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惯例适用争议问题研究论文

国际商法地位及体系的演变摘要：国际商法是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并发展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近代以来，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应突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方法的局限，确立国际商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明确其体系结构，将多种多样的法律渊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分析，以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统一，更好地适应国际商事交往发展的需要。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于中世纪有限的国内立法基本不涉及国际商事关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渊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惯例为主。16世纪起，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开始在欧洲盛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表现形态，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就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各新兴主权国家开始干预本国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商人法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体系[2]（P210）。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来。新生的民族主权国家通过把系统、灵活、强调公平合理的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体系，促进了各国国内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统一和维护国内商业秩序，促进了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一国内化进程对国际商法自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商法的渊源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主权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中的冲突及其解决⒈冲突的产生在国际商业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等统一实体规范还未发展到完全取代各国国内法的程度，因此，对同一国际商业合同的法律适用，有可能发生国际商事惯例与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冲突；由于同一国际商事惯例存在不同的解释文本，又可能产生同一国际商事惯例之间的冲突，如对CIF贸易术语，国际商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法协会的《华沙—牛津规则》以及《美国对外贸易定义》等都作了规定，而且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又存在差异，所以，这些解释文本在适用中的冲突便难以避免；此外，国际商事惯例随着情况的变化经常进行修订，如《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经过了6次修订，然而由于其任意性，新版本并不当然否定旧版本，这样，新旧版本同时并存，可能导致同一解释文本的新旧版本之间在适用上的冲突。⒉冲突的解决方法归纳起来，解决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中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⑴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及有关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的任意性及各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广泛承认决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解决国际商事惯例适用中的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决定国际商事惯例以及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适用与否及其适用顺序。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或者有关国际条约或者某国国内法；对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当事人可协议采用某一种解释文本；对同一种解释文本，当事人还可协议采用某一版本。对这种方法，国际商事惯例、国际条约、国内立法一般都有规定。⑵分割法在国际商业合同领域，现行的国际商事惯例以及有关国际条约、国内立法都未能涵盖有关领域的全部法律问题，从而都分别需要借助其他种类的规范来弥补本身的缺漏。因此，在解决国际商事惯例与国际条约、国内法的冲突时，分割法不失为一个有效办法。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的规定，实际上是将中国法律、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国际商事惯例结合起来，分别适用于国际商业合同的不同法律问题，即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特定国际商业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国际商事惯例。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和1964条《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3条都规定当事人可以排除其中部分条款的适用，这也可能导致特定国际商业合同分割适用不同种类的规范。⑶直接规定不同种类规范的适用顺序前两种方法可以说是解决国际商事惯例与有关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冲突的间接方法。此外，有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直接规定了其本身与国际商事惯例冲突时的适用顺序。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凡本法与惯例有抵触时，优先适用惯例”，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虽无明确条文规定国际商事惯例的优先适用问题，但根据其第9条以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同意决定惯例适用的规定，可以推断公约对当事人选择的惯例的优先适用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从法理上讲，特定国际商事惯例一经当事人选择，便取得了合同条款的地位，应优先于公约这一任意法而得以适用。中国有关法律则规定了与上述相反的适用顺序，根据《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第 1、2款的规定，在国际商事惯例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相冲突时，其适用顺序是：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国际商事惯例，即优先适用有关的国际条约，而非国际商事惯例。可见，这些解决国际商事惯例适用冲突的法律适用规则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那么，中国作为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成员国，如何解决中国法律与该公约所规定的国际商事惯例适用顺序之间的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