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房建筑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

拆迁安置工作调研报告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报告具有语言陈述性的特点。一听到写报告马上头昏脑涨？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拆迁安置工作调研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拆迁安置工作是转型增速的基础、是赶超发展的依托、也是提升锡山城市形象和发展能力的大局所系。今年9月下旬以来，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及分工领导带队，相关工作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调研组，到基层各板块分别走访了解情况，并组织建设、房管、国土、规划、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现将调研及思考的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拆迁安置工作成绩显著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全区各级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围绕项目抓拆迁，关注民生抓安置，在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表现出在困难面前不回避、在压力面前不退缩的精神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速度、力度推进拆迁工作，同时也较好地确保了社会和谐稳定。至10月底，全区累计完成拆迁量444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项目开工45个，总面积达421.6万平方米，为全区转型提升、赶超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目标明确，认识统一。大拆迁、大发展，不拆迁、难发展。拆迁与安置相辅相成，解决好安置可以促进和推动拆迁。各板块思想高度统一，认识高度一致，都把拆迁安置摆上了突出位置，作为当前促进转型升级、加快赶超发展的首选环节。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区统一确立了以项目定拆迁的基本思路，明确了安置房腾地、重点工程、经营性地块、产业园区项目、社会事业项目等五大类拆迁项目。以建促拆、安置先行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安置工作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2、程序规范，举措有力。拆迁工作措施有力，各板块突出依法操作，按照依法拆迁、规范拆迁的要求，加大征地拆迁前期各项手续的办理力度，做到依法依规拆迁。动迁工作思路严密，发扬了钉劲、韧劲、磨劲，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做动员拆迁工作。同时，严格执行拆迁政策，通过建立工作制度，规范各项操作程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如安镇街道明确要求对住宅拆迁建筑面积、合法面积、安置面积等信息进行统一上墙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东亭、东北塘街道对非住宅拆迁建立严格的会审制度，通过层层把关，确保非住宅拆迁补偿的公平、公正。安置工作措施有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各板块按照商品房的要求建设安置房，部分板块规划设计建设了一批品质上乘、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小高层和高层精品安置房小区。

3、千方百计，帮助安置。为妥善处理和解决被拆迁群众的过渡安置问题，各板块动足了脑筋，想尽了办法，通过挖掘整合各方面资源，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解决过渡安置的问题。如东亭街道大力创新安置工作方式，出台安置房承租办法，努力缓解安置工作的压力，并根据实际情况，落实一批临时安置房，酌情提高了过渡费标准。锡北镇、安镇街道等对在外过渡拆迁户办理婚丧事，给予特别的经济补贴，开展暑期走访慰问，向在外过渡的每户家庭发放一定数额的高温慰问金。鹅湖、羊尖、东港、东北塘、云林、厚桥等地分别通过建设临时过渡房、租赁轻纺城、印刷包装城等部分闲置用房和改建老医院、老中学、厂房等办法帮助解决老弱病残等困难家庭的临时过渡安置。政府的这一系列为民举措，也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拥护。

二、拆迁安置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调研中，各板块及有关部门针对当前拆迁安置工作，也集中反映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安置房建设有待加快。当前，安置房短缺是直接导致拆迁工作进展缓慢的最大阻碍。调研中反映，安置优先的理念尚未牢固确立，加之用地指标收紧、前期手续办理不及时、建设单位施工力量不足以及小高层和高层安置房建设周期长、质量要求高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安置房建设迟缓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区累计有过渡户12680户（其中全过渡8865户，半过渡3815户），全区安置房缺口较大，多数过渡户需要2年左右时间才能全部安置到位。从调研中也了解到，安置过渡费支出数额较大，已成为各板块的重要负担。无论是从加快安置拆迁群众，还是减轻财政压力方面考虑，都要求各板块高度重视，加快安置房的建设。

2．清点工作有待突破。尽管目前全区拆迁的总体进度较快，但部分项目，由于少数居民没有完成拆迁，未能实现项目的整体拆平，也导致了一些优质的大项目不能快速引进落地，对后续发展造成了影响。一些即将交地的重点出让地块，由于拆迁工作不能按时到位，也将面临违约风险。今年已启动的121个拆迁项目仅有52个完成清点可交地，占拆迁项目总量的47%。有15个项目因为存在十户以下居民没有完成拆迁而没有最终拆平，已经严重影响并制约了我区项目拆迁工作的整体成效。

3．拆迁工作氛围有待改善。媒体和社会舆论过度报道时有发生的拆迁事件，引发了部分群众对拆迁工作的片面理解。拆迁宏观政策趋紧，国家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将出台，在此大环境下，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我区拆迁工作人员的“瞻前顾后”、“缩手缩脚”。部分群众对拆迁补偿的期望值过高，也增添了拆迁工作的难度。为此，改善好、营造好区内的拆迁环境很有必要。

4．腾地利用率有待提高。绝大多数群众顾全大局，拆迁易家，为地方建设发展腾出了空间，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当前，他们对政府拆迁土地的利用建设充满了期待。通过近年来对拆迁工作的大力推进，全区为加快转型赶超提供了土地资源储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由于招商选资、项目引进工作成效还不够显著，对这部分已拆出土地的总体利用率还不是很高，符合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入驻不多，拆迁带来的发展优势还未能完全凸显。

三、做好拆迁安置工作的几点建议

城市建设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成果，实现城市发展与人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双赢。当前，全区各级各部门需要把合理安置拆迁群众、提升居民居住质量贯穿于城市拆迁建设的全过程，做到将改善城市面貌与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有机结合，让拆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使拆迁工作顺民意、达民情、暖民心。

1．立足当前，着眼超前，加快高品质安置房建设。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安置房建设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努力把这项民生工程办实、办好。一是加快建设。以实现“零过渡”为目标，根据过渡规模和拆迁计划，在做好需求分析和计划预测的基础上，科学放量安置房规模，优先安排计划，优先保障资金，优先配备人员，加快安置房启动实施，确保安置房建设逐步还清旧账，不欠新账，适度超前。二是提升品质。大力推广东亭、东北塘、安镇街道把最好的地段用于建设高品质安置房的好做法，优先选择地段好、配套齐、环境优的地块，高标准规划建设拆迁安置房，积极引入实力强、品牌优、社会责任感强的优秀房地产企业参与建设。通过强化设计，完善社区环境、生活服务、景观绿化等居住与配套服务功能，实现安置房建设品质的新提升。三是完善手续。各板块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超前谋划，主动衔接，加快办理安置房建设有关手续，务必做到手续齐全后方能动工建设。

2．突出重点，依法操作，确保拆迁安置工作的顺利推进。做好拆迁安置工作，要突出实施清点、“净地”出让、政策完善、安置房办证、拆迁企业职工和被征地农民就业这些重点，坚持依法操作，有序推进。一是抓好实施清点。继续发扬“5+2”、“白加黑”的工作干劲，勇于攻坚克难，突破工作难点，组织实施好清点工作，力求实现整体拆平，确保一批重大项目的入驻。认真分析研究“钉子户”形成的原因，依法合理利用行政裁决和行政强拆手段，采取一些有效的对策，特别要注重防止一些“钉子户”抱团的情况。二是坚持“净地”出让。“毛地”出让一方面不利于拆迁的进行，易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逾期不能完成拆平交地，政府还将面临地块出让违约的风险。从加快项目建设和保障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倡导国有土地挂牌要坚持“净地”出让。三是完善拆迁政策。在深入调研，充分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区现有的拆迁政策进行梳理和完善，从有利于民生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做到统一，逐步提高补偿标准，使制定的政策更趋于科学、合理，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同时，保持政策的平衡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拆迁政策实施操作的统一管理，把拆迁工作的各个环节都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提高拆迁工作的公信力，避免因拆迁不公而引发矛盾。对于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应充分体现政府关怀，做到依法拆迁、友情操作，全力帮助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和困难。四是加快安置房办证。办理安置房“两证”，既是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政府关注民生、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当前，要努力通过各项工作的完善，为申请安置房“两证”办理创造条件。继续以深入开展安置房建设清理规范工作为契机，及时完善建设项目土地、规划、建设、安置等手续，做到在竣工验收前完成所有手续，确保能够尽快进入办证程序。针对安置房大修理基金的归集问题，应尽快列出明确计划逐步加以推进。五是高度关注拆迁企业职工和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近年来，东亭、东北塘、安镇街道等地非住宅拆迁超过了拆迁总量的一半以上。由于不少本地搬迁企业达不到入园标准，选择关闭停产或迁至异地发展，不少职工不愿随企业搬迁，面临失业或者再就业。据区人保局近期在东亭、安镇街道开展的一项调查数据反映，20xx年1月份以来，因拆迁企业关闭停产和不愿随企业搬迁而解除劳动关系的本地职工有266人。这些职工的就业问题需要引起广泛关注。同时，拆迁项目的快速推进，导致不少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高度关注被征地农民就业工作。区各有关部门应通过加大转岗培训、组织专场招聘、扶持创业和开发公益性岗位等途径，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努力实现拆迁企业失业职工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工作。

3．强化宣传，注重引导，营造锡山拆迁的良好氛围。良好的宣传氛围是拆迁工作有效推进的重要保证。当前，要高度重视和营造好我区的拆迁环境，继续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和途径，突出深化正面宣传，多宣传锡山建设的宏伟蓝图、拆迁安置的重大意义，以及实施城市现代化发展战略给城市面貌和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让“拆迁是为了改善百姓生活、拆迁是为了加快锡山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调动全区上下广泛支持、主动参与、齐心协力做好这项工作。

4．高端合作，强化招商，努力实现腾地发展的最大效益。坚持“三高”原则，加强高端合作和重大项目的招商引进工作，积极引进符合地区产业发展的“高、大、新”项目，努力实现赶超发展的新突破。通过前期的努力，各板块的专业园区建设已经初现雏形。改变当前项目落地少，尤其是高端集聚效应的产业项目仍较少的局面，需要长远规划、合力推动，重点是加强同京、沪、深城市和高校、科研院所、央企等之间的高端合作，使得每个产业园区尽快完成具有技术含量、产业特色、品牌特征的1－2家龙头企业落地，通过这些龙头企业进一步带动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实现腾地发展的最大效益。继续发挥好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发展联席会议等制度的作用，扎实做好项目的各项服务工作，确保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收益。

5．及早谋划，加强调研，加速安置小区管理的保障跟进。随着拆迁工作的快速推进，我区的安置小区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从调研中了解到，当前拆迁安置过程中，原一个村的村民被分别安置于多个小区、一个小区安置多个村村民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还存在着跨镇、跨街道安置的情况。安置小区普遍存在着房屋出租率高，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的实际问题，由于居管分离和社区管理机构缺失，导致了安置小区管不了、原村（社区）管不着的局面，形成了社会管理的盲点和死角，也给群众办事造成极大不便。目前，全区各级的工作重心相对都集中在拆迁和安置阶段，但对安置以后的管理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对于一些符合建居条件的安置小区，通过整合，理顺各类关系，合理制订安置小区的建居计划并加紧实施，尽快建立管理机构，打破目前管理真空的局面。同时，兼顾考虑好安置小区的党建、群团等工作。此外，因大面积拆迁，部分行政村已“名存实亡”，被形象的称为“空壳村”。如何处置这部分村的股份制资产、村民变居民、撤村建居、行政村转化为城市社区等问题，有关部门应尽快列入议事日程，抓紧研究，妥善处理。

随着城市的规划发展，拆迁安置工作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拆迁安置社区文化建设和发展，既是落实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具体体现。然而，当前拆迁安置社区文化活动建设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在工作中出现在问题

（一）领导重视不够，活动开展不经常。当前领导干部大多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利用社区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投入精力比较少。甚至有的社区领导片面认为：上面没有具体的要求，社区文化活动搞不搞无所谓，即使上级有要求了，也只是凑几个文艺节目应付了事；有的社区领导缺乏组织文化活动的能力，乱抓文化活动的现象普遍存在，认为社区文化活动就是找几个会吹、拉、弹、唱的人登台表演一下，把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生活当成一种负担来看待。

（二）文化人才匮乏，技能培训不经常。据了解，现在社区文化工作者大多是“半路出家”，90%以上不是专门的文化科班出身，对文化活动的开展还停留在一知半解上。满足于传统文化活动的比较多，针对新形势下居民对物质文化的实际需求，创新开展文化活动的人才十分匮乏。有的街道依赖思想严重，认为上级相关部门会安排培训，街道办班培训怕麻烦，致使社区文化工作者、文化骨干技能培训不能经常化，社区文化工作者、文化骨干素质提高不快，创新开展文化活动能力水平比较低。

（三）缺少活动资金，制约文化活动开展。由于社区的一切财政开支全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有的拆迁安置社区辖区内没有企业，也就不存在有外来收入，加之社区经费本身就匮乏，专门用于开展文化活动的经费更是少而又少。拆迁安置社区大多成立晚，基础弱，家底薄，没有专项经费，这也是制约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瓶颈”，是拆迁安置社区文化活动质量不高、不经常的症结所在。

（四）居民素质偏低，文化团队组建困难拆迁安置社区的居民前身大多是农民，成为新市民后，虽然环境变了，生活节奏快了，对生活质量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但因自身能力素质偏低，自卑感强，观念和思维模式还没有真正与城里的居民同步，再加上新市民来自不同的村落，受以往散居文化影响，对参与集体文化活动积极性不高，有的即便有文艺特长也不愿主动献计献策，使文化骨干选拔、文化团队组建十分困难。

二、解决措施

（一）深抓宣传教育，把转变观念放在首位。针对拆迁安置社区里的新市民、新环境，要在社区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及时引导新市民自觉追求先进的文化需求和高品味的文化生活。一是通过会议，做好宣传发动，提高居民对开展社区文化活动重要性的认识，端正对开展文化活动的看法，变被动开展为主动开展，变个人参与为人人参与。二是通过文化骨干，营造典型引路，对已发展起来的社区文化骨干，要高度重视，重点培养，在抓好他们培训帮带的同时，积极为他们搭建发挥特长的舞台。三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引导居民转变观念。新的拆迁安置社区，各项基础十分薄弱，文化活动在短期内很难形成气候。从基础厚实的城市社区请来文化团队，为新市民“示范表演”，现身说法，多管齐下，引导新市民改掉畏难情绪，要像城市老居民那样活出兴趣、活出自信、活出自豪感、活出新形象来。

（二）整合文化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互补。整合文化资源就是针对拆迁安置社区特殊的群体、特殊的地理环境，把社区内部和周边的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才、场所适时利用起来，化零为整、化分为合，形成抓文化建设“一盘棋”。一是多结共建对子，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二是积极筹措资金，联合打造文化“餐饮”。针对拆迁安置社区资金少这个“短板”，在社区举办文化活动时，主动向驻地有经济实力的共建单位寻求资金和物质上援助与支持，妥善解决资金短缺等问题，既让共建单位饱享文化大餐带来的快乐，又使自身的活动得到有效开展。三是搭建文化平台，合理使用文化人才。拆迁安置社区居民多、成分杂、集中难，社区作为政府的基层职能部门，更要努力搭建平台，发挥和调动每个文化骨干的能动性。可利用节假日、重大纪念日开展专项主题文化活动，多方面搭建平台，让文艺骨干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三）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开展活动的能力。一是切实重视文化队伍自身建设。对社区文化工作者要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要对文化工作者和社区文娱骨干，采取送校学习、办班培训等办法，提高他们开展文化活动的能力。各级要主动为他们开展工作创建条件，解决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增强和培养他们开展文化工作的信心。二是加强教育，形成抓文化工作“一盘棋”思想。对那些不重视社区文化、不会抓、乱抓文化工作的社区领导，区、街道要加以教育监督，结合年度考核，对社区一把手从事文化工作的能力进行测评，促进对开展文化活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抓好文化工作的紧迫感。三是建立必要的奖惩机制。要拿出专门的经费用于奖励那些在文化战线上成绩突出的文化工作者或骨干。对那些在职不尽责、敷衍应付的要予以通报批评或调离岗位，使激励机制与工作能力挂起钩来，形成人人过问文化工作、人人重视文化建设的良好局面，让社区文化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并长期健康地发展下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阵地。

拓展阅读： 征地拆迁工作的调研报告

要发展就要建设，要建设就免不了要拆迁。而征地拆迁工作，一头要保证各项重点工程及时用地，推动经济发展;一头又要依法保护被征地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征地拆迁工作牵涉到政府、投资业主、拆迁实施单位和被拆迁群众等多方的利益，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被目前许多基层干部称之为“天下第一难事”。“城中乡”因为征拆任务十分繁重，尤显突出。碧江区灯塔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典型的“城中乡”，征地拆迁也是近年来的一项主要工作。根据我处近年来开展征地拆迁工作的实际情况，我对此进行了一些调查与思考。

一、征地拆迁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征地难，难在哪从调查以及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主要症结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利益体在争夺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问题上高度集结以及相关制度上的缺失。其主要表现在：

(一)无法可依，农民有疑惑

1.国家对农村征地拆迁的法律存在空档。2001年出台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物权法》实施后已停止执行。而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和颁布征用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的专门法律法规。因此，在解决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农民房屋拆迁的问题上，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

2.征地拆迁的政策法规缺乏动态管理。目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均依据的是地方性规章。随着经济建设的加快、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社会情况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近年来土地、房价均有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地方性行政拆迁规章制定几年不变，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对征拆政策的落实与工作的推进带来困难。

(二)土地价差大，导致征拆难

近年来，因为物价上涨、土地紧缺等缘故，导致了土地征收价格的调差频率也极为快速。以我处土地为例，2012年期间，我处土地征收价格在3万元左右一亩，而到了2013年土地的征收价格又上涨到了37000元左右一亩地，再过渡到现在的4万余元一亩地的价格。短短3年时间中，土地的价格却跳了几个坎，这就导致了部分民众同一区域的征地价格不一致，许多配合工作的群众先行丈量土地后得到的土地补偿款反而比部分拖到最后时刻的“钉子户”还低，这一情形的出现更加恶化了征地工作的开展难度。直到现在，我处仍然存在少许往年遗留下来的土地差价纠纷问题。

（三）土地补差款及时足额到位难

土地差价是事实存在，虽然影响到征地拆迁工作的开展，但不可否认它也是必然的社会趋势。而抛开这条不可避免的因素来看，土地补差款难以及时足额的到位反而是导致土地征拆纠纷问题的重要因素。就如我处当前遗留下的少许土地差价纠纷问题，经过我处政府与投资业主方、群众方多方协调成功后，投资业主方的土地补差款却难以及时的、足额的落实到老百姓手中。首先，来我处的投资业主方极大多数都为中小型私人企业，本身资金就还存在空缺，除去前期支付的土地征收款、土地使用保证金、建设费用等，可用资金便已所剩无几了，投资业主方即使愿意补差价也会感到无能为力；其次，也存在部分投资业主方钻国家征地补偿标准的牛角尖，而把激化后的民众纠纷矛盾臵之不理，而让政府部门来作善后工作，无形中给我政府部门在往后的征地拆迁工作中增添了难度。

(四)违章建筑加剧了征拆难

城乡结合部的违章建筑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更增加了征地拆迁难度，造成资源的浪费。由于诸如我国目前有关征拆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失控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城中乡”的违章建筑严重，而我辖区违章建筑也达到合法建筑的三分之一，这不仅造成我辖区的大量经济损失，更加给征地拆迁工作增加了难度。

(五)征地补偿费分配难

目前农村征地补偿分配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征地补偿分配存在两难：一是确定分配对象难。“城中乡”的情况复杂，有的是纯土地承包经营户;有的是户口在本地，人在外地分了地，有工作单位;有的是外来落户人员。二是确定分配方案难。作为“城中乡”，由于土地征用时，对一个行政村或一个

村民小组往往只是局部的征用，前后征用又有价格和人口变动的差异，在分配时存在着是以人口平均分，还是征谁给谁等等矛盾和问题。因此，一次征地，补偿分配工作往往要拉锯数月，甚至数年之久。时常会因为矛盾纠纷未得到解决，征地补偿费的存折锁进了村保险柜，乡村干部也常常为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头疼犯难。

(六)征地拆迁群众安臵和发展难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一是安臵房的建设速度慢。由于业主资金等原因，房子拆了，安臵房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仍未建成。即使建成了，有的群众因为习惯问题和房子质量不满意等原因也迟迟不搬家。我处到目前已有2个安臵区的房子虽建好了，但很少有人搬进去住。二是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感到忧虑和担心。由于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他们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上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专业技能，就业困难，担心生活水平比原来会降低。三是“城中乡”的农民原来靠着种菜、水稻、养殖业等相对还比较富裕。群众担忧：“地被征了，地没种了，养殖业不能办了，失地也失业了”。我辖区中还有部分干部反映：“我们也有实力发展，也有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可我们自己要征用自己的地搞项目，却非常难。”

二、以人为本、深化改革，实现和谐征拆

征地拆迁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依法征地、深化改革，城乡统筹，调整好国家、集体和被征拆群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和谐拆迁。

(一)完善政策法规，为实现和谐征拆提供法律保障征地拆迁必须坚持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农村集体土地以及房屋的拆迁补偿应尽快在法律的层面上予以规范，使补偿标准更加明确、公开和统一，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农民在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的情况下，生产有妥善安臵，生活有切实保障。现代文明政治，凡“征”必须依法，依法才能开“征”，征税是这样，征兵是这样。要按照《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的规定，尽快制定城乡统一的《城乡征拆条例》，将征拆过程中各个利益体之间的关系用法律予以理顺、调整和规范。建立和完善各拆迁主体平等、城乡统筹发展的法律体系，使征地拆迁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公平公正，合理补偿，实现和谐征拆

1、扩大群众对项目建设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拆迁前，对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拆迁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进行认真梳理，使拆迁方案能够充分反映民情、体现民意，各方利益兼顾，多方利益均衡分享。

2、切实落实“三公开”。做到征拆数量公开、补偿标准和安臵政策公开，补偿金额公开，并接受审计监督与被拆迁群众的监督。

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中国的住房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从最初的小步提租、补贴售房，到现在的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建造不同档次的住宅，并分别实施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的政策。对于人数并不很多的高收入者，规定他们只能通过市场去购买商品房，房价随行就市。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由于的市场房价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就在政策上给予微利房、平价房或标准价房的照顾。这种逐步形成的房改政策对中国住房的建设速度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相伴的是住房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割性导向：群体间的住房条件差异提升，空间上的群体隔离加强。这种隔离一方面是由于居民的货币支付能力差异造成的，但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还是由于不同的准入机制导致了群体间的制度性受益差异。从受益的角度，中国的房改政策更有利于上层，它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一、住房制度改革思路 由于种种原因，单位所有制的福利性实物分配式住房制度已经走到尽头。1980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有关负责人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等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张泓铭等，1998：47）由此揭开了中国住房改革的序幕。随后，我国政府确定了住宅商品化的思路： （1）“提租补贴”，建立住房基金，促进居民个人买房、建房的模式；（2）以优惠价出售旧公房，建立住宅基金，促进提租，发展个人建房模式；（3）从新增量的住房制度改革入手，通过推行新建公房、向个人出售和“新房新租”，带动现存量的住房制度改革；（4） 小步提租、无补贴思路；（5）“以息抵租”模式。根据住宅的价值和使用状况由住户向产权单位缴纳抵押金，用抵押金的利息冲抵房租；（6）“小补提租，双向负担，新建住宅资金统筹”的思路；（7）现有住房的“小步渐进”式改革与新增住房的“大步就位”式改革相结合的思路。对旧、新住房分别对待（Chu ＆Kwok，1990：179-180）。 在实践中，则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原则：（1）试行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的办法。1982年，在常州、四平、郑州、沙市4个城市首先进行新建的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即“由国家、补贴三分之二，个人拿三分之一”。这种方式后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和23个省、自治区80多个城市试点；（2）对鸳鸯楼实行新房新租；（3）国家新建住宅和旧有住宅都可以出售给个人（中国城市住宅会、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编，1991：184）。 实践表明，上述住房改革思路只关注了经济和理性层面，注意的是房改既定目标：货币化的成功与否，却没能很好地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对房改整个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Chu ＆Kwok，1990：641-670）。故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住房危机。反而在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住房分配不公正的问题： （1）时间序列上的不公正。新老公房的现有住户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这是对后加入劳动队伍的劳动者的一种剥夺；（2）空间序列上的不公正。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城市的土地是有级差地租的，不同地段上的住房商业价值相差悬殊。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占据城市核心地段的单位或个人住户会额外得到一大笔财富，他们可以通过卖旧买新而实现财富的转移；（3）住房制度运行的结果不公正。不管是“提租补贴”还是“补贴售房”都是以原住户的原住房面积为依据而进行的，这样就造成原来住大房、宽房的人得到更多的补贴，住房窄小或没有住房的人得到的补贴少或没有补贴。 这无疑是住房资源分配上的“劫贫济富”。造成上述不公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论文的关注点在第三方面。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任何改革的实施都会涉及到一个时间点和空间范围，都会由于历史原因而使一部分人成为“幸运者”，更重要的是它会“很快”成为一种“历史”。而第三个方面的不公平直接指向现在和将来，向人们展示制度的“公正性”或“不公正性”。 二、住房制度的分割性 （一）四种不同类型的住房“对应”着“不同”的住户 根据取得住房的途经来划分，中国城市中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住房：商品房、单位房、公房（政府房）以及安置房（廉租房）。根据住宅建造的档次划分，又可分为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张泓铭等，1998：146-149；211-217）。商品房在公开市场上以全价销售，价格高，一般市民难以购买。另外三种住房供给在性质上类似：都有不同程度的补贴。 1商品房商品房在公开的房地产市场上交易，它的特点是价格高，而且上升的速度快。例如：1984年广州市新开发的小区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售价513元，1988年上升到1500元，市区内旧房改造每平方米平均售价由800元升到2200元，且有继续上升趋势。有关调查发现，半数以上商品房项目利润超出20%，最高的达到582%，超过了中央、省政府规定最高限额的2至1018倍（郁文达，1992），商品房的买主是那些没有该城市户口的高收入者以及有该城市户口的特别富裕者。因此，在私营和外资部门多的城市，商品房个人购买的份额大些，有的人将购买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中国的商品房市场，由于进入市场的信息渠道的差异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总体上是市场规则的作用，房屋的供求决定房屋的价格和房租的水平。 2单位福利房 有特定单位正式工作身份即有工作档案的户主（干部或工人）才可以享受单位的福利房。员工只向单位交纳象征性的租金，住房地产权实行全民所有（单位代管）。住房建设由国家财政划拨，住房的分配借助行政权力，在管理上不计成本，实施政策性亏损。 北京市1985年对居民的居住状况做了调查，发现住房困难户高达30.7%，而住房人均8平米以上的宽裕户却占25.8%.从住房困难户的职业构成上看，护士中住房困难户高达40%，服务人员中住房困难户占37.8%，高校教师中住房困难户占33.3%，医生和人员中住房困难户分别占16%和14%.从居民的收入来看，人均收入越低，住房困难户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占49.1%，人均收入在70-80元的住房困难户占33.3%，而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上的住房困难户只占8%.从职务序列上看，调查对象中，司局级以上家庭没有住房困难户，其中宽裕户占57.9%，处级干部中宽裕户占328%（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编，1991：194）。 调查系统于1988年在北京市进行了1000户居民的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工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331平方米。 （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33平方米，比群众高出188平方米。 （3）中央与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87平方米；（4）全民与集体的差异。全民单位职工的人均使用面积为675平方米，集体单位为565平方米（日报，1988年10月11日3版）。 上述数据说明，行政性单位制福利分房在单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割：单位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也就越多；在单位内部，不同等级的 行政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分割线，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越多。下表是90年代中期，某特大城市政府规定的公务员住宅使用标准。 案例1：A ，某省城大学教师，于1998年调到北京某国家机关，不到一年就以每平方米1200元的优惠价在北京三环以内买到135平方米的经过精装修的房子。 B ，某重点大学（非北京）1996年大学毕业生，后分配到北京某区政府，三年后分到一居室的配套房，后因北京旧城改造，开发建设部门给B 拆迁补偿费38万元， B 可以利用这些钱（自己再加一部分）购买另一套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案例2：某政府机关分配住房的机构名称随着中央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他单位的横向比较而变化。该机关房管部门依次采用过的名称有：房产科，住房改革委员会，住房分配委员会，住房调配委员会。每更改一次名称，单位领导就可以重新分配一套住房。 3公房（政府房管部门掌握的住房）每一个城市的政府都掌握一定的房产，这些住房只给有合法户口的城市居民居住。1985年的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有缺房户1054万，占总数的26.5%，其中无房户128万，占3.2%；不方便户415万，占105%；拥挤户511万，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户754万户，占城市户数的288%，县镇缺房户300万户，占县镇总数的22.1%（《光明日报》，1987年1月19日）。 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里放床的占86%（谢志强，1999：22）。 由于城市中住房困难户所占的比例并没有随房改的推进而减少，政府针对城市缺房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其中包括修建解困房，发起安居工程。解困房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出售或出租给住房特别拥挤的居民或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新婚夫妇；安居工程是为普通工人修建的低成本住房，其售价较低，政府要求这类房只能售给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政府在努力地设计并建造城市大众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体系（浩然，1996：18-20）。 4安置房政府规定，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开发公司有责任对拆迁户提供补偿性的住房，这种住房要么免费提供，要么拆迁户只交名义上的租金，要么以非常大的折扣向拆迁户出售新建单元住宅。1997年，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71个城市，对15600户居民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总体覆盖了全国2亿居民，调查显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5城市居民住房仍主要依靠单位分配，其中上海市居民现有住房仍有6248%属于单位公房性质，列5城市之首；北京是44.76%；广州以38.46%的比例居5城市之末。房改性质以购房为主的，近几年房改步伐迈得较大的重庆和上海分别以24.78%和22.89%的比例居5城市前列，天津市居民通过房改购房的只有909%.个人租房，广州市和北京市居5城市前列，分别达到8.55%和6，99%，上海市只有1，03%，名列最后。5城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都不高，最高的广州市为556%，最低的重庆市只有0，43%（经济日报，1998年1月15日7版）。 四类住房的存在说明市场要素和再分配经济要素分隔着住宅市场。在这四种类型的住房中，后三种住房都得到较多的补贴，与西方福利制的设计类似。上述政策的制订正是基于1978年以后市场化改革已经使中国国民收入异质化这样的事实①。 表面上看，这样的住房配给体系照顾了不同层次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要求。但是，由于市场因素和传统的再分配经济缠绕在一起，在房屋配置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居民（购房者）并没有按政府的要求“站”队，收入高者总“喜欢”站进收入低的行列，从而出现寻租行为。社会中的上层或精英阶层有较强的寻租能力，他们的“寻租”导致了“住房积压”现象，即上一阶层侵占下一阶层的住房利益，最终使城市中弱势群体的住房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满足。人们经常走“错”路，大学生先到能够分配住房的国营企业干上两三年取得住房后，再跳槽到工资高的私营或外资企业；夫妻“比翼双3飞”，一方在国营单位，取得房子，另一方在私营企业取得票子；国有单位的领导通过不断地调房取得自己的巨大收益；大款则想方设法买安居房，北京市相当多的安居房、经济适用房被有“别克”、“奔驰”的车主买走，以致安居房面积越盖越大，最少都有120多平方米，失去了安居房的本意，也加大了中低收入者的入住难度。① 另一方面，广州市的经验表明，解困房的住户大多从事低等工作，他们逐步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低。社会地位低的住户被集中安排在一起居住，产生了许多社会和心理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心理容易遭受创伤。此外，上述四类住房供给的设计都没有把城市中日益增多的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考虑在内。 （二）六个主要的住房改革制度 自80年代住房改革以来，政策涉及的有六个方面：推行住房公积金，买房给优惠，提高房租发补贴，建设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工程，1998年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房（城市平民的解困房）。 1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采取职工和单位分别交纳职工月工资5%的比率。这种办法能够在相应时期内筹集到一定的建房资金。我国公积金制度实行10年来，全国已有6651万职工成为这一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截至2001年6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为2826亿元，归集余额为2065亿元。 累计约有1500万职工提取公积金754亿元，累计向近200万户家庭发放了个人贷款，有效地提高了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职工的购房支付能力。但是，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认为，我国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低。到2000年底，我国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仅为正式职工的603%，近4500万职工还未建立住房公积金。②能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大多是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 公积金制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将四部分人排除在外：一是没有参加公积金制度的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的职工；二是相对困难企业的职工（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三是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包括个体从业者）；四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后三部分人构成目前我国的弱势社会群体，他们最需要社会的援助。公积金的收缴采取的是5%的比例制，职工工资越多，他从单位享受到的补贴也就越多。这种补贴更有利于受惠群体中的高收入者。客观上造成住房补贴的分化。 2买公房给优惠制度房改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单位的福利分房。为了解决单位的福利分房问题，住房货币化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决策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单位房卖给原住户，以为这样一方面可以甩掉政府或企业对职工住房的维持和维修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回笼一部分建房资金，加速后继的住房建设。因此，在房改的初期推行了“三三制”售房，即个人只要拿三分之一的资金就可以拥有一套全额的住房。在这种优惠制度的导向下，各地出台了一系列花样各异的优惠制度，其中心点就是优惠份额越来越大。 如：胜利油田于1993年10月开始出售公有住宅，按照当时的各种优惠政策，有的人以每平方米80元的价格就买到新建住宅，而当时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是900元，两者相差112倍（王小广等，1999：122）。1997年有的大学老教师以不到一万元人民币就买到原住房。1998年实施的住房货币化政策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末班车”效应。为了赶上末班车，青年人匆忙结婚，有的夫妻为了得两套房子而假离婚。1982年到1984年，常州、郑州、沙市、四平四个城市进行新建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四个48①②资料来源：同上注。资料来源：http：—25.htm.城市共补贴出售住宅2140套，建筑面积114500万平方米，投资约1640万元，收回的资金约占投资的30%（毛铁，1984）。当时的界和决策部门都以为那是一条中国式的房改之路。但是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审视，它造成的结果是有房者得补贴，原住房宽的得更多的补贴，没有住房的不得补贴。这种只顾收回小额投资的改革思想，造成了住房改革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它无视当时无房户的状况，更没有考虑到后来者的利益。 3提租制度提租改革被认为是房改的两条腿之一。理论界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意买房，就是因为公有住房的房租太低，远远低于国际惯例的租金水平（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售租比例是1∶100.我国在1989年为1∶4000；1993年上半年则达到了1∶10000和1∶30000），租售比例的失调，既加大了房改的难度，也了住房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育（韩素勤，1994）。 因此，80年代后期，烟台等不少城镇对当时实行的低租金进行了初步改革。大致做法是：一、新房新租，即新建成住宅按新租金计租，一般高于旧有住宅租金3至4倍；二、超标准加租，即给职工规定一定的住房面积，超标准按新租金交租；三、混合房租，即职工现有住房按低租金交租，新增面积按新租金交租；四、改房租的暗贴为明贴，即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普遍把住宅租金提高到一定标准，同时按职工的职务、工龄、家庭人口等条件测算出住房补贴标准，发给人民币，职工按新租金交纳房租，这样，住房多交钱多，住房少有剩余；五、经营青年公寓。一些大城市为解决大龄青年需房结婚的困难，建起青年公寓，每套房使用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按成本收房租（毛铁，1984）。这种住房提租的用意就是：多住房，多掏钱。提租的深层次的用意就是使原公房住户主动选择购房，从而实现国家或企业建房资金的一定回笼。但是，提租的幅度与房屋本身蕴涵的市场价值的提升不成比例，后者上涨的速度远远大于前者。表面上看，多住房多交了钱，实质，多住房的人仍然享有更大利益。 4安居工程项目国务院于1994年7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为使人民安居乐业，使社会稳定繁荣，实施国家安居工程。1995年1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有关单位拟定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出台，这标志着国家安居工程正式启动实施。安居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从1995年到2000年，用5年时间在原有住房规模的基础上，新增15亿平方米住房，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逐步建立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安居工程直接以成本价向城镇中低收入的无房户、危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出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陈小力，1995）。然而，安居工程的最终房价并没有按当初设计的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这个价格是参照1995年的商品房价格制定的，当时的商品房价格为每平方米2000-3000元），而是以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①这样的价格客观上排除了城市居民中的中等偏下收入者，由于他们的职业通常没有相当的稳定性，经济收入的预期较低，他们难以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主观上，没有该城市法定户口身份的人，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完全被排除在安居工程的考虑范围以外。安居房实际运作的结果是为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2000年和2001年以后，随着经济适用房单套面积越盖越大，它越来越成为了有产者周末的住58①1999年11月1日个人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组成：（1）销售价格：2350元m2×建筑面积；（2）层次差价：第1项×楼层差率；（3）朝向差率：第1项×朝向差价系数；（4）应由单位补贴购房款：50元m2×可享受面积（3人以下包括3人为50m2，4人以上包括4人为60m2）。（5）政府补贴购房款：200元m2×享受面积（50m2或60m2，条件同上）；（6）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0.安居房个人支付房价=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 这样，国家的住房补贴又一次进入了富裕阶层的腰包。5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制度住房分配货币化是深化房改的核心（侯淅珉、应红等，1999：88）。它被认为是解决住房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能够避免传统的实物性福利分房的弊端，真正体现公平效率的原则。1998年3月19日，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指出：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11天后，广州市政府就推出了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实施方案。但是，这一《方案》规定实施单位是市政核拨经费（即全额预算）或核拨补助（即差额预算）的市直属机关、事业单位，即“吃财政饭”的单位。住房补贴最低限度是每月233元，最高限度是933元（邓海平，1998）。 这一政策实施结果所产生的分化和排斥作用是明显的。职工、下岗工人、无工作单位的居民、广大的农民工都难以享受到此一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在客观上，它强化了政府在住房资源配置上的优越地位。 6廉租房制度改革使城市中群体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的低收入者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的居住问题在短期内由工作单位提供补贴，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则要依赖国家。廉租房计划是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广东省为了解决全省范围内城镇住房特困户的住房问题，率先出台了有关廉租住房办法。规定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特困户是指“城镇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人均生活保障线，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并且有城镇居民常住户口的住户”。廉租房的房源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按规定的渠道组织，包括已腾退出来的公有住房、政府出资兴建的廉租住房、政府出资收购的空置商品房等。政府以规定租金租给符合上述条件的特困户，具体的租金按照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确定。 再有，广州的调查预计“十五”期间有22万“双特困户”需要解决住房困难。该市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是：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广州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0元，并持有《救济证》、《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或《广州市工会特困职工证》；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以下；家庭成员均未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等优惠政策，且无能力解决现住房困难问题，没有他处住宅或与他人拥有别处住宅。已经有包括广州、上海在内的10个城区的廉租房制度试点工作正在展开。①很明显，城市政府在设计住房改革政策时，并没有把日益增多的没有城市正式户口的“居民”在内。如果城市户口可以永久地作为“城市人”和“农民工”的分界线，农民工的权利可以永久地被忽视的话，那么，城市中贫民的住宅问题可能在几年以内就可以得到解决。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是短暂居住而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 三、讨论 中国的住房改革被认为是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政府希望通过住房改革在最低的目标上实现减轻财政负担；中层目标是实现住房资金的快速回笼，加速新的住宅建设；远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而有效率的住房体系，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直接目标和动力就是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其他产业的。住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福利的手段向居民提供住宅。然而，福利国家的住宅福利制度与中国改革前的福利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前者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后者设计的对象范围是在城市居住的具有城市身份的尤其是国家部门担任公职的精英群体。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制”，使单位在房产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权力过大，住房改革步履艰难，并不仅仅是“买卖房子”那么简单。它隐含的是社会大范围内的公平与效率的机制问题。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他提出正义有两个原则，其中的第二个原则是：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附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的人开放（约翰·罗尔斯，1988：5-56）。中国住房改革中逐步形成的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的新房买卖体系，以及商品房、单位房、公房（政府房）和安置房（廉租房）的改革体系，住房公积金制度、补贴售房制度、提租补贴制度、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工程建设项目、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制度以及廉租房（城市平民的解困房）制度的设计，目的是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住房供给办法，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兼顾，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住房改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取得了住房建设的快速发展（这还有其他众多因素的作用），然而，住房的每种改革制度都包含着特定的封闭性，它没有能够实现住房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的原则，所体现出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要想持续这种快速发展，住房制度的公正性确实是今后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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