般还粗分为世界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文化起源神话等三种。所谓世界起源神话，指的是记述「世界」、「宇宙」起源的神话。就拿《圣经》为例，其中的〈创世记〉便属于这一类神话。因为内容论及了大地、太阳、月亮等等宇宙现象的起源。不过，并不是所有民族的神话都包含有世界起源神话。好比说美国印地安人的神话，就是一部以宇宙已经存在为前提的神话。另外还有一些民族的神话，不只世界起源，就连文化的起源也只字未提。可是尽管如此，不论是何种神话，所有神话在开宗明义时，都有一个共通的大主题，那就是宇宙是从「混沌初开」演进到「秩序规则」的。几乎所有神话的基本形式都是由混沌中产生大地山河。日本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起源神话范例。在日本神话中提到，大神用长矛搅拌著泥淖般的宇宙，然后大地生成、山河成形。类似的神话，同样出现在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神话当中。至于所谓的人类起源神话，通常所叙述的，是人类逐渐与动物区隔，然后逐渐成为世界上一个特殊物种的整个过程。比方说叙述人类如何学会使用语言的神话、人类如何懂得用火的神话、人类如何开始筑巢架屋的神话、人类如何与动物发生区隔的神话。而这些神话，其实都是一种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开始。透过以上这些神话，人们对世界的历史演进会有清楚的认识，了解到世界是如何由混沌无知，演变成无数的秩序与规则。相对于创世神话的纪录宇宙演化，神佛神话与英雄神话则较具戏剧性，所纪录的是神佛与英雄们的种种事迹。一般来说，越是文明的地区，创世神话的比例就越少，而相对的神佛神话和英雄神话比例则会反比例增加。这是一种自然趋势，不过意思并不是说创世神话的内容就因此而减少，而是说因为神佛神话与英雄神话的内容不断扩增，相形之下，创世神话所占的比例就少了许多。希腊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希腊神话中，创世神话的比例很小，而大量的神佛与英雄故事则经过长期的累积，成为希腊神话中绝大部分的故事。由于文明地区所流传的神话比较广为人知，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神话，就是指这些神佛与英雄的故事。不过很可惜的是，这类拥有大量神佛与英雄的神话，其实只占了世界神话中极小的部分；换句话说，这类神话不过是世界神话中的特例，而非常态。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神佛神话其实是文明地区知识分子对创世历史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信奉神明的阶段性产物。在这个过度阶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英雄叙事诗。因为随后知识分子又逐渐对神明失去了兴趣，于是转而崇拜身边的英雄人物，而英雄神话与英雄叙事诗于焉盛行。现代人对《圣经》中的〈创世记〉兴致缺缺，而仅多在使徒间流传。一般认为，这和神话故事演变的理论如出一辙。（当然〈创世记〉被编入旧约《圣经》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编辑本段]【各地的神话】亚洲：●中国神话 ●越南神话 ● 日本神话 ●印度神话 ●泰国神话 ●柬埔寨神话 ●古巴比伦神话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欧洲：●北欧神话 ●凯尔特神话 ●罗马神话 ●希腊神话 ●斯拉夫神话非洲：●埃及神话 ●非洲神话 美洲： ●印第安神话 ●玛雅神话 ●阿兹特克神话 ●印加神话[编辑本段]【神话的比较】关于神话的说法有很多种，分门别类，先来说明比较古老的三种凯尔特神话：凯尔特神话是在被罗马统治时期诞生的，所以有关英雄与反抗的故事是凯尔特神话的主体。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凯尔特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口口流传的，因此流失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别的国家神话中，国王是神的儿子，而在凯尔特神话中英勇的国王将成为神，亚瑟王传说是最著名的凯尔特神话，除了圆桌武士的故事外，还围绕着亚瑟王的一口大锅衍生出圣杯故事。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亚瑟王之剑》、《阿瓦隆传奇》、《战狼》、《高地人》、《贝奥武莆与格伦德尔》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发源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内容包括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稍晚的偶像崇拜。除了奥林匹斯山的十二主神外，希腊神话中还有许多地位低下的神，古代希腊人就在众神的包围下生活。希腊神话中的神并不完美，他们有时会嫉妒、暴怒、自私，乱伦也是家常便饭。每一代主神都靠背叛父亲获得王位：乌拉诺斯被克洛诺斯又被宙斯放逐；宙斯因此害怕子女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自己，所以吞下怀孕的狄美斯，但是最后不得不剖开脑袋让雅典娜出来。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伊阿宋和金羊毛》、《纳尼亚年代记》北欧神话：北欧神话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于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反映，北欧神话中的神与英雄，有着世界上最强的斗争精神。狂暴战士和英雄死后，会进入瓦尔哈拉神殿，白天喝酒作乐，夜晚操练不息，准备跟恶魔的最后决战。不过斗争的结果是让人绝望的——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在世界末日时死去，包括主神奥丁，也将被芬瑞尔狼吞吃，但是却没有神或英雄愿意屈服于命运，明知必死无疑，却依然奋战到底。让人稍感安慰的是，世界末日不是一切的终结，北欧神话中有一棵生命树，它会带来新的生命和文明，守护世界的大雕也将继续盘旋在最高处。有此神话影子的电影有：《第十三武士》、《变相怪杰之子》、《魔兽归来》。[编辑本段]【神话的研究】「神话」这门学问历史悠久。早在希腊时代就有神话方面的研究。最初期的神话学分成两派学说；一派视神话为「寓言」，另一派则认为神话是在反映时代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著名的「神话史实说（euhemerism）」。由此可见，在希腊时代，人们已经对神话的传播、散布习以为常。之后，神话的研究停滞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半，才出现了几位近代神话学的先驱。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伴随著比较语言学的蓬勃发展，「比较神话学」便应运而生。当时最著名的学说是马克斯·缪勒（Muller Friedrich Max）的「自然神话学派」。不过这个学派专门以神话中的暴风、太阳等特定对象为研究的目标，并未深入扩及到所有神话研究的范畴。当时与自然神话学派相抗衡的，则是所谓的「人类学派」。代表人物是苏格兰学者兰格（Andrew Lang）。兰格以当时的文化演化论为基础，研究发现神话是未开化民族野蛮习俗的根源，同时他也首次确认了神话并不是印欧语族特有的产物，而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文化实像。进入二十世纪后，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变得更多样化了。起初神话学界流行所谓的「礼仪说」。许多学者导入了早期的人类学说，假设所有的神话都是礼仪的母体。礼仪说就是神话学者解说这个假设而形成的一个学派理论。在礼仪说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詹姆士．弗莱哲（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可是经过后世研究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个学说的假设根本完全错误。不过就《金枝》书中所搜集的大量对后世研究颇具价值的神话范例而言，至今礼仪说仍旧有它一定的学术意义。至今依然沿用某些「方法论」的方法来作为神话的研究理论。首先是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是先确定全世界的神话分布，然后再根据所属的区域寻找出它们在文化史中的定位。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于是对早期的自然神话学派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是之后的阿道夫．詹森（Adolf Jensen）在他的初期栽培文化之世界整理研究中，已经从文化史的定位转移到人类文化史的定位了。其次是所谓「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望文生义，这个研究方法专注在寻找神话的功能，也就是在寻求神话故事对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最终目的。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他对美拉尼西亚神话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给予社会制度一个正当性的根据。他举例指出，决定拉比亚村（Rabia）四个宗族位阶的，正是神话中四个宗族祖先从石窟中迸出时所做出的举动。另外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弘（Clyde Kluckhohn）则引用了纳瓦荷印地安人（Navaho Indian）的例子下了这样的结论。所谓文化，就是教导人们何谓超自然现象的威胁，然后进而教导大家面对这些超自然现象威胁的方法。而神话与礼仪的功能，与文化本身的意义其实并无一致。虽然纳瓦荷印地安人没有所谓的成文法（法律），也没有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酋长，但是这个部落却能长期维持团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有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礼仪。接著是李维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所倡导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打破了过去所有的方法论，它不拘泥在神话中哪些特定的构成要素，而是做全面的整体研究。可想而知，结构主义为神话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与冲击。以往的比较神话都将重心放在内容的相似性上，但是自李维史陀以后，即使原本看似不同的地方，却因为综观整体而产生了全新的见解。正因如此，神话的研究与分析变得更具深度和广度了。有别于李维史陀为神话研究带来的巨大变革，法国比较神话学家乔志．杜梅吉尔（Georges Dumezil）则持续致力于印欧语族的神话比较，提出所谓「三元体系」的结构模式。乔志．杜梅吉尔认为王者、战士、生产者三者，是神话最基本的三个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从「心理学」切入的神话研究方法，也就是在精神分析学上大放异彩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佛洛依德有一本神话研究的著作《图腾与禁忌》，书中的研究结果虽然未被学会所认可，但是他所提出的「无意识」的重要性，却为后来的神话学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除了佛洛依德，另一位心理学家容格（Carl Jung）则是透过许多梦境的分析，找出希腊神话中像狄蜜特这类的大地母神与她们所相对的作梦者之间，有著非常规律性的互动原则。容格并且将这个原则命名为「原型（archetype）」。[编辑本段]【世界起源神话的类型】世界起源神话大致分为以下六种：1．造物者的无中生有2．由原始人类（巨人）的尸体中产生3．从宇宙蛋中诞生4．由原初的父母所生5．在宇宙不断的进化中自然产生6．由某种动物从海底带上岸的泥土而生除了这六种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特例，譬如说包含上述两种以上的复合型起源神话。第一种造物者无中生有的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中的世界是从「有光」开始，这就是典型的「无中生有」。第二种由原始人类尸体中产生，最著名的应属《爱达经》（Edda）的原始人类伊米尔（Ymir）。另外还有美所不达米亚的《创世神话》（Enuma Elish）中的善神马尔杜克杀死了恶神蒂亚玛特之后，撕裂了蒂雅玛特的身体，将它创造成天地。另外例如中国的盘古开天其实也同属这类尸体诞生的神话。第三种从宇宙蛋中诞生，最好的例子就是芬兰的《卡勒瓦拉》（Kalevala）。在这部神话中，天、地、太阳等都是从大鹰的蛋中生出来的。在希腊神话中的世界起源神话，其实也属于这一类。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根源之神（爱神）厄洛斯。第四种由原初的父母所生。通常所谓的「原初的父母」就是两位大神，他们先是结为连理，然后创造世界。在日本神话中，也有「伊耶那岐之命」和「伊耶那美之命」两位大神。根据日本神话的纪录，日本就是在他们成婚后诞生的。在非洲尤罗巴族（Yoruba）的神话中，先是由天上至高之神奥路昆（Olokun）和地上原水之神奥罗伦（Olorun）结为连理，生出两位原神，然后由其中一位原神用一把泥土创造了全世界（这段神话是第四种与第六种的复合型神话）。第五种则是在演化中自然产生，朝鲜半岛的创世神话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这部神话一向鲜为人知。第六种是由海底泥土而生，这类神话在美洲的印地安神话中尤其丰富。在休伦族（Hurons）的神话中，就有虾蟆从海地带著泥土上岸，之后这泥土就转化成了宇宙天地。在其他部族的神话中，则还有由小鷿鹈（Podiceps ruficollis）或海龟等等各类鸟兽潜入海中带泥上岸来的故事。[编辑本段]【其他共通的主题】除了世界的起源，在各民族的起源神话间还存在著许多其他共通的主题。在「人类起源神话」中，有神明创造世界的创造神话，也有神明以外的生物创造神话。前者又分为由造物者独立创造出人类的神话、造物主藉助某位助手的力量创造人类的神话，或者由造物主与他的助手彼此争斗之后才创造出了人类的神话。后者又可分为由原始巨人的尸体产生人类的神话、由动物演化而产生人类的神话，以及由一颗神圣的大蛋产生出人类的神话。在「毁灭型神话」中，也可粗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先是原始洪水型神话。这类神话多半与世界起源神话中的第六种，宇宙由海底泥土而生的神话相连结。其次是宇宙大战洪水型神话。简单的说，就是一场洪水起因于两位神明彼此的争斗。这类神话通常结局会出现一对劫后余生的亲兄妹，经过近亲通婚之后让人类重新繁衍。再者是宇宙洪水型神话。这类神话通常不会交代洪水的起因，只知道洪水发生，人类几乎灭亡。至于洪水的结果，通常也会出现一对劫后余生的亲兄妹。最后则是惩罚型洪水神话。洪水的起因是天神决定毁灭万恶不赦的人类。看到这类神话，一般人总会联想到诺亚方舟，事实上这类神话遍布世界各地，好比说印尼半岛上也流传著同样类型的神话传说。除此之外，例如死亡的起源、火的起源、作物的起源、女性的起源、作乱精灵（Trickster）、文化英雄、王权的起源等等，也都是许多神话共通的主题。[编辑本段]中国神话故事包括的人物盘古 （传说中是整个宇宙第一个诞生的生物开天以后死亡了）女娲 （在盘古以后突然出现创造了人类）其中还有鸿钧（不知道在女娲前还是在女娲后）共工 撞断天柱的为西北的洪水之神，传说他与黄帝族的颛顼发生战争，不胜，怒而头触不周山，使天地为之倾斜。刑天 猛志常在的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因此 ，刑天常被后人称颂为不屈的英雄。东晋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即咏此事，借寓抱负。蚩尤 铜头铁额的《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伏羲 发明八卦的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相传其人首蛇身，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成为人类的始祖。又相传他是古代东夷部落的杰出首领。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编辑本段]《中国神话故事》合集图书作 者： 薇薇夫人 编出 版 社： 希望出版社[1]出版时间： 2009-8-1版 次： 2页 数： 118印刷时间： 2009-8-1开 本： 16开印 次： 2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7930307包 装： 平装所属分类： 图书 >> 少儿 >> 儿童文学 >> 寓言 传说定价：￥19.80内容简介精选中国神话故事，使小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形式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文笔隽永，画风独到，深受海峡两岸小读者的喜爱。作者简介薇薇夫人，台湾《联合报》专栏作家，华视“今天”节目制作人及主持人，台湾极有影响的女作家。目录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女娲补天伏羲兄妹伏羲氏钻木取火有巢氏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

一、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洪水神话研究 中国神话学研究正式形成之前的传统神话观有二，一是将神话解作史实，并绝对信任神话作为史料的真实性；二是彻底地否定神话，视其为荒诞。[3]迨至晚清，顺应时局的变化和世界视野的展开，思想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神话思想在反思中获得新生。晚清至民国初年，与洪水神话相关的研究集中在历史、传播和比较研究方面。 中国学人对洪水神话的关注起步较晚，19世纪末，唐才常在《各国种类考》中[4]有意识地比较了不同地区存在相似性的神话，谈及中国、印度、泰西[5]、阿拉伯等地的洪水传说具有“不谋而合”的相似性。循西方宗教学说意见，唐才常认为“中、西有人世界，皆自洪水而后”[6]，肯定了洪水的真实性。 1903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7]，其中有部分关于洪水神话的讨论，他不赞成把这一类神话看作史实：洪水之事令人类尽灭，今日的人都是洪水后繁育而生，是“未可措信之事也”[8]，却也不斥之为荒谬：“洪水之事，既为古史所皆载，或亦实有之事”[9]；“《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10]蒋智由文中所涉及的洪水神话，除了较早且详尽地介绍了希腊丢卡利翁神话以外，更提及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且又考之大洪水之说，不仅基督教经典及巴比伦之古书而已也，希腊神话中，亦记洪水之事，与旧约之所记者，迨无所异。由是言之，大洪水之说，或者当日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迄地中海一带海岸诸国，皆同有此传说，而后记事之徒，乃各据以载之一国古史也。”[11]洪水是上古遗事，我国人种或许和巴比伦、希腊、犹太民族拥有共同的先祖——这是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论证漏洞颇多，却不失为冲破束缚的崭新尝试，他的研究策略和结论在当时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种学、地理学和进化论参与洪水神话研究，以及比较、同源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他的洪水神研究的基本特质，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洪水研究的主要特征。 神话既不能狭义化为历史，又不能将它从历史中剔除。它有一套自己的言说体系，忽视神话自身的言说体系，转而从其他体系定论神话必然会造成错讹，这也是神话学建立前神话研究的普遍问题。较之传统中非此即彼的两类态度，蒋智由的观点距离神话的某些真实性质更近了一步。 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和附录“洪水考”尝试在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有针对性的洪水神话研究方才逐渐开展。梁启超作《洪水考》[12]，因缘起自西方文化的输入，“古代洪水，非我国之偏灾，而世界之公患也。其最著者为犹太人之洪水神话。”[13]文中论及犹太人、印度人、希腊人、北欧日尔曼人、中美洲、南太平洋群岛等人种和地域的洪水神话，范围无出18世纪西方学者其右，前人唐才常、蒋智由等亦如是。梁启超认为 “惟埃及、波斯、巴比伦，古传记不见有洪水之迹” [14]，同时又说洪水神话“散在五洲，血统不同，交通无路”[15]，相信这证明了泛滥世界的洪水确实属实。虽然承袭中国古史研究传统，采他家之说自证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间西方信史研究的影响殆无可疑。史密斯释读出泥板后，当时的亚述学界大多习惯使用“迦勒底洪水”这一名称，而非巴比伦洪水。或可认定他的材料来源自19世纪亚述学研究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他提及欧洲长久以来认为洪水神话皆出自《创世记》，主人公之名俱为挪亚的观念现在已被证伪，洪水神话乃各自发生，惟水祸确有其事，明显是受较为晚近的观点的影响。梁启超所论及的五洲几大沙漠是洪水沉淀所成，亦是继承蒋智由等人的学说并予以新论，连同水祸之因取行星彗星说一事，当是植根达尔文学说影响下的诸家理论。 在证史的前提下，梁启超视宗教和神话解释为荒谬，洪水神话无非是古代史实的蜕化。他回溯古籍：“上古有一大事曰洪水。古籍所记，与洪水有系属者凡三，其一，在伏羲神农间，所谓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是也。其二，在少昊颛顼间，所谓共工氏触不周山是也。其三，在尧舜时即尚书史记所载而鲧禹所治也。据以上群籍所记，似洪水曾有三度，相距各数百年，每度祸皆甚烈。”[16]文献中洪水有三，依据前文的世界性洪水的铺垫，梁启超力证中国古文献中的三次洪水原属一次——“女娲时颛顼时原非有水，实则皆尧时之水也。”[17]共工及鲧治水不利，民众归罪于他，导致传说变异。 文本方面，梁启超撷取水祸起因和获救幸存两点，比较中国与犹太洪水神话的区别，从文化传统上对二者之别加以阐释，提出天罚水发、天佑水平和天威难撼、人力胜天中包涵文化相异性。较之前述二人，梁启超的某些理念虽说比蒋智由更显陈旧，但是他是三人中对最为直面洪水神话本身，探讨也最细致的一位。 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学者在洪水问题的研究上，多不以文学目的为重，例如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的提到的洪水其目的便在于印证中国人种的来源。中国学界一度颇为流行中国人种西来说，“斯说之兴，不过十余年间，起于一二文人好奇心，遂乃染遍全国。”[18] 在中国文明和人种从何而来的问题上，此前西方和日本已有相关研究。其中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得到中国知识界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从，尤受推崇的是巴比伦西来说，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宋教仁等人都对这一学说青睐有加。巴比伦西来说之滥觞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的核心观点便是中国人种源自巴比伦。后来他的著述被编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该书译介了拉克伯里的核心主张，并有所附会添加，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来说的来源。[19]蒋智由书中所论拉克伯里著述为《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支持拉克伯里的观点，认为“设令中国种族果由巴比伦来，当属迦勒底之阿加狄人种，而非塞米的种”[20]。五四之后，随着我国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学界对这一论调开始有所批判，加之疑古派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作用，西来说的质疑声愈来愈多。曾有缪凤林、朱逖先、陈嘉异等先后从不同的角度驳斥了西来假说。例如缪凤林的文章《中国民族西来辨》就认为“乃识其所谓证据者。实大抵诬谬”[21]。之后，中国人种西来说声势渐消。 晚清至民初，对待神话的态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改变，该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思想的破冰得以让神话学获得了独立的契机。对神话的定义仍旧来自其他学科，譬如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等，但也体现出重新审视神话的苗头。这一阶段洪水神话的研究者基本出自改良派学者[22]。总的说来，改良派学者的神话观，一方面反对把神话当作狭义的史实，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使用神话去验证古史、证明自己的观点，神话材料通常是作为历史旁证出现在各种著作中。他们中间有的人在启迪新思的同时仍旧延续了固有传统的思维方式，诸如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也有人破除传统的力度更大，例如蒋智由、夏曾佑等。这一派学者的神话思想并不成体系，零散见于各色论著。对洪水神话的研究尚不属专论（梁启超或可例外），研究洪水神话的目的往往也出自其他学科的研究需要。 二、30至40年代的洪水神话研究时至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介入洪水神话的研究，研究风向与梁启超等晚清改良派学者有所不同，这一批学者受到西方神话学领域诸学科的影响比较明显，开始关注文本、搜集异文，研究角度多元展开。主要人物有钟敬文、芮逸夫、丁山、徐旭升等人。 顾颉刚，其层累学说最初因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萌发，洪水成为他必然的探讨话题，他讨论洪水神话的文章主要有三：《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1930）[23]、《鲧禹的传说》（1939）、《息壤考》（1957）。1923年，顾颉刚正式提出中国历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4]作为疑古派的旗手，他所引领的古史辨学派引发了疑古信古的辩论，成为中国古史重建的开端。在疑古派看来今人所接受的古史传统，其实是春秋至秦汉时人们的古史观。顾颉刚的层累说之始是尧舜禹的地位，在他看来三者的地位奠定时间在春秋末年，“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25]，他对洪水的考证基本是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是关于中国洪水记载的搜集和整理材料。我国古史中的洪水叙述主要是根据《尚书》《孟子》构筑起来的，无外乎：尧时水发、禹时水平，疏导平水；颛顼水发、平于女娲，湮塞平水。顾颉刚整理了史籍中的种种洪水说法，归纳为七项，与洪水情节密切相关的有：“洪水之由来”、“洪水时之情状”、“治洪水之方法”、“助禹治水之人”几项。[26]他认为中国古史的洪水观是以东西周时期人们所相信的禹绩为中心，至战国基本定型，在此信仰之上，禹的人格不断扩大，最终成就了他“地平天成”[27]的伟绩。反过来，如果把禹的传说层层剥开，禹的真相便所剩无几了，作为神话的洪水便是禹人格外衣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顾颉刚的洪水研究绝非针对洪水而来，要了解他的洪水研究的意义所在，必须从他的整体理论入手。 顾颉刚的理论对中国的旧史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待古史神话材料，晚清改良派多利用神话证史，顾颉刚却背向行之，把历史剥除为神话，然而在疑古的同时，极大地倚重神话文献却是两派异曲同工之处。[28]尧舜禹地位的历历衍变是借助史料建立起来的，又因为短于证据从历史还原为神话。讽刺的是“史料”和“证据”之间的裂罅却在上古史阶段趋向极致，这成为顾颉刚学说难解的症结。针对这一悖论李玄伯和陆懋德等人曾先后主张借助考古学证据才是释疑的根本，由此，中国的考古学借这一问题应运而生。 1931年钟敬文撰文《中国的水灾传说》[29]，“在中国神话学史上，这篇文章是首度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中国的陆沉传说和人类毁灭及再造神话，并对中外同一母题的神话（主要是希伯来神话）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30]该文按时间序列分析归纳了不同历史时期水灾故事的不同形态。古代重英雄人物出生的水灾传说，到中世至近代转化为地方传说，以陷湖型传说为主。及至现代增加了普通的民间故事和人类毁灭、再造神话两类新方向，这一时期与洪水有关的传说开始重视故事本身，[31]也“衍成了极具‘原始性’与‘认真性’的‘人类毁灭及再造的神话’”[32]。在中外同类神话的比较部分，作者比较了中国和希伯来洪水神话的异同，认为直到第三阶段（现代）中国和希伯来的洪水神话才相迫近（巴比伦、希腊、法国亦同）。此外，增加了口传故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此前学者大都拘泥于古籍中各种记述的考证。钟敬文不仅扩大了与洪水相关的其他类型和母题故事，而且采用了新近采录自民间的口传材料，已是成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论文。 30年代末，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丁山的《禹平水土本事考》[33]相信洪水神话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类史共有的文明序章，把洪水神话看作国史起点。洪水给人类以生命和精神上的重创，创愈深，念愈永，父子相传，口耳相递，“人类历史无不托始于洪水神话”[34]。中国的洪水神话“若非演自巴比伦洪水神话，当亦得自第四冰河时代后之传闻。”[35]于是据《尚书》等古籍之言，把《尧典》所录洪水看作我国历史起点，尧舜为首世之君，且禹的神话起始于殷商。丁山擅长甲骨文研究，他的研究文章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文字学意义上的考证，例如：龙虬、舞雩。通过文字推导，丁山得出结论：禹平水土的神话演自祷雨神话，主名山川之绩“盖亦演自祷雨山川故事已”[36]。此后，禹的一些其他绩业也被归附至这两点。丁山身上最明显的外来影响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和世界洪水的人类初史论。文化人类学方面，丁山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图腾研究，拜蛇礼俗等研究上。初史论方面，受前人人种西来说文章的影响，丁山此文虽未有直言附和人种西来说之论，但在洪水及禹的种种分析上犹见试图把中国洪水神话串联到巴比伦起源下的意图。该文最后一部分是对夏后氏宗禹与苏美尔人所祀恩利尔神格的比较。认定所有禹的神话皆与恩利尔传说同源，“有是因缘，吾人不能不疑禹之一切神话，或与恩利尔之传说，同出一源。”[37]同理，我国洪水神话亦出自巴比伦人洪水神话。该部分采信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作为论证依据，然而当时中国人种巴比伦起源说已渐失势，在1931年，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理论也已经有所动摇，至1945年，夏鼐的考古成果使安特生假说彻底失去实证支持，是为后话。[38]因此丁山的这一结论，未免存留下失当的缺憾。 徐旭生在1939至1941年完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中探讨上古大洪水。他明确反对用看上去共同的神话去证明人类的同源，“实则，人类是否同源是一个与洪水问题没有深切关系的问题。人类即使异源，如果他们处于相类似的环境，仍不妨发生相类似的以至于相同的神话或传说。”[39]洪水的起源问题是复杂的，即便是有相似性的洪水故事，在洪水的发生时间上也存在着绝对时间差，不可一概而论。[40]依照徐旭生的分析，中国的洪水是自发的，不是他来的，存于先民记忆中的大洪水也是地域性而非普世性的。至于中国的洪水传说，发生在我国农耕社会的初始阶段，原来是一专名，“洪”字“浩大”的意思是后来逐渐演变附加上去的意义。洪水的发生原本也是地域性的，禹平水九州的说法是在流传中的扩大化。大禹疏导治水，后导致了凿井技术的诞生。徐旭生所探讨的洪水，表面看来，还是强调洪水神话的中的核心历史因素，然而与五四前的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对洪水历史真实性的挖掘是站在反拨却非简单继承的基础上。徐旭生赞赏顾颉刚等古史辨学者的工作，在具体问题上却不完全苟同。他认为顾颉刚等人在疑古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又复失真。[4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将一部分神话、传说中的历史核心重新打捞上来，“洪水解”便是其中的一步。 芮逸夫1938年的论文《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42]，是我国第一篇专事采集、研究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论文。他所采集和转引的二十余则洪水神话，成为洪水和伏羲女娲研究的重要资料。芮逸夫论文的性质和钟敬文相同，专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畴，如果说钟敬文的文章更靠近历史文献、汉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时间序列上的演化，芮逸夫的论文就更向口传异文、少数民族传统靠拢，强调横向间的比较。芮逸夫其文另一突出特点是母题的区分和比照，不过与现在常见的母题分析不同，他的母题区分比照很大一部分是在语言层面进行的。传说的生长以故事的母题作为中心，经过口传敷演而致面目改变。究其原因，芮逸夫采纳麦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相信情节的改变是由于词的失解和曲解外加弥缝、增饰造成。语言疾病说的基础是神话的同源，由此，当苗人洪水故事导向汉典的伏羲女娲时，证明二者的同源性势为必然。从影响的痕迹上看，伏羲女娲和苗人洪水故事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芮逸夫后半的推导以伏羲女娲考证为根，洪水母题为附。认为汉典的伏羲女娲记载与苗人洪水故事同源，并且伏羲女娲及其洪水故事的根源在中国南方地区，兄妹配偶型的洪水神话是以中国为中心，向东南亚洪水神话圈播散。缪勒和其追随者所持语言疾病说的根本弊端之一在于同源性超越语词影响的无限扩大，导致以若干语词的影响作为整个故事的影响源流，这无疑是对情节差异性的视而不见，其可信度是不完整的。芮逸夫虽然借鉴了缪勒的理论，但是同时用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成果，将语词的影响分析局限在一个相对适当的范围内，使诸家理论的有效性得以发挥。另外，芮逸夫的研究相当于把中国典籍记载的两次洪水区别为相异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以往并未得到正式的区分，在梁启超时甚至被同化为一次。 除了以上所论数人以外，30至40年代，还有一批学者同样参与了大洪水的研究，包括：闻一多、常任侠、徐松石、徐中舒、吴泽霖、杨汉光、陈国钧、雷雨、乐嗣炳、陈志良、马学良、邢庆兰、庄学本、朱芳圃。这一批学者的研究，不再单纯局限在洪水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上，充分汲取借鉴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令洪水神话研究多向度展开，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洪水研究也初见成果。 三、“神话”术语的使用 除却蓬勃新鲜的学术气息，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神话的定性尚值得一探，如何界定神话，多少也能反映出该阶段神话研究的某些特点。中国的学界并不像西方长久以来在神话的性质上持否定态度，在神话等词汇的使用上也不似西方学者那般泾渭分明。在20世纪前，西方学者对待圣经中的神话不称其为“神话”，而一概使用“传说”。以洪水神话为例，早期的学者维科、卡特括特等人，都将洪水神话视作信史。19世纪的巴克兰、史密斯、乃至恩格斯等人。不论他们如何看待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在谈及洪水时也都坚持使用“传说”一词。 较之西方学者在“神话”、“传说”术语使用上泾渭分明的态度。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20世纪初，蒋智由（字观云）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担任主编。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36号），“谈丛”栏目，发表文章《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在这篇文章里，“神话”一词正式假道日本引入中国。当时日本学者将西方采用的myth一词，译作“神话”，如此译介并引入中国后，却常常被狭义化为有关神的故事。 自晚清始，学者们在最初探讨洪水故事时就常把它当作神话看待。然而“神话”、“传说”等词汇的使用，尚未加以区别、定性，很多时候二者是混用的。鉴于汉民族在非常早的时期，就已经将神话历史化，这大约是导致当时的学人将神话和具有一定历史性的传说等同视之的原因。30年代后，由于西方学科的引进，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体裁，也有部分出于自己的理论需要，间接定义了神话的性质。 以30、40年代各家的洪水神话研究文章为例：顾颉刚对神话的态度与他的理论相一致，史料与神话成为相对的两个概念，神话的意义偏向于不可证的、虚构的成分。与顾颉刚相类，徐旭生专长历史和考古，他对神话的看法自然也与顾颉刚相似，他特意从西文词汇入手，区分了“神话”和“传说”的内涵，认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43]神话不太可能转化为历史，而 “古代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这些史料大都有其历史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散材料，应比加工过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加以区别。”[44]因此他才会把上古至盘庚迁殷以前定为“传说时代”[45]，并从中试图择选出历史成分。丁山侧重文字研究，不太强调神话和传说在史料层面上的区别，他基本采用“洪水神话”的说法，涉及文本时或称“故事”，然而与“民间故事”术语所示文类无关。钟敬文和芮逸夫的研究角度都在神话学范畴内。钟敬文通常采用“水灾传说”的说法，但也没有刻意强调区别，例如：“就是这初期的一些‘水灾传说’，是被作为关于伟人产生的解释性神话而出现的。”[46]现代以后的部分多用“故事”一词，并提到了故事与神话和传说的区别。[47] 一定要区分的话，他大致是按照时间划分，把上古的看作神话、中古近世为传说，现代为故事——“第一期的伟人产生神话，……第二期的地方传说……，这第三期的‘民间故事’……”[48]现代的人类毁灭及再造故事也被称为神话。涉及面大了以后通称传说，譬如：“中外传说的比较”“外国的洪水传说”[49]。芮逸夫可能是出于偏重近现代采录的口头文本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他的研究对象多为少数民族的神话，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往往“历史”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体现出神话与传说混杂的态势。因而在称谓上，芮逸夫索性以“故事”一概而论，并未多予区分。 综合以上可知，晚清直至20世纪40年代，除了后期部分从事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或由于学科性质或出于学科需要，在术语的使用上有所留意以外，中国学界对“神话”这一称谓的使用并不固定，大都随意而为。总体上，术语的界定意识不是十分显著，更多地致力于文本内涵和历史性的分析。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摘 要: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技术意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二技术过程的解读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四有关技术的误读由于时代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神话叙事中也出现了对技术的误读。在一些神话中将巫术与技术混为一谈。传说中鲁班不仅具有能工巧艺，而且还精通法术。在造建赵州桥时，将绵羊化为“洁白细润之石”，才建成了坚固奇巧的大桥，以至“张果老骑驴，驴背搭链装太阳月亮;柴王推独轮车，车载四大名山”也未能将桥压倒，“桥身、桥基经此重压，不但未损丝毫，反更牢固坚实。传说中的铸剑能手—干将，在其制剑过程中也充溢着巫术色彩:匠门又名干将门。……阂间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索，金银不梢，铁汁不下。其妻模娜曰:“铁汁不下曰(可)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栋耳。以口口成物，口口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模 娜闻之，口入炉中，铁汁遂出。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摸娜，鳗文;余铸得三千，并号口口文剑。干将进雌剑于吴王而藏其雄剑，时时悲鸣忆其雌也。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不存在没有宗教和巫术的民族，不管它们多么原始”。古人之所以信奉巫术，是因为他们认为“巫术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提供主宰大自然的力量，它是人类抵御各种危险的武器和盔甲”。因此，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巫术等同于技术。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一定过程，比如冶炼操作，要求人的祭献。各地的清洁仪式，特别是包括性禁忌的贪多都与采矿相联系，因为人们认为，地球的内部对于各种精神和诸神们来说是神圣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抵的色彩，而其创造者也常被当作巫术师。在干将铸剑的叙事中便有用人来做牺牲祭炉神的情节，而牺牲者则是干将的妻子摸娜。在另一篇有关干将铸剑的神话文本中，则写摸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真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技术性的铸剑活动成了巫术仪式的一种表现。受巫术影响的技术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在自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像冶炼这样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技术活动，对于技术过程很难把握，难免使工匠产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以巫术的形式祈求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这一技术现象也表征出“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框架构筑而成，一切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在技术领域也不例外。巫术的精神性与技术的物质性相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技术活动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在上述神话文本中，干将将雄剑藏匿起来，而将略有残缺的雌剑献给吴王阖间。当阖阁在鲁使季孙面前卖弄雌剑时，季孙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季孙的话隐喻着剑全国兴、剑缺国亡的叙事话语,明显地将技术作了比德化的处理,即将铸剑技术的物质属性同人的社会属性相比附,从关照的对象身上看到人自身的人格力量或某种道德意识。这也意味着技术只有在人伦道德的规范下,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丰厚的技术意识。这些技术意识为构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体系起到一定作用;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这些技术意识又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对理解今天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价值也有启迪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领域。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刘朝谦.中国古代技术与诗[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42.[3]列御寇.列子[M].王强模,译注.中国台北:台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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