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研究论文题目

浅析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摘要】：陶瓷与书法艺术虽是两门独立艺术，代写论文但两者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具有相通的艺术特征。现代条件下陶瓷与书法艺术亦交相辉映，不同的陶瓷造型可以采用与其风格相协调的书法来加以装饰，使陶瓷艺术获得锦上添花的效果。虽然书法艺术在陶瓷中的运用仅处于辅助地位，但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值得从事陶瓷艺术的人们加以关注和应用。【关键词】：陶瓷，书法，艺术魅力 引言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书法是笔含墨的艺术。艺术都是相通的，陶瓷与书法原本属于独立艺术，然而艺术间不乏契合。陶瓷同书法艺术的契合给欣赏者感觉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两者成功的驾驭，在于对两门艺术的解读和深掘，而后达到综合艺术的完美和统一。1陶瓷与书法的历史渊源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可见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面多带有篆书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为后人研究战国文字和制陶业的宝贵资料。秦兵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阳午”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则近似草隶。三国、两晋时期是青瓷器普及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陶瓷书法艺术进一步提高与形成典范的过程。唐代楷书、章草、大草、行书等书写体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由于饮茶之风盛行。书法装饰便出现在茶壶、酒坛上，有楷、有草，均有大书法家张旭、怀素、颜、柳之风韵。多写名人诗句或“酒”、“茶”文字，酣畅淋漓，圆润遒劲，纯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极具古朴、简约之美感。宋代书法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书法艺术方面趋于完善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韵。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其明显的特征，且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窑用书法装饰的酒具、茶具，其书法亦颇有“苏、黄、米、蔡”之韵。以至元、明、清各代书法装饰陶瓷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形式和艺术美感，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谐。2 0世纪6 0年代以后，随着陶瓷艺术的丰富和发展，代写毕业论文随着人们对陶瓷艺术视野的扩展。陶瓷和书法的结合样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品位也越来越有所提高，书法也逐渐地成为陶瓷装饰中所独具魅力的种类。众多陶瓷书法作品，或以笔写，或以刀刻，或以釉上，或以釉下，各具风采盎然。近年来各地陶瓷艺术家利用各地不同的材质和工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如广东佛山的现代陶艺、山东淄博的色釉刻瓷，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书法刻划和堆字等。这些作品充分利用书法的形式美和陶瓷材质美在文化内涵和形式上的联系，和谐而自然地结合起来，为陶瓷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再从陶瓷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原始陶器到彩陶、彩绘陶，再到后来陶与瓷的流脉和传派，陶瓷艺术的奥秘既深藏在历代传承的手工模式之中，更神奇地深藏在从配料、拉坏、成形、装饰到烧制的个体经验之中。因此，陶瓷与书法一样，它的原则、法规、模式、风格、内涵也都受到整个中国文化内涵与形态的制约。简言之，我国自古以来陶瓷工艺与书法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悠久，关系密切，是当时文化、艺术及至政治、经济状况的具体反映。2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从其实质来讲，有相通之处，代写硕士论文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内涵，有着和谐的审美情趣。首先，两者都是造型艺术。书法是以线条的流动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心绪和品格修养。陶瓷造型通过各种线型和体面结合变化，空间的虚实、体量大小关系、轮廓的起伏等，构成陶瓷的造型美。其次，从审美特征来看，两者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书法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书写者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汉代的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道明：“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中国作陶的祖先似乎一开始就赋予了陶瓷以艺术和精神文化的涵义。“陶者，淘也，依山取土，以水滤土，和水成型”，一个“陶”字竟是思想的象征，于是有了“陶冶”、“陶铸”等由“陶”字而生的人文意味，也有了陶瓷作品作为精神与文化象征的本质。在窑炉面前，每一个陶瓷艺术家都充满了希冀和期待。他们在用泥加火的特殊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灵魂。陶瓷艺术家在陶瓷创造过程中把精神与语言统一起来，从精神层面出发，寻求语言的自然表现，创造富有文化内涵和个性特征的作品。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表面的形式趣味，而是与自己心灵、情感相对应的语言形态；他们关注的不再是空洞的作品主题，而是自己的思想寄托。再次，从表现特征来看，陶瓷与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两者都讲究和强调变化。清人陈介祺在其《习字诀》中主张“练字不如练气”，正是受到陶文与金文布局结构的启发。因为有些陶文、铭刻的书法多是随同器形装饰上的需要而自然变化，并不拘泥于行列的整齐；字体大小也不规矩一致，如此反而使人感到迭宕多姿、妙趣横生。我们知道“秦砖汉瓦”这一脍炙人口的成语，其所表达的含义，不仅表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臻上乘，更主要的是说明了“秦砖汉瓦”的创造性和富于变化性。陶上的图案、文字既表现了淳朴的时代风格，又富有天然的艺术情趣。刻的无论篆书或隶书，多在一圆形或方形、云形轮廓内变化其形体，介乎文字与图案之间，别有一种圆浑典雅的神韵，令人百观不厌。总之，对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特征的深入、完整的理解，有助于艺术家们在创造过程中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从而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品。3书法装饰陶瓷的文化内涵尽管自古以来不少陶瓷作品中都不乏有书法题诗铭款，但书法的布局位置往往放在主体画面的背面或留白的地方，显然是处于一种从属的辅助地位上。这一方面是受社会审美标准的影响，一味强调工艺而忽略艺术性，另一方面，受陶瓷工艺和材质局限，所以书法的附属性就表现得很突出。在整件器型以书法形式装饰的陶瓷上。虽然纯粹以书法作为形象元素来进行装饰且不加其他任何纹饰，但这种装饰主要是根据陶瓷器型的美观、功能需要而使用的。如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写有七绝诗句（“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阳上尽如尘，黄州春色能于酒，醉东西园歌舞人”）的白釉罐。在局部用书法装饰的陶瓷上。陶瓷是立体的实物，尤其在陶瓷上借鉴国画的表现形式时，代写职称论文画面难免有空白处，装饰时可以用书法的形式来弥补绘画的不足，起到与画面布局均衡连贯的作用，又可以补“画之不足，题以跋之”的弦外音、画外意。在以图案形式为主进行装饰的陶瓷上，书法常常与纹样交融在一起。如：康熙珐琅彩缠枝月季花纹碗，盛开的月季花心呈圆型，中间以红色书写装饰形式很浓的篆书“万寿长春”等字体。在用图案为辅助衬托的器皿上，一般是在瓶体的腹部开出两个或四个对称的圆形、方形或花形等等的白（俗称斗方），用以绘画或书法。如：清乾隆珐琅彩景州开福寿塔山水图瓶，瓶腹四面开光，其中两面画山水，两面以篆隶书写文字诗词。此外，陶瓷器皿上书法所写的内容，大多结合器物的使用功能，借用诗词佳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酒具上题写“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茶具题写“一片冰心在玉壶”；或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和普遍的审美情趣，题写“福寿康宁”、“福如东海”、“延年益寿”等勉励的词句；或为提高陶瓷的高雅格调在陶瓷上书写历代文人才子的佳作名篇，如《赤壁赋》、《出师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的信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这给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设计提供了对艺术模式仿效的方便，其后果则可能导致艺术上的千篇一律。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如果我们把书法的形、神、意更好地融合到现代陶瓷艺术当中去，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定会形成更为鲜明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味的优秀陶瓷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1]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2005[2]金银珍,金在龙.现代陶艺的艺术语言.学林出版社，2005[3]中国陶瓷.2005(1-5)[4]现代陶艺教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5]中国陶艺.1999年增刊[6]装饰的艺术.江西美术出版社，2001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其他参考题目：陶瓷艺术中书法的艺术魅力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1、关于物质文化;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1.6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1.5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10.5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0.4—0.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0.45米—0.7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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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其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考古学界根据时间和地区的差异将陶器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半坡类型和庙地沟类型。半坡类型：以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其造型以圆底钵、圆底盆和平底盆较多，还有折腹盆、细颈壶、直口尖顶瓶以及大口小底盆等，造型风格厚重朴实。彩绘纹样中除几何纹样外，还有人面、鱼、鹿等形象，这些纹样一般都画于陶器最显眼的地方。代表作品有《人面鱼纹盆》、《鱼纹盆》和《鹿纹盆》等，纹样形象生动自然，手法简练，笔触粗犷，特征鲜明。几何纹样中主要有并列折线，并列斜线、三角形面构图的二方连续装饰带，单纯而富有装饰效果。二方连续纹饰在我国早期的装饰图样的发展中，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半坡类型彩陶纹样的造型特点是将虚实、疏密、正反、阴阳等关系较好地协调组织在一个空间平面之中。图样的多次重复，使看上去简单的图样显得丰富多彩，富有魅力。庙地沟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地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距今有5000多年。陶器有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曲腹盆盆口较大，口部有折沿；碗型较小，并且是直口。盆的造型挺秀饱满，轻盈但很稳重。纹饰的色彩大多是黑色，一切都饰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分。装饰风格由半坡的写实转向变形，而且是几何花纹居多，通常用圆点、弧型线构成的新月型、叶形、花瓣形等纹饰，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成三角形纹饰图样。马家窑文化的分类和特点马家窑文化是以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3190年到公元前1715年。它与仰韶文化相近似，也可能是仰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以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陶器的制作方法没有太大改变，形制却比以前丰富，主要有盆、钵，罐、瓮、壶、盂、碗、豆、瓶、杯等。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盆、钵等器物使用内外彩绘，少数瓶、壶通体彩绘。纹饰有几何纹、人物纹和动物纹，以几何纹居多，纹样为波浪纹、旋涡纹或垂幛纹。纹饰线条生动流利，装饰图案构成繁密，变化丰富有序。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出土于甘肃永靖的双耳四系大彩陶瓮，其造型稳定匀衡，纹饰由旋涡纹、圆圈纹、波状纹、弦纹组成，线条生动流畅，弧线旋转造成强烈的运动感，堪称我国早期彩陶的杰作。半山类型：以甘肃和政县半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长颈小口、宽肩大腹的双耳罐是最常见的器物。它们造型圆浑厚重，大方稳定，外型轮廓线转折变化最为考究，是工艺制作最成功的陶器之一。半山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也兼用红色，组成的黑红间用的类型也较多。红黑的强烈对比与胎地的橙黄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陶器的装饰面积较大，有的装饰带有四五条之多，主次分明，相互配合呼应，结构严谨、规整，形成一个变化多样统一的整体装饰色彩。装饰纹样多是几何纹，最常见的有连旋纹、葫芦纹、平行线纹、大圈纹、波状纹、折线纹、方格纹、锯齿纹等。半山彩陶纹样均以宽窄不同的二方连续样式展开，合围整个陶器。从陶器的顶部俯视，其图案变为优美的适合纹样，妙趣横生。马厂类型：以青海和县马厂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基本上沿袭半山类型的器物。马厂彩陶装饰纹样略显粗犷简率，最具特色的纹饰是大圆圈纹，卷曲纹，蛙形纹和勾连纹。处理方法上是在二连纹饰的单位中，填以不同的纹饰。同时首次出现雷纹，它与勾连纹为后来的回纹形成奠定了基础。龙山文化黑陶的分类和特点在整个龙山文化系统中，又以山东龙山文化的氏族部落制黑陶器最为发达，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10到公元前1530年。由于陶坯经过磨光，加上封窑严密，又有意识地让烟熏黑，表面光亮如漆。形制类型较彩陶明显增多，如盆、碗、豆、杯、鬲、鼎、罐等。黑陶以造型见长，精细俊巧，样式繁多，独具风格。其工艺技术有黑、光、薄、棱、鼻五个特征：色调乌黑；器物表面光亮如有釉；胎质细腻致密而坚硬，有的厚度仅是0.1~0.2厘米，被称为“蛋壳陶”；黑陶的转折关系棱角清楚分明，有的黑陶上刻有凹凸的弦纹；有的器物有盖、把手或穿绳的钮鼻。具体详情：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汲水器.红陶质,手工制作.器形为小直口,细颈,长圆腹,尖底,肩部或腹部有对称的双系,用以穿绳.器表有多绳纹.烧结程度较好,质地坚实.汲水时由于重力作用,瓶口会自然向下,待水将满时,瓶身自动倒转,口部向上.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及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尖底瓶略有不同.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为双唇,小口，器身瘦长,肩腹部无系.马家窑文化的尖低瓶为侈口,直颈,折肩,腹有双系以细泥橙黄陶制成,器表涂浅红色陶衣,以黑彩绘旋纹,纹饰充满动感,制作精细.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尖底瓶的错误认识和理解一直未能得到澄清；最近几年，这种错误认识和理解已经进入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学活动中，此情况亟需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 ○尖底瓶不是汲水器、取水器或一般的饮水器、盛水器，而应该是一种礼器，主要应用于祈雨、祭祀、庆典等礼仪活动。尖底瓶之谜到了“解谜”、“揭谜”的时刻。 尖底瓶，指的是流行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一种陶器。这种陶器一般为小口细颈、斜肩鼓腹、瘦长体尖底、腹部有对称双耳，可略称为小口尖底瓶。它的产生年代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还能见到，所以它存续的时间至少有1500年。其分布范围西至甘、青地区，东至河南腹地，南及鄂西北汉水中游，北达内蒙古中南部、晋北、冀西北地区，见于仰韶文化各类型及受到仰韶文化重要影响的一些考古学文化。据现有资料和研究，尖底瓶最早见于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随后很快为以陕、晋、豫交界地区为核心分布区的庙底沟类型接受和改造，而且也主要流行于仰韶文化的这两个主要类型中。 近年，仰韶文化这种尖底瓶已被编入中学历史教材、进入中学历史教学活动中，但其间却沿袭了考古界、学术界多年来流行的对尖底瓶的一种错误理解和认识，当然相关的教材和教学活动也对学生进行了一种错误的引导，此情况亟需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以便作出及时的调整和纠正。 一、流行几十年的错误已进入中学历史教材 自2001年秋季开始，新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举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有三个不同版本的新编初中历史教材（分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称人教版、北师大版、华东师大版）正式在全国有关中学开始使用。其中北师大版、华东师大版初中一年级历史课本（上册）或教师教学用书均涉及仰韶文化尖底瓶有关内容，用半坡类型尖底瓶为背景材料设计了思维操作性课文及作业题，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思考其妙处，并动手设计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取水瓶。 由国家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写的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七年级·上册》在每个学习单元之后设计了一节“学习与探究课”，全书共有四节这样的“学习与探究课”。其第一单元教学主题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相关的学习与探究课为“破解彩陶之谜”。这节课开始即以设问的方式出现，提出了三个相关的问题：“你注意过已学课文中的彩陶图片吗？你想了解彩陶的奇妙之处吗？彩陶图片反映了远古居民什么样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情况呢？”课文给出了四幅新石器时代陶器图，即陕西黄陵出土人形陶罐、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半坡类型小口尖底瓶、青海大通出土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陕西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各一，要求学生“通过观察彩陶的造型和图案，想象并描述彩陶的用处，并由此想象和描述先民的生活情景，培养细致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关于尖底瓶，该教材的提示语为：“观察小口尖底瓶。想一想：这只汲水用的瓶子为什么被做成这种样子？如果你用这个瓶子去河里汲水，会出现什么奇妙的现象？为什么？”（该书19页）。这节课的“活动目标”是：1、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片直观地感受历史；2、在探究彩陶之谜的过程中，激发学习历史的兴趣；3、学习和运用观察方法，提高观察能力。 登陆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新世纪课程网”还可获知如下信息：2001年4月28日北师大版历史教材“第一次送审就被评为一类一等，并有许多内容获得国家教委领导的一致好评，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社会各界极大关注”，也是“同类教材中使用范围最大的一套教科书”。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不少有关“破解彩陶之谜”或尖底瓶的教案、教学探讨文章或心得、体会；关于尖底瓶，老师则着力引导学生注意和理解其特别的汲水功能、在汲水时会出现的“奇妙的现象”（即尖底瓶入水时会自动倾倒汲水，水满则陶瓶自动扶正，通过穿系陶瓶双耳的绳子提起陶瓶，完成取水任务）。 人教版新编历史教材没有涉及尖底瓶以及相应的教学活动，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上亦有相关内容。其“学科教育·历史与社会”版块上有半坡类型尖底瓶实物图，注明其用途为“汲水工具”，文字介绍为：“高46.2厘米，在其腹部两侧的环耳处系绳，汲水时手提绳子将瓶置于水中，因瓶腹是空的，重心在瓶的中上部，瓶就倒置于水中，注满水后，重心移到瓶的中下部，瓶口就朝上直立起来”；其“中华文化·中国文物”版块上有一幅马家窑文化的喇叭口尖底瓶实物图，文字介绍为：“这支尖底瓶是用来打水用的，实用而美观。” 二、科技界、考古界对尖底瓶的错误认识 中国科学院网站“科学传播·科学史话”主页上有《中国科学史自然科学知识的萌芽》专文，将仰韶文化的尖底瓶视为“物理学知识的萌芽”，其中说道：“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小口尖底瓶是专门用来提水的容器，很符合力的平衡原理”。由中国科学院有关机构和部门主办的“全球最大、最权威的中文科普网站”——中国科普博览，其网站宣传说：“本网只宣传科学真理，破除迷信，反对伪科学”、“每一个博物馆或专题都由该领域资深专家亲自编写脚本，保证知识的权威性”。该网站“科技之光·中国古代科技馆·机械”部分对尖底瓶的介绍是：“关于物体的重心及其应用，我国约在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所认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盛水陶罐，其结构为红陶质地，器形为小直口，细颈，长圆腹，尖底，肩部或腹部有对称的双系，用以穿绳。器表多有绳纹。烧结程度较好，质地坚实。汲水时由于重力作用，瓶口会自然向下，待水将满时，瓶身自动倒转，口部向上。这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核科学与核技术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网页上在介绍半坡博物馆时说：“其中有一种叫尖底瓶的汲水用具，状如梭形，小口大肚尖底，腹部有系绳的双耳，颈下饰斜形细绳花纹。汲水时，圆筒状的瓶口便自动下沉，盛满水后用绳将尖底瓶吊出水面，滴水不漏。这说明先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中心原理已经有所发现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中国青少年计算机信息服务网对尖底瓶的介绍是：“它是巧妙运用重心原理的一种汲水器。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倒，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立。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中国陶瓷信息资源网也说尖底瓶是一种汲水器，“汲水时由于重力作用，瓶口会自然向下，待水将满时，瓶身自动倒转，口部向上”。 至于各种科普读物多年来对尖底瓶相同或类似的介绍、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不仅教育界、科技界、科普读物对仰韶文化尖底瓶有如上的理解、认识和介绍，而且文物考古界几十年来对尖底瓶的描述、理解和认识也大多如此。《中国文物报》1999年做过一个“中国古代科技文物丛谈”专版，其中仰韶文化的尖底瓶被放在头条文章中作为“重力机械”进行介绍，文曰：“这是种汲水工具，瓶耳系绳，空瓶入水时重心变化，瓶口自然地倒向一侧，水流入瓶中达到一定水量，它就自动立起。取水者放松绳索，尖底瓶没于水中，提出后可得一满瓶水。尖底瓶综合利用重力与重心，体现了平衡原理”（王冠倬、纪聿绵《弓箭和尖底瓶——弹力和重力机械》，《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18日第3版）。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得名于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该遗址于1953年开始发掘，1957年发掘工作结束在该遗址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当参观者进入该博物馆时，会发现院内中央有一水池，池中小山上塑有一汲水少女形象：她腕戴陶环，身着麻布裙衫，手中正提着一只半坡类型的尖底瓶，蹲在池边，作欲汲水状。半坡博物馆内这尊醒目的少女形象，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仍然是：尖底瓶是一种汲水器具。 研究仰韶文化的著名考古学家巩启明先生在近年出版的《仰韶文化》一书中，不仅视尖底瓶为水器，而且也将尖底瓶作为“仰韶文化居民的科技知识及文化艺术”进行介绍，说“尖底瓶的汲水等都是对重心原理熟练掌握的反映”，并附有双耳系绳的尖底瓶入水、取水演示图（巩启明著《仰韶文化》93页、20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另一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也是将尖底瓶视为一种在汲水时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力学特征”之汲水器、盛水器，并且据此去思考和追溯仰韶文化的起源或半坡人的来源。他说：“尖底瓶的意义主要可能还不在于它是一种欹器，不在于它在汲水时表现出的特别的力学特征，而主要在于它的小口，可以保存盛水不致蒸发或荡溢，这是干旱少水地区的特有水器，它分布的范围最能说明问题。尖底瓶的起源并不清楚，虽然在零口文化中见到小口瓶，它能否演变为后来的尖底瓶，现在也还没有定论”，认为“半坡人的传统显然来自干旱的黄土高原，这传统很让人怀疑可能生长在甘肃、青海地区，仰韶文化的正源，似乎要从关中以西的地区去寻找”（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考古》2003年第6期）。 迄今，考古学家不仅普遍将仰韶文化尖底瓶视作水器，而且也将尖底瓶与其他水器混在一起进行类型学和谱系研究，乃至排出“非尖底瓶水器——尖底瓶水器——非尖底瓶水器”这样一种水器发展、演变历程（阎渭清《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水器》，《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三、实验、研究证明尖底瓶不是汲水器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如果从1920年代安特生发现和研究仰韶文化开始，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中国文物考古界、科技界、教育界，无论是专门的研究性著述或是普及性读物、介绍，普遍视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为汲水器乃至具有特别的“力学特征”、“重心原理”能汲满满一瓶水而不会溢出。当然，权威部门和专家、学者们一直这样说，一般知识分子和民众也就这样接受了，晋至现在进入了中学历史教材，用以教育、教导子孙后代。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仰韶文化尖底瓶是一种汲水器，具有特别的“力学特征”、“重心原理”和奇妙的取水功能这种结论和认识是怎么产生和得来的，是经过实验、研究或是经由实践活动检验呢，我们无从得知。相反，否定这种结论和认识的研究、实验在十多年前就已产生，并且至少两次公开发表论文。 针对考古界以及科普读物中关于仰韶文化尖底瓶之流行说法，半坡博物馆的研究人员1988年对馆藏的一批半坡类型尖底瓶（其中包括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出土的尖底瓶）进行实验考古，结果发现“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因此不能用来自动汲水”（孙霄、赵建刚《半坡类型尖底瓶测试》，《文博》1988年第1期）。1989年，他们又与北京大学力学系的专家合作，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半坡博物馆的7个样品尖底瓶进行仿真实验，同时还对一个石膏模型瓶做了数值模拟和实测，验证了这种方法和程序的可靠性。石膏模型瓶实验及数值模拟仿真实验结果一致，即“模型瓶空提起状态为底朝上倾斜，注水适中时，瓶底朝下，注水较多时，瓶底又朝上，水倒出”。对7个尖底瓶和一个模型瓶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中有5个瓶具有“虚则倒斜、中则正、满而覆”的性能，2个瓶具有“虚则正斜、中则正、满而覆”的性能，只有一个瓶具有“满而不覆”的性能（此瓶的双耳位置明显比其他瓶的双耳高）。他们认为：“7个陶瓶是有代表性的，基本反映了半坡类型尖底瓶的特性。数值模拟表明，多数瓶入水后会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而进水，但由于满而覆的性质，不能达到自动汲水的功能”，而且“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也并非尖底形状所致，多数瓶的最大直径和瓶高比D:H基本上在2至2.6之间（原文如此，实际应是瓶高与最大直径之比即H:D为2至2.6之间——王先胜注），对于这种比例的圆柱形筒，其稳定平衡状态也是轴线位于水平。所以并非为了能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才做成尖底形”。他们说：“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平坦的河床大概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的”、“至于为什么做成尖底而又不便安放、双耳偏下而形成‘满而覆’的形状，恐怕要作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了”（北京大学力学系王大钧、唐琎、张菁，西安半坡博物馆孙霄、赵建刚《半坡尖底瓶的用途及其力学性能的讨论》，《文博》1989年第6期）。 上述研究表明，半坡类型的尖底瓶绝大部分都只能盛装半瓶左右的液体（水），提携穿系双耳的绳索才不致倾倒出瓶中液体即“中则正”，而只有极少数尖底瓶才可以盛满液体。这个事实决定了尖底瓶不可能是一种生活中实用的汲水器、盛水器。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发端于半坡类型，也普遍见于半坡类型，因此半坡类型尖底瓶的性质和功用大致可反映和代表整个仰韶文化尖底瓶的性质和功用。苏秉琦先生曾排列出庙底沟类型尖底瓶的演化、发展序列，共选取四个样品瓶：其中第一、第三个尖底瓶双耳位置均非常偏低，双耳高度约在瓶高的三分之一处，凭目测也可判断这种瓶只能盛装很少的液体才能正常提携；其中第二个尖底瓶腹部无耳（这种无耳尖底瓶在庙底沟类型尖底瓶中占有较大比例），故不可穿绳汲水、提携；其中第四个尖底瓶为喇叭口（这种瓶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已处于尖底瓶文化的尾声阶段），双耳靠上，这种瓶才有可能盛满液体而不倾覆（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3页图4，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及受到其重要影响的同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广泛流行一种大口尖底罐（约距今6500—6000年间），其分布范围约与仰韶文化尖底瓶相当（参见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版）。这种大口尖底罐的存在也可证尖底瓶“并非为了能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才做成尖底形”，因为大口尖底罐绝不可能是汲水器、运水器。 半坡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研究人员的实验、研究只是否定了尖底瓶为汲水器、有奇妙的取水功能这种流行说法，他们并未说明尖底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器物，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先民们制作尖底瓶到底有什么用。那么尖底瓶到底因何而产生、有什么用处，如何给它定性呢？笔者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礼器，理由有四：其一，绝大部分尖底瓶都只能盛装半瓶或少量液体才能正常提携，证明尖底瓶的设计和制作不是从生产或生活实用的角度去考虑的，它盛装的物品（水或酒，液体类）具有象征性、礼节性。其二，尖底瓶盛装液体后不能随便地置于平地或平台（因尖底必然倾倒），而只能提携、悬挂高处或抱在手上（仰韶文化中并无专门的尖底瓶器座），这也不是从生产、生活实际或实用的角度去考虑的。尖底瓶在使用状态中始终只能直立于空中或掌握于手中。如上所述之实验、研究，大部分尖底瓶处于空瓶状态穿绳提携时都是瓶口朝下、瓶底朝上即“虚则倒斜”，当瓶中液体并未使用（饮用）完而尚余少量时，尖底瓶也会处于瓶口朝下、瓶底朝上状态而将余量物品倒出。这种状态要求尖底瓶的使用者必须始终用手掌握尖底瓶，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和设计亦暗含着尖底瓶使用状态中的严谨、严肃性，它可能与宗教、礼仪相关。其三，半坡类型的尖底瓶是壶罐口，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是双唇口，它们是区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类之一。壶罐口尖底瓶是“瓶上加瓶”，即口部做成很小的壶、罐或瓶、杯的形状；双唇口尖底瓶是“口中套口”，即将口唇部做成一小一大内外相套的样式。壶罐口、双唇口也都不是从生产或生活实用的角度去考虑的，即本没有必要将尖底瓶口设计和制作成壶罐形或双唇口。这种没有必要存在的壶罐口、双唇口恰恰与繁文褥节的礼仪需要相吻合。其四，仰韶文化特别是庙底沟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有较大比例的尖底瓶都是无耳的，这种尖底瓶不仅与系绳汲水无缘，而且盛装液体后（亦即使用状态）必须抱在手中，这种强制性的要求也证明尖底瓶不是一般的水器，而应与礼仪相关。 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与礼仪相关，中国考古学泰斗、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奠基者苏秉琦生前曾有论述。他认为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根据尖底瓶的存在以及其他一些现象，苏先生认为半坡时代正处于社会转变期，“有些彩陶应属‘神职’人员专用器皿，当时或已出现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谷物酿酒在距今八千年前已经开始，仰韶文化中也发现一些可能是用于向小口器内灌注酒汁的陶漏斗器（李仰松《我国谷物酿酒起源新论》，《考古》1993年第6期）。但是根据半坡类型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居民可能并不存在大规模的普遍的酿酒、饮酒活动，故推测尖底瓶所装主要仍应是水，在礼仪活动中可能存在“以水代酒”现象。 根据王仁湘先生的认识，尖底瓶分布的范围大体上为干旱少水地区，所以尖底瓶的存在和使用很可能主要与祭天、祈雨活动有关。尖底瓶的形制和功能强制性地要求使用者只能少量盛水，这不仅与原始巫术活动、思维方式（即弗雷泽所谓“交感巫术”。通过神秘的交感作用，以少量的人间之水招引天上大量地降雨，这可能是仰韶先民在缺水、干旱时节所施行的巫术活动）吻合，而且也寓含着节水、惜水的思想和警示。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尖底瓶可能用于盛酒尤其是在部落（氏族）的各种重大活动、庆典、祭仪中（或者在这些活动中有少数的上层人物用酒，而其他人“以水代酒”），也不排除有些尖底瓶可能被用于汲水。由于尖底瓶高多在30—40厘米左右，所以它刚好适合于被原始人双手抱在胸前，这种方式的群众活动，自然显得庄重、隆重和严肃。尖底瓶的双耳可能主要用于器物闲置时系绳挂在高处（半坡类型居民已普遍饲养鸡、猪、狗等家畜，尖底瓶既无特定的器座放置，故也不能随便地横置地上），或者在正式的活动、仪式之外系绳挎于肩上、颈项，以减轻双手的负荷（但尖底瓶绝不是随身所使用的饮水器）。尖底瓶所盛“以水代酒”之水当然可以饮用，但在祈雨活动中所盛之水如何处置，目前尚无法推测。 四、建议 以上关于尖底瓶性质和功用的认识与推测虽不必视为定论，但尖底瓶并非汲水器、一般饮水器、盛水器是无疑的。由于有关尖底瓶的错误认识和理解已经进入中学历史教材（据上可知，“破解彩陶之谜”一课三个目标中至少有两个目标即“1、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片直观地感受历史”、“3、学习和运用观察方法，提高观察能力”，课文开始三个设问中的两个即“你想了解彩陶的奇妙之处吗？”、“彩陶图片反映了远古居民什么样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情况呢？”之解答都会发生偏差，导致课程无效乃至产生负作用），所以几十年来广为流行的说法到了必须给予正视、检视乃至纠正的时候了，尖底瓶之谜到了“解谜”、“揭谜”的时刻。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分布面最广、对周邻地区和文化影响最为深刻广大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仅庙底沟类型即被苏秉琦先生视为“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苏秉琦著《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8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尖底瓶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性器物、典型器物，它与彩陶一样被视为仰韶文化的重要特征。尖底瓶以及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的内容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是一件大好事甚至它可能也应该成为一种大趋势，在中学生中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同样应该得到赞赏和肯定，但作为教材、教学活动应该尽可能严谨、导向正确，生动活泼、思路开阔的探究课、探究活动尤其是教师的教学引导应尽可能建立在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否则，“探究”就成了游戏而不是历史课）。“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所以建议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审议尖底瓶问题，甚至重新选取尖底瓶实物样品作注水或入水实验、研究（仰韶文化尖底瓶烧成温度高、质地坚实，大多是素陶，用实物做实验我认为对文物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取得一致认识和意见，改正教材中的不当之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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