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址保护与冲突研究论文

保护历史 文化 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文化遗产与保护

摘要: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

关键词：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早在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就对“西化”风潮中我国古旧历史建筑的颓萎凋零忧心忡忡。他曾叹道，研究和保护历史建筑，是一种“逆时代的工作”。[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现代建筑再利用风潮，这是因为战后许多都市的重建工作更加迫不及待，当时在现代主义笼罩下，许多开发商与建筑师采取破坏、重建为首选，以求得快速发展追求城市效果。而不愿意改善那些有着良好的状态、有着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更好适应新时期要求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古旧建筑在隆隆声中被夷为平地。

国内对古旧建筑的态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为了破四旧，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平为正负零点零。

80年代古旧建筑常常被视为是某些基地利益开发的阻碍，毁掉了一批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90年代一些城市对于古旧建筑以与整体环境不符、年老多病等为理由毁坏了一些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地方的建筑遗产处境陷恶，要么在改造后面目全非，要么在保护地段中苟延残喘，而市场则在历史地段巨大的地产潜值驱动下对之“虎视眈眈”。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比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法国的历史和文物不能说是非常悠久非常众多的，但现在的法国和法国人，却总是以文化大国的姿态出现，并以自己优秀的 传统文化 而自豪。这种自豪，来源于他们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之深入人心。在现代法国，“遗产”一词使用得是如此广泛，人们听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涉及财产，而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 百科 全书…那巍峨而辉煌的宫殿，斑驳而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闪着金光的古典家具，以及价值连城的名画，所有这些，都为法兰西增光添彩。事实上，法国以其卓越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已经成为骄人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为何做的如此之好呢?让我们来看以下。

1887年法国制定出了世界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1913年12月31日，现代世界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保护历史古迹法》在法国诞生。

法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全面而细致，例如，在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建筑内，哪怕在墙上钉一个钉子，也要经过许可;在一间被特别保护的17世纪的建筑物内部，家具摆设的位置都不能随便变动。任何破坏规定的做法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特别是由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公众都自觉自愿的做文物保护的“监督人”一个破坏文物、不尊重古人的家伙，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会被视同强盗、窃贼。利用名胜古迹举办文化和大型欢庆活动是近年国际上的潮流，但这些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说，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大厅内活动，“除了这里的空气，我们什么也不能碰;除了声音，我们什么也不能留下!”

1964年，法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点，经国家登记的历史建筑即达4万处，而这个数字现在还在增加。这些情况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担心民族特性的丧失，渴望寻求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加倍的珍视。[2]

但是，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容乐观。那种部分青红皂白，借口发展任意破坏遗产的行为，在今天并没有绝迹。目前，报纸上报道，长城被国外的青年随意践踏。长城是我国统一的象征，是伟大的文化遗产，而国人竟然为了利益，不顾国家形象以每人60元的价格“出售”给外国人狂欢。相对而言，法国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就在200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云南省建水古城几十座珍贵的百年以上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包括建水人耳熟能详的五官府、进士府及翰林第，被拆的片瓦无存了。按照拆除计划，606米长的建新街临街一百多座传统民居也都被夷为平地。

然而，据建水县副县长李国才说，拆除这些遗产的理由只是要“把这条街建成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步行商业街”――要把它成一条清式仿古街。记者问道：“一边是真实的历史遗迹，一边是钢筋混水泥的假古董，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应该十分清楚。

这种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一本艺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旧火车站客运楼毁坏的文章，叙述了在本世纪初由德国人设计修建的一坐标志性建筑，无论是年代，还是建筑艺术价值，从多角度来说都应该无条件的保留着，只可惜最终结局还是被大方的拆掉了，原因是在那个时期对旧建筑的历史性及艺术价值建议，只有少数人发出了无力的呼声。事情非常清楚，城乡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在随着建筑遗产的无存而濒临消失。而刻意保护所导致的各种利益矛盾，引发了一个又一个激烈的社会冲突。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有诸多内外因素，在改造修缮中“寻根”是设计师的追求，对一座古旧建筑改建的成功将会迎来不同寻常的称誉。为此，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这一方面北京元大都城遗址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抢修、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战士给人的是昔日文化、文明。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保留旧有遗迹，实行重点整修，解决新功能对古遗址的要求。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在“整旧如旧”这一术语中，存在隐藏的含义，是说在修缮古建筑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有充分依据的时候，仍应尽可能的恢复到它建造之初的那个样子。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修缮。这座建筑原为____教堂，在改为伊斯兰清真寺以后，原来6世纪绘制的早期基督____被覆盖在伊斯兰式的装饰之下了。现代文物修复者小心的剥除了表面的后世装饰，将早期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绘饰重新显露出来。

只有那些拥有充足的考古依据，如长时间的调研、测绘、解读、论辩和方案探讨等，充分了解其原始状况，因种种原因已遭破坏的对象，在十分必要的时候，经过缜密详细的复原研究和论证，将之恢复到原有的样子，“再现”它的历史与艺术信息，才是能够接受的，甚至是有意义的。

毋庸质疑的是，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将是21世纪建筑学的重要议程。从时下的全国范围看，城乡改造更新已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但盲目的“大拆大建”和“拆真造假”正甚嚣尘上，而对木结构为主体的我国大量性建筑遗产究竟如何进行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在保护原则与实际操作之间仍存在着一定弹性空间，而我们要如何具有针对性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需要提出一个较为妥当的 方法 。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第一期。

[2]参见人民网驻法国记者郑园园文章《法国：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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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城市人口密集，乡村土地居多，城市工业发展迅速，乡村农业发展迅速，城市的人收入现在和乡村人差不了多少。 经济上：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主要是靠农业生产养家湖口，城市工业商业发达文化上：农村盛行儒家文化，城市功利文化政治上：农村依赖于城市，依托城市，受管于城市思想上：农村文化落后迷信思想盛行封闭自首，城市受西方影响而较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