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照一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地。人类为了要生活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努力观察,利用和改造环境,以便进行有效的文化活动,从而直接的获取人们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样就产生和累积了地理知识。例如在<<夏小正>>一文中记录了1年12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所应该从事的生产和活动――这种历法就是后世所谓“月令”的发端。如果我们去除掉其中所包涵的神话历史传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观象授时的方法来确定季节和编制历法。又例如,在殷墟甲骨上出现了象“大雨”,“大辄风”,“大风自北”等等的天文记录。而从<<诗�6�1大雅�6�1公刘>>中,我们知道周朝时期就有君王与平民懂得如何开发疆土,改造环境,在不同的地形部位进行耕垦――出现了象冈,原,隰等地形分类名称。甚至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所有古代的城市文明的建设,特别是都城建设选址,都充分考虑了地理环境,几乎都位于河流两岸或者河岸的台地上,以作生活与城防之需。然而,环境对文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结构性的物质基础,正如文化对环境来说是体现了创造主体的本质力量一样。然而,合一物质基础与一本质力量之两说,则彻底言明之文化在创造期间的前后,都把环境当成了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象征方式。这正如孟子所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孟子�6�1滕文公上>>)。所谓文化者,就是古人所称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一阴者,有恒心者也,而一阳者,谓有恒产者焉。此种象征方式,全部以治地之法,即“助法”为其发展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诗三百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孟子一致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6�1滕文公上>>)的含义了。“经界”正是行仁政的结构性物质基础,也就是文化在一定的“封邦建国”的统治模式下,对环境之一理解的必然意识。而这一意识是奠基在“天子以为道而为政”的政统结构当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圣贤崇拜的原始痕迹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