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三、作家“疯癫”的必然 弗洛伊德把作家创作心理与创作过程概括为“精神病的同道和艺术家的白日梦”。在文学理论中,也有“文学乃痛苦使然”的思想,这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国古代也有“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诗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认为,“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些理论,都视文学为痛苦失意者的精神慰藉和补偿。 前人对曹植本文的创作动机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后又见其玉镂金带枕,哀伤而作,初名《感甄赋》,由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李善注);有的认为作品实是曹植为了“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而作(胡克家《文选考异》、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有人认为“感甄”说有之,不过所感者并非甄后,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鄄城(朱乾《乐府正义》)。这些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感到在理解和欣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时,如果过于拘执史实,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历史的直接反映,那也是不足取的。因此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作品的内容来看,与其将神女看做是甄后的化身,或者是作者的代言人,倒不如将她看做是作者在其他作品中一再抒写的那种无法实现的报国理想的艺术象征,这样也许更接近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当时,作者报国无门,被逐出京城,内心的苦闷是不难想象的。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一种与现实对立的幻象,其功能之一是起着麻醉剂的作用。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实际上与精神病患者是一流人物。应该说,当时曹植的心情已经达到精神病般的“癫狂”。幻想洛神的容貌之美,想象人神的悲欢离合,想象群神对洛神的护驾……可以说,做起了白日梦。弗洛伊德在论述作家与白日梦时就说,“梦”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它和梦一样都巧妙地伪装了那些被压抑的愿望。作家要把这种愿望表达出来,那是具有和常人不一样的本领。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不言而喻,艺术家不仅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力,而且还应该是容易冲动的人。否则,他可能感受颇多,但就是没有把主焦点感受传递给他人的要求。”⑥艺术家的“感受力”和“爱冲动”就决定了他和正常人的不同,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心理病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一方面,精神疾患实际上是阶级地位的变化、社会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一方面,它是对外界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合理反应,在制造庸人的主流话语压迫之下,那顺应者便被视为正常,而那反抗者便成为“病态”。这个时期,作家就脱离了世俗生活,摆脱了各种现实关系的纠缠,而进入一个想象的、虚构的、自由创造的境界。这是一个幻想的王国,作家在这个主观幻想的世界中是一切的主宰,是国王,是上帝,是造物主,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天设地,呼风唤雨,创造万物或毁灭万物;这是一个虚拟的假定的世界,作家在这个非现实的境界中,可以移花接木,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更改一切或重组一切;这是一个似醉非醉,似梦非梦,半醉半梦,忘我却又超我的迷人之境,身处此境的人,或狂热欣喜不能自持,或心醉神迷忘乎所以,或移情化物人我莫辨,或多愁善感恍如变了另一个人…… 曹植从小就才思敏捷,深受曹操的喜爱,在那样的皇宫里成长的聪明孩子,可以感受权力的魔力,可以体会受宠和失宠的天壤之别。本来相信自己要继承父位,权倾四野了,可命运和他开了天大的玩笑,皇位成就他人,喜欢的美女成了他人的妻子,好友身首异处,自己也被赶出了京城……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不忍又能如何!那就只有苦闷了,总的来讲,作者产生苦闷之情原因有二:一是“洛神”是他的精神寄托,但她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现实中难以找到,失落无限。二是以此赋托意,他不但与帝王之位无缘还屡受兄弟的逼害,无奈之余又感到悲哀和愤懑。所以,就自然成了“发生变态的心理反应”的人,在文学的天地里,忘我地想象,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可以把洛神描写得闭月羞花,沉鱼落燕;可以和这样的美女谈恋爱甚至做爱;可以在洛神离去后自己驾起小船逆水而上,在长江之上任意漂泊不知回返;可以不得不“归乎东路”,但仍“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我们作为凡人,不能耻笑艺术家的这些行为,因为“在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失去平衡的时代,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一切正常的人都在为种种矛盾所苦恼,都在寻找对矛盾特别敏感并且能够特别外露、极富感染力地表现负面感受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时代,历史正好以其高明的艺术家的双手,敲击着病理学的琴键”⑦。 曹植是一位奇特的作家,《 洛神赋 》也是一篇里程碑式的赋作,百读千品总还有新的感悟和发现。但总感觉探讨得还很不到位,期待方家高论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