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人学顾学位论文第叫章生态文

一、环境危机呼唤生态文明建设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文明开化程度日渐提高。“技术已给我们的生活与时代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各个领域的挺进已日益地改变、修正和更换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可供行为与选择的迥然不同的世界”。[①]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使这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但是，伴随工业化生产方式而来的不仅仅是福音，环境恶化与资源短缺已使超常发展和消费巨增的人类面临着生存挑战：按传统生产方式和人类无节制的消费方式，地球提供给人类的资源能维持多久？“狭小”的自然空间还能容纳多少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废物、废气？有限的地球最终能够承载多少日益庞大的人群？我国的环境资源危机也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的平等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百年动荡，内忧外患。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华民族才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工业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5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初见端倪，但这时候污染范围仍局限于城市地区，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较为有限。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我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和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环境危机已经呈现。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受人与自然环境道德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危机表现在：代内不平等（当代人在利用自然和环境、满足自身利益上的机会不平等。代内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南北问题或者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不平衡上）、代际不平等（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我们的后代就不能再开发利用）。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竞相开发“免费”或者“低廉”的自然资源， 降低甚至规避环境成本，由此引发了环境危机。如，在青海，人们为了获取土地上所剩无几的“发菜”，几乎将方圆数百公里的植被全部毁掉；在内蒙古，由于山羊绒的高价和畅销能够给生产者带来高额利润，大片的草场被养殖的山羊破坏殆尽。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可以说，某种野生动植物被人们发现有利可图之日，便是其濒临消亡之时。一些落后或边远地区为尽快脱贫致富，不惜一切手段开采本地的自然资源。例如：长江上游川西北地区的居民滥伐森林，直接引发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0世纪90年代初在宁夏草原上，当地群众疯狂挖采尚未成熟的沙淇、甘草，致使几十万亩草原沙漠化。[②]这种为了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的例子不胜枚举，造成的环境危机是不可估量的，有时是无法挽回的。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是只顾及眼前利益、本位利益，而不顾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符合现代环境道德要求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但在享受现代科技改造自然和发展经济所获得的好处的同时，也品尝到了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总之，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环境资源危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需要及时缓解，人类需要文明的转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升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人类曾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这些传统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其实质是“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奉行的是“物质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价值观。人类凭借科技的进步，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向自然大肆索取财富，忘却了对自然的爱护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导致了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③]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继承和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可持续的道德文明。它强调人类在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力的同时，也应当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应当凭借手中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强调人类在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后代人与自己的机会平等，不允许当代人一味片面地、自私地追求自己今世的发展与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后代人本应享有的同等生活、消费和发展的机会。二、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道德的内容和作用环境道德（也叫生态道德），即人与自然环境间的行为规范。《中国21世纪议程》将我国公民的生态道德界定为：1、所有的人享有生存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从而能够过健康和健全生活的权利，并承担有保护子孙后代满足其生存需要的责任。2、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物种享有其栖息地不受污染和破坏，从而能够维持生存的权利，人类承担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3、每个人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它生命，破坏、侵犯他人和生物物种生存权利的行为是违背人类责任的行为，要禁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环境道德的思想和理念。基于生态文明的环境道德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拥有对自然的绝对的单向权力、人是宇宙之灵、太阳为人而生、星斗为人所亮、自然为人而存、人是自然的主人、人类要征服自然等观点；反对认为自然是无价、无主、无限的观点；反对对自然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索取和掠夺。环境道德主张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类对自然做了什么就是对自己做了什么，人对自然具有义务。在生态文明下，人类与自然要共同迈向未来，既不是人类统治自然，也不是自然界统治人类，而是在不断满足人类长远利益的前提下，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人类在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活动控制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④]环境道德的生产观。人们在从事生产、经济活动时，要在追求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兼得的前提下实现生产、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要改变传统的“原料—产品—废品”的生产模式为“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 的生态模式，即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的先进经济模式，是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有机整合的基础，是一种与环境和谐共生、环境友好的经济模式，它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必然的选择。另外，要加强生产领域的伦理约束。首先，要使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推行运用环保技术方面发挥示范作用。近年来，在环境污染日渐严重的情况下，生态生产技术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发展非常迅速。但是目前生态生产技术在我国企业生产中的应用还不充分，这就要求企业界能够克服生态上的短视，使不断进步的生态技术能够发挥真正的效力，有用武之地。其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以研发“绿色产品”为主导方向。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既会体现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推动“绿色市场”的发育，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环保宣传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态意识。第三，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应勇于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不能推诿，更不能采取转嫁生态危机的不道德的行为。环境道德的消费观。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出，可持续消费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可持续消费要求引导人们选择合理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是指满足自己多种需求的基本样式。随着技术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判也往往是通过“以个体对实物的占有量的多少和个体对实物的需求量的满足程度评判生活质量的高低”。[⑤]这种评判导致社会出现非人道化的消费时尚，即表现为片面地强调物质消费。因此，人们应转变消费模式和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以‘自然、和谐、健康’为宗旨的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消费形式”。[⑥]具体说来，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消费文明化。应该使消费行为成为个人发展完善的一种手段和条件，不能将其转化为生活的目的，要摒弃“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念。其二，消费无害化。要求对人的整个消费活动的诸多环节——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包装出售到被人以不同的方式消费掉，都应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或将污染、破坏降到最低限度。其三，消费适量化。也就是指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消费结构，选择正确的消费方式，在使人们的消费规模保持适当增长幅度的同时，提倡消费适量化。环境道德教育是为维护人类生存和经济持续发展所进行的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教育，是客观的环境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人们个人环境道德品质的基础，是培养人们良好环境道德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实践活动。《21世纪议程》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教育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培养环境意识和道德意识、对于培养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的价值观与态度、技术和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道德教育才能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和意识，才能对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迈向生态文明起到积极的作用。三、环境道德教育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环境问题不仅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直接导致了复杂的伦理恶果。恢复这些被环境危机破坏的伦理关系需要大力开展环境教育，特别是其中的环境道德教育。传统的道德教育仅仅教化人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并没有对人类指向自然实体，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加以伦理评价。环境道德教育所确定的道德教育目的和原理与此不同，它教导人们，不仅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人对环境的自然行为均要受到伦理评价，不仅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要恰当地对待人与自然的交往行为、利益关系，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⑦]近年来，环境道德成为环境伦理学领域内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但是，对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并不多，环境道德教育的实践也比较薄弱或缺乏。在领导层，对于环境道德教育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不少领导干部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报告中，在实际工作中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较少。在各类学校，专门的环境道德教育几乎没有，只是在相关课程的教学中，有时提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环境道德观念。在媒体的宣传上，虽然有一些环境道德的提倡，但力度也不够，知识也不全面。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家庭的环境道德教育更是付之阙如。环境道德教育的这种现状引起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环境道德总体水平不高。虽然近年来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严重，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义、环境污染的危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也掌握了一些环保科学知识，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环境道德规范，但还不尽如人意；另外，虽然许多公众确立了较为明确的环境道德观念，但环境保护的参与意识较为薄弱，对自己行为的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充分认识。环境道德教育在我国是一门很不成熟的学科，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公众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影响了环境道德教育的开展；缺乏系统的环境道德知识教材，各界无法进行完整的环境道德教育；师资匮乏，师资的培养还没有到日程上来；社会未能将环境道德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中提高未来公民素质的重要措施来实施，未能真正认识到环境教育广泛而深刻的德育内涵。四、环境道德教育的实施途径按照环境道德教育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开展环境道德教育，使社会各阶层逐步树立环境道德意识，养成环境道德习惯，从而自觉履行环境道德义务。（一）教育的内容。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支持。人们应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了解自然；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才有可能正确利用规律，满足人类自身需求，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只有拥有丰富的生态环境知识、环境法律知识，具有环境道德意识，才能对大自然产生热爱之情，才能产生保护大自然的挚着追求，才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因此，系统传授生态环境知识、环境法律及环境道德知识就成了环境道德教育的中心任务。灌输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传统价值观的内涵。首先要向人们揭示自然的内在价值，使人们能够将自然视为人类的伙伴，并产生一种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态度，产生对自然的亲近感情和关怀。其次引导当代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自觉维护下一代的发展权利，学会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在平等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引导人们树立合理的利益观。利益是人们行为的驱动力。道德与利益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正确对待利益问题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环境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其基本原则就是生态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要注重自然界各个要素的互利共生、协调发展。环境道德将我们置于一种挑战性的困境中，因为它们可能会要求我们抛弃一些物质理想，即我们的生活应达到一定的水准以及为了维持这种水准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态利益，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人类应重新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利益分配，以生态优先的原则重新定位一些产业。提倡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念。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考虑它们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即使可以再生，也必须给它以喘息的机会，让其能够休养生息。我们应大力宣传和引导人们购买那些生产使用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培育绿色消费的情感和市场，从根本上杜绝一次性的消费。总之，我们强调：“自然界能够提供人类生存的资源，而人类消费过的东西又能够被自然界分解和吸收，成为自然界发育的有益养分，然后再以更多的财富回报人类。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人类—自然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可持续的发展。（二）教育的途径。社会环境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应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社会宣传教育格局。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强化他们对环境道德的重视。各级领导层是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经济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在环境道德建设中起着决策作用。领导者的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因此，抓好领导者的环境道德教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应利用党校和行政学院等各种领导干部培训班开设环境教育讲座，提高领导者的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水平，进而激发领导者带头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⑧]同时，也要在群众中进行环境保护、环境科学和环境道德的普及宣传教育，使环境道德教育成为全体公众的必修课，让全社会都重视和行动起来，共同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充分利用环保部门和宣传媒体普及生态、环境科学知识。环保部门以公开环境情况的数据、案例等，引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以科普讲座、板报宣传、影像教育等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加强环境道德的宣传教育，深化全社会环境道德意识。学校环境教育。学校是教育和培养国家建设者和管理者的专门场所，对于学生环境道德素质的塑造，它们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培养学生的环境道德观念，是提高全民族环境道德观念的关键。因此，有必要根据各类学校的教育特点，进行环境道德教育。学校应将环境道德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开设相关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以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意识。对他们进行广泛深入的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教育，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期的战略任务。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终身教育中是处于起点位置的。在对人的教育中，家庭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教育是家庭承担社会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家庭教育应包括环境道德教育，引导孩子从小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遵守行为规范，培养良好的环境道德素养。在家庭环境教育中，可以将环境道德教育内容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传授给孩子。也可以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环境道德教育。如，可以参加每年的“世界环境日”、“植树节”、“爱鸟周”等宣传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环境道德意识，了解一定的环保知识。环境道德教育，是一项涉及面广的任务，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艺等部门应协调配合，把这项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抓紧抓实，使环境道德深入人心。形成一个人人关爱保护环境，领导者带头做起，企业家从本企业做起，公民从身边做起，学生从小事做起的良好社会风气，努力创造人和自然协调与和谐、优美的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概述我国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又提出生态文明。并且把它写入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之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生态文明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并列的文明形式，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一、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重要启发。他们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9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变成左翼政治流派中的主力。苏东解体后，许多老共产党员都加入了绿色组织。西方一些主要政党也纷纷通过绿化或与绿党联合以增加执政砝码。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观点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了如下观点：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控制危机的能力估计不足。今天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这正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最佳途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是靠经济技术上的优势；二是靠不断制造公众消费的新需求来达到自我维持。制造并操纵消费，实际上就是在“转移目标”，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第三，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第四，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第五，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生态经济的根本保证。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正在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一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第六，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如今西方工人阶级不仅在规模上比其它阶级缩小得快，而且因日益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变得十分保守。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首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会。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同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何不同？第一，对时代矛盾的解释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更多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更多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何提高民主化的问题。而生态社会主义要解释的是所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对的人与自然矛盾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目标，而生态社会主义目标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实现。第二，追求的制度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更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尽可能改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要构建一种超越各种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第三，所依靠的政治力量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是靠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与战斗力的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良靠固定选民的支持。而生态社会主义把绿色组织、新政治运动、传统工人运动、各政党合作都作为社会变革动力，即依赖一种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多元文化价值原则下的对话。生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并不能解决经济如何增长、政治制度如何构建、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民族国家利益如何保证等问题。有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西方国家富裕之后出现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道德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是一种“富人哲学”。但也有人说，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更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基础上的逻辑。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这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科学发展观可挖掘的社会主义深刻内涵远未穷尽，科学发展观可补充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远未完成。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就要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因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恰恰是违反这种内在本质的结果。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不太容易。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二、生态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的作用条件，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性服从于生态性，也不是生态性服从于人性。用今天的话说，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生态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一是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二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三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西方失去机会，就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三、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生态伦理，反映了它一种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盘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问题在于，思想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的，接受东方智慧并不难，但传统中华文明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实践作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我们的发展原则。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时，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生态理性具有人性化、自然化、整体化的特征。它是西方哲学面对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哲学观点，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长期以来，正是在科学理性绝对化的视角下，很多人都将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智慧视为前现代的产物，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也正是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东方智慧已参与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对于我们而言，中国文化精神被世界逐渐重视，只是一个更深层文化问题的开始。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的作用。但科学理性必须与生态理性结合，如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一样。我们要用人文精神来校正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也要用道德原则来审视实用主义。我们虽然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但主导我们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所以，用中华文明来校正我们的现代化方向，理顺我们的文化结构，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必要。仅有生态文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即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四、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封建枷锁和宗教禁锢的同时，却带来新的剥削和压迫，这使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种选择。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要研究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丰富活力，都要思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的诸多利弊。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例如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具体结合起来。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单薄，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此，中国责无旁贷。]

这是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招录一些吧！一、关于2003年的工作回顾主要表现在：---速度加快。一是经济增速快。2003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85亿元，增长12.2%，高于预期3个百分点。面对50年来最严重的黄河缺水状况，粮食产量仍达到了270万吨，实现农业增加值55.5亿元，增长2.5%。工业经济克服了资金、电力、运输紧张的困难，增加值达到143.3亿元，增长16.3%。一批重点行业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建筑业持续高速增长，增加值达到48.4亿元，增长26.6%。第三产业虽然受到非典疫情的严重影响，增加值仍达到137.8亿元，增长8.3%。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8.2亿元，增长37.9%，高于预期目标20个百分点。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到国债资金20.3亿元、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6.1亿元,新建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改善了我区的发展环境，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对外开放步伐快。全年实际利用外资7186万美元，增长12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170万美元，增长44.1%。银川橡胶厂与佳通公司合资扩建90万套全钢子午胎、青铜峡铝业集团与加拿大铝业、丰友化工与香港捷美以及宁夏宾馆等一批外商投资合作项目进展顺利。进出口总额达到6.5亿美元，增长47.4%，其中出口5.1亿美元，增长55.9%。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国·宁夏枸杞节、第四届国际摩托车旅游节等大型经贸旅游文化活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继续向深度与广度拓展。四是消费水平提高快。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6.5亿元，增长11%。城乡居民购买力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趋合理，住房、汽车以及教育、旅游、文化、体育等消费支出加大，拉动了经济增长。---效益提升。一是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53.3亿元，增长15.8%，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0亿元，增长16.3%。工业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达到96.7，提高5.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盈亏相抵，实现利润10.2亿元,是上年的1.9倍，创历史最好水平。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746.4亿元和681.6亿元，均增长29%以上。二是经济结构逐步优化。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由上年的16:45.9:38.1，变为14.4:49.8:35.8，二三产业的总份额增大，证明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实施已初见成效。农业方面，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所占比重由上年的20.7%和34.8%提高到21.9%和36.2%，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涌现出了一批知名品牌和特色产品。工业方面，传统支柱产业优势进一步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交通通信、金融保险、商贸旅游、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有力地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531元，增长7.6%。及时落实国家调资政策，保留了川区15%和山区24%的增资系数，努力提高增资水平。继续巩固“两个确保”，享受低保政策的城镇人口达20.26万人，做到了应保尽保；适时提高了城市困难群众“三条保障线”标准，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加大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力度，实现城镇新就业4.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43元，增长6.6%。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城乡居民储蓄余额377.7亿元，增长23.1%。扶贫济困和救灾工作不断加强，全年发放各种救灾救济款6460万元，保障了困难群众和灾民的基本生活。自治区政府向社会承诺办理的12件实事全部完成。---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成就。银川至青岛、丹东至拉萨高速公路宁夏段全线贯通，银川机场段高速公路建成使用，全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26公里。银川热电厂3号机组、石嘴山电厂2、3号机组并网发电，农村电网二期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民族运动会体育场馆、银川市北部污水处理厂等投入使用。沙坡头水利枢纽、陕甘宁至银川输气管道复线等工程进展顺利。银川至武汉高速公路宁夏段具备开工条件，西电东送北线工程、银太铁路等项目的前期工作抓紧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有了新突破。在全区范围内实现了全面禁牧，草场大面积退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止。注重水系建设和湖泊湿地的开发、保护，全区各类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47万公顷。全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433万亩，分别为国家和自治区下达任务的1.6倍和108%。加强水污染治理，努力改善地下水和宁夏段黄河水质。加大工业污染和环境的综合治理，全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基本上控制在国家下达的指标内，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迈出新步伐。“大银川”建设迈出了历史性步伐，道路、广场、市政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银川速度”，一个靓丽而充满活力的新银川逐步展现。石嘴山、吴忠、固原等地区性中心城市和各县的城镇面貌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全区新增城镇人口21万，城市化率达到40%。各项改革取得新进展。农村税费改革进展顺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在全国率先对引黄灌区纯农业户实行了直接补贴。以产权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继续上升。计划、财税、投融资、外贸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加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行政效率有了新的提高。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着力营造公平、有序、健康的竞争环境，维护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统筹发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加快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推进公共卫生事业建设。自治区传染病院和各市县疾控中心陆续开工建设或建成，医疗设备得到更新，防疫救治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研发取得新成果，科普工作日趋深入，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深入开展，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全年申请专利430件，有71项科技成果获得自治区级科技进步奖。着力构建具有宁夏特色、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现代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能力提高。山区实现了“普初”，川区“普九”进一步巩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整合，高中办学规模扩大，办学质量提高。完成了新宁大的合并组建，高等院校重点学科和专业结构渐趋合理，实现了博士点和博士学位授予权零的突破。民族教育得到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回族学生比例提高。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在调整中加快发展。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社会科学等各项事业繁荣进步，文化产业逐步兴起。重视做好老龄和残疾人工作。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扩大“少生快富”工程试点范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95‰，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人口素质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国防教育深入人心，民兵预备役工作在改革中加强。在加快川区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山区开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协调发展的原则，在进一步增强川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同时，把南部山区的开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适时召开了固原工作会议，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南部山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扶贫支柱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实施千村扶贫工程，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南部山区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去年山区8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9.44亿元，是历史上投入最多的一年，GDP增长11.1%，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5.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3%，均为近年最好水平。在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面貌的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大幅度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撤销126个乡镇，撤并比例达40%。按照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繁荣文明的现代化新农村要求，加强农村住宅建设规划指导，抓点带面，农民住宅的砖房率达到51.4%。加大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草场围栏、农村教育及文化卫生设施等的投入，解决了21.6万人、50万只羊、7万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建成县乡公路1170公里。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讲卫生、树新风、除陋习活动深入人心。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