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土地制度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针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对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科学抽象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各种关于土地制度含义的分析，阐明了土地制度的科学含义及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对其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国际比较，在分析美国和日本两个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借鉴，以期得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从而实现我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 论文的第四部分是对策研究，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此情况下系统探索、寻找出符合生产力水平，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

很鲜明的观点，你可以借鉴的。 第一，税费改革是当前必须的、符合我国改革总体方向的一大措施，但不宜提”治本之策”。因为总的来讲，这种”并税除费加返还”式的改革仍是我国历史上从租庸调到地丁银无数次类似改革的又一轮，即仍属传统框架内的改制。它离现代社会或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农业税制还差得很远。 现代税制的特点很多，其本质无非两条： 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但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而按现行税费改革政策，改革后农业税加特产税两项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仍达15%以上，与市民的所得税义务相比仍具有”倒累进”的、身份性的色彩。北大卢锋先生提出”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农民收入很多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从”资本”变成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他的说法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却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现在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但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只要现存税制不能在统一的累进税率面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就不能说我们的税改已经”治本”了。 二是现代税制更重要的基础是纳税人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可以说是近代化变革的最重要起点。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纳税问题的实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表面上是个财政概念实际上却是个政治范畴。本次税改在社区公益收费问题上提出”一事一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但在”皇粮国税”问题上与上述标准距离还很大。归根结底，税制改革的”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两点都以城乡公民一视同仁为原则，不涉及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保护”农民扶助农村的问题。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号称实行自由经济反对欧洲型福利体制的国家，农民都是公民中受到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而且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由于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性供给和消费弹性小于供给弹性导致的”蛛网震荡”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民也会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但中国农民面临的从来不是争取照顾的问题（在农民人口比重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恐怕也难以照顾）而是减少歧视的问题，不求”反哺”但求少取，不求”保护”但求准入，”形式权利一视同仁”这种在发达国家招致农民抗议的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已是梦寐以求了。 第二，就技术层面而言，本次税费改革要注意的除了我以前谈过的”黄宗羲定律”陷阱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百分率税则”的可行性问题。我国历史上所谓的什一而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都是时人对税收总量的大致估计，实际操作起来由于国家没有能力核实农户的产量、收入，一般都只有按”硬指标”（丁、口、户、地亩）定额征收，顶多粗略地再把丁、亩等划个”三等九则、”“五等版薄”，这种划分与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也很难相关。而且由于乡村吏治不好，这种划等工作还容易被扭曲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历史上就存在着”五等户、”“九则丁”逐渐被淡化、被更划一的标准所取代的趋势。因此当时一旦改革税制，为避免征税失控通常都采用绝对量控制的办法。如晚唐”两税法”便规定以大历年间实征额为限，清代地丁合一的原则是以康熙末年定额为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而本次税费改革的”两个7.5%”都是相对性指标，在当前”农民纯收入”统计极不准确、”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情况下，没有绝对量控制只有相对性指标恐怕是不管什么用的。 2、与上述相关的是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征税问题。我国目前所谓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主要是务农户、尤其是种粮（或其他大宗主要农产品）户的负担问题。象苏南浙江那些”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乃至城郊、城内级差地租高收益地区农民是不大有这种问题的。本次税改规定的基本税种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实际征收又多是按人口、田亩数计算，这就使负担集中在务农、种粮之民身上的状况更严重。目前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试点中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国历来税制的老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活动、尤其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缺少规范的薄记、营业额申报与核实等手段，古代的税收就常有”逼民趋末”的问题。清代有些地方为了使经商户承担一些负担，曾劝告乃至强制商户置办田产，免得”万金之子身无寸土，则终岁于国家不输一钱”。这当然不是根本办法。 应该说中国历代王朝均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在税法上也从没有优待商人而苛待农民的动机。但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始终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所以一方面朝廷时常在工商领域实行不合理的勒索、垄断、禁锢制度，阻碍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在基本税制上一直沿袭了不利于农民的”倒累进税”传统。形成汉儒所谓”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富贵矣（秦按：实际上是有权贵背景的商人富贵矣，对于平民商人而言，那时的抑商政策可不是闹着玩的），今法律贵农人，而农人贫贱矣”的局面。尤其是宋明以来我国赋税征收的主体由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倒累进”之弊不仅使农民负担重于市民，农民之中，种粮农民又重于务工商的”农民”，而务工商”农民”的负担又重于纯粹的”食租者”。如今许多明星城市扩张所及，地价骤升，像深圳罗湖区许多”农民”仅仅由于区位而暴富，他们已经既不务农也不务工商，许多人只知赌博、包二奶，税收对其毫无调节作用。当然，决不是任何情况下地价飙升都使农民受益，更常见的是由于地权暧昧，地价一升土地就被收走，有权的”征”地”卖”给有钱的，区位收益同样流入私（尽管不是农民）囊。当年马克思主张通过土地国有取消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收归国有，然而如今相反，在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我国，绝对地租（现实中可理解为农耕户的土地负担）之高造成许多地方农民弃耕、土地抛荒严重，而高额级差地租（现实中主要是土地的区位升值或其他非投入性升值带来的受益）尽入私囊又造成垄断性食利者暴富、”炒地皮”和”卖地财政”盛行。反不如一些土地私有制国家用高额累进所得税调节级差地租更公平。 在面向城乡全体公民的现代所得税制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相对标准意义不大，按人按亩的定额计证又有”倒累进”之弊，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上述的治本之策。但从技术角度讲，也不是没有改良余地。在保留国家最终征地权的情况下，改”地亩税”为”地价税”而地价税率实行累进制，也许是个办法。地价实行”自报公议”，”自报”有利益制约：高报地价，征税吃亏，低报地价，征地吃亏，农民自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报法。而土地税总额按地价分摊，无论怎么报，总额反正不变，国家利益也得以保障。同时”地价”概念取代自然形态的”地亩”概念，也为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三，目前税费改革不能孤立进行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因而税改同时伴之以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撤乡并镇、精简机构、村务民主、一事一议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社区公共事务改革与国家-公民关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我国目前乡村基层机构多，人员多，开支大的确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但这与许多农村社区结构涣散、公共事务瘫痪、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是并存的。改革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乡村组织是”（生产）队为基础”，那时的”队”与农村传统自然村落-小共同体大致相当，即所谓”村队一体”，社区公共职能相当发达（体制之弊是另一回事）。改革后”队”基本虚化，由原生产队改成的”村民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而由原生产大队改成的”行政村”成了乡村组织的新基础，机构、权力均大为膨胀，特别是（在土地经营下放到户的同时）土地控制权由生产队上收到”行政村”后尤然。然而”行政村”并非乡土人际关系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只是国家基于管理需要划定的，社区公共职能薄弱而”国家经纪”色彩浓厚。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其职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替上头”要粮要钱要命”，而社区公益职能很差（由于缺乏社区公信力，有时应上级号召搞的社区公共工程也被看成对上邀宠而增加农民负担之举）。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承认其为基层政权，而是将其规定为村民自治组织并由农民供养。这种”给国家办事而国家不养，由村民养活而无益于村”的状态导致村级组织处境尴尬，干群矛盾严重，村干部”两头不落好”之余往往更趋向于自谋其利，成为既敷衍国家也脱离村民的消极利益阶层。 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对促进民主意识有很大意义，但并未根本解决”政权末梢”与”社区自治”的职能冲突问题。而纯就村治来说，在既非自然村落和熟人共同体、又非适当行政区划的”行政村”，以”国家民主”的标准程序建立一个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机构，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未来的乡村组织模式应当是： 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标准民主程序固然好，但熟人共同体的传统组织形式（如宗族等）只要组织成本低、社区治理有效而农民又接受，外人不必强行改变。自治组织不吃”官饭”，对村民负责，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供养乃至公益费用，均以村民同意为原则，外部规定的”百分之几”标准意义不大。民主国家不能以上面的意志指派自治者，同时也不必过于在乎下面产生自治者的程序是否”标准”，只要以法治保证这些组织不侵犯人权即可。例如宗族议事会可以处理族内一般公共事务，但决不可私设公堂，侵犯族人基本公民权，也不许对外组织械斗。--其实这些限制与”族”不”族”的并无逻辑联系，即使”规范民主”产生的组织，也不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代民主制度当然不可能以血缘组织为基础，但同样也不可能以强制取消血缘组织为基础，否则秦代法家的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就成了最激进的民主政策了。现代民主要制止的只是”族权”对人权的侵害，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族权”比其他形式的公共权力更邪恶，而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力的滥用都应该防止。现代社会应当明确”群己权界”：个人领域通行自由原则，无论血缘还是非血缘的、民主还是专制的公共权力都不应当侵害这种自由。而公共领域通行民主原则或曰多数决定原则，即社区公共事务取决于社区多数（无论这多数是否有血缘上的联系）或受权于多数的代理人，国家公共事务取决于国民多数或国民多数选出的代理人。只要落实了这些原则，所谓村民自治会助长宗族倾向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在自然村之外取消”行政村”，而把乡划小一些（这与目前存村并乡的思路不同），乡级机构应是民主国家政权末梢，不是自治组织；是派出机构，不是组织庞大的一级政府；”乡官”是事务官而不是政务官，实行公务员制而不是选举制，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是由农民供养。尤其教育这一块国家要切实负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责任，不能让农民来”养教育”--后者正是形成如今”农民负担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七所八站”这类专业机构或农业服务部门，或者实行企业化，向市场求生存，竞争中谋发展。或者作为需要补贴的公共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垂直拨款（即与所谓”乡级财政”脱钩），不能让农民承担补贴责任。在上述原则下，数量减少的”乡官”吃”皇粮”，办国事，由政府考核任用，过去引起争议的”乡级选举”问题不复存在。农民在这一级的民主权利主要是自由结社等公民权利，通过农会等组织保有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而民主选举应当是县及县以上各级政权的产生基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这里就不细谈了。简而言之，自然村自治，行政村取消，乡上农会对公务员，县上搞选举 政权。以实现传统与现代化、农民民主权利与国家行政能力的结合。 第四，近年来财政收入上”强干弱支”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呼吁我国强化”国家汲取能力”的声音，它主张实行财政集权、提高两个比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发展转移支付，这在当时”诸侯经济”发达、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省级经济中仍然有”诸侯”现象，中央与省的关系上适度集中可能还是合理的。但这些年来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县乡村三级财政的困难日益加剧，中央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去年中央财政增收2000亿，而多数县工资都难以发出，村财政负债数十万、乡财政负债上百万的比比皆是。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强干弱支”主张者喜欢强调国际上”两个比率”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高，现在比过去高。以此证明我们应该提高这两个比率，尤其是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比率。他们还说世界上许多统一国家的解体乃至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末世的大乱都是由于这一比率下降导致的。我以为这是太过轻率的说法。欧洲许多民族在前近代处于领主割据状态，无所谓”中央财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与近代化进程同步形成的，说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财政力量的成长或许可以成立。但倒过来说统一国家的解体就是由于”中央汲取能力”不够，已是很难服人。 而古来就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是否低于现代国家大有疑问（的确有来源于国外汉学界的说法，以史籍中记载的”正供钱粮”为据，说传统中国的农民负担比前近代欧洲农民轻得多，但如前所述 ，杂派远高于”正供”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现象，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则一般都高于现代国家，尤其在历代王朝末世除少数例外（例如东汉晚期的确是朝廷”汲取能力”萎缩、”官负人债数十亿万”的时代）,倒一般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很高的时期，正是在朝廷横征暴敛不仅使百姓遭殃，连地方也对中央失去耐性的情况下发生了王朝崩溃和社会爆炸。 以明代为例，明中叶政治相对最清明的弘治年间全国征收夏税秋粮米麦共计26799.3万石，其中”起运”（上缴中央户部）1503.4万石，占56%；”存留”（地方政府支配）1176.4 万石，仅占44%。1 此后中央所占比重一直有上升趋势。万历六年全国夏税秋粮共2663.8万石，其中起运1528.7万石，占57.4%；存留1135.1 万石，仅占42.6%。2 这个”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率”已经比绝大多数现代发达国家高出不少了。到明末”三饷加派”风起，这些加派都属于中央财政，从而使中央收入在全国财政盘子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大幅升高，用黄宗羲的话说，达到”天下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而解运京师者十之九”3 的地步。试问当今哪个发达国家中央财政的比重能高到如此程度？而明朝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崩溃了。 清代财政的中央集权程度更甚于明。清廷初建时为了安定人心，除总体上标榜轻徭薄赋外，还规定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应各拿50%，即所谓”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4 但实际上中央所拿远远超过此数。在清前期和平时代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与乾隆十八年，全国各征收地丁钱粮2819万两、3028万两和3013.3万两，其中起运部分分别占77.82%、76.79%、78.77%。5 到清中叶嘉庆年间，全国地丁钱粮正供加耗羡总数中起运部分增至81.56%，而清廷由此转向衰败。延至清末，这个比率更上升到光绪年间的85.65%，6 --这与黄宗羲所讲的明末情况如出一辙--而清廷也就走向灭亡了。 民国在抗战前，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盐统三税，田赋则划归各省财政，田赋附加一般划归县财政支配。抗战爆发后，政府首先采取的一个财政措施就是把田赋收入收归中央财政，并加强了中央对国统区田赋之外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力度，为此任用大批素质不良人员扩充乡村政权末梢。这虽然有战时经济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它对国民党政权与地方、与民间、尤其是与农民关系的加速恶化，实有重要作用。熟悉土改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发动农民诉苦时，农民绝大部分的控诉通常并非冲着地租剥削，而是冲着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拉丁派款和乡村保甲人员的为非作歹。 当然，以上统计都是就合法财政收入而言，如果考虑到非法横征，则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源中拿走的不太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比重。其实即使合法财政收入百分之百都被”起运”了，有权可用的地方官也不会饿死，甚至可能不会比以前少拿。但这在绝对量上决不意味着中央拿的没有那么多，而只意味着地方上拿的远不止那么些。换言之，这更表明农民实际负担因”强干弱枝”而增加的程度常常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想。可以相信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暴明昏，大概都不至于故意虐民取乐，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他们通常只是认为朝廷多拿一点，地方少拿一点，百姓总的负担不会增加多少--很可能他们听到的汇报也是这样。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朝廷的”汲取”本身需要支付成本。皇上不可能派千千万万的钦差直接面对民众，朝廷的收入终归是要由地方机构来征收的。而地方机构与朝廷一样作为利益单位也有”经济人”属性，趋向于在权力所受到的制约边界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朝廷征收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国家经纪人”，或授予地方上更多的”国家经纪”权，而在纳税人权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更为强化的国家经纪权也更能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朝廷既然把正式赋税乃至耗羡之类的合法加派都几乎”起运”一空，就很难不对地方上那些经纪人的另行”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之弊愈演愈烈。 因此”起运”虽非”横征”的根本原因，但”存留”不足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促成了”横征”的泛滥。明清时代许多有识之论谈到了这一点： ”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俸无所出，何以惩官之贪？……食无所资，何以禁吏之蠹？” 7 ”存留款项尽行裁减，由是州县掣肘，贪墨无忌，私派公行，不可救止，百弊皆起于此。”8 ”存留钱粮原留为地方之用，裁一分则少一分，地方官事不容己，不得不又派之民间，且不肖有司因以为利，是又重增无限之苦累矣。” 9 起运太多存留不足，还导致借款上缴、挪移他费、转圈财政、弄虚作假等混乱现象。清初户部尚书就曾报告说：起运太多，”势必欲挪移供应”。10 就连康熙皇帝也看到：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导致”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挪移正项，此乃亏空之大根源也”。他指出，当时名义财政收入很高而实际可用财力却不足的所谓”亏空”现象，官吏贪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奇怪的是：”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康熙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清正”官员办理”起运”太积极，以至于借款上缴、挪移他费，形成转圈财政即帐面收入甚多而实际财力匮乏的大弊，他强调此弊对财政的危害有甚于贪污。11 平心而论，我们现在不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吗？ 我们的一些论者在鼓吹强干弱支时往往大谈发达国家如何如何，罗斯福如何如何，他们忘记了人家的政府职能、约束机制和运行环境都大异于我们，说句逆耳的话：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一味”强干弱支”，很可能学到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崇祯帝。当然我也不主张无限制地搞财政分权。无论罗斯福还是撒切尔都有许多基本的制度前提，在我们现有体制条件下，靠”强干弱枝”来搞”福利国家”和靠诸侯经济来搞”自由市场”都是无法成功的。也许我们到了摆脱单纯从财政上争论”集权”还是”分权”的时候了。

摘 要：中国加入WTO将推动农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在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当前，在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问题已不可回避，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更容易受其影响。本文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入手，对绿色贸易壁垒理论进行概述，接下来，联系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剖析了我国农产品受阻绿色贸易壁垒的国内和国际原因。最后，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绿色贸易壁垒，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绿色产品 一、绿色贸易壁垒理论 1、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 从广义讲，绿色贸易壁垒指的是一个国家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为理由和目标，为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所设置的贸易障碍。从狭义上说，绿色贸易壁垒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准入的障碍，是指进口方通过制订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复杂的卫生检疫制度或采用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以阻止或限制某些外国商品的进口。 2、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类型 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比较广泛，大致包括以下五种类型: （1）绿色技术标准。绿色技术标准是通过立法手段制订严格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国外不符合环保技术标准的产品进口，对贸易实施限制。这些标准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制订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而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拒在发达国家之外 。 （2）绿色环境标志。绿色环境标志是一种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是由一国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按照一定的环境标准颁发的，用来表明该产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不危害人体健康，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 小。其基本目的是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从而引导企业自觉调整产品结构采用清洁的工艺。 （3）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也称环境之友包装或生态包装。绿色包装一般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能循环复用和再生利用或降解腐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装。 （4）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各种检疫措施不仅极为严格，而且繁琐复杂。基于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确保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订了严格的环境与技术标准。由于各国环境和技术标准的指标水平和检验方法不同，以及对检验指标设计的任意性，而使环境和技术标准可能成为绿色贸易壁垒 。 （5）绿色补贴。它是指一种将资源环境费用内在化以降低外部经济效果使成本与效益尽可能在生产和经营者身上得到统一的一种手段。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有必要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成本之内，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发达国家还将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环境成本，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因此而提高。 3、绿色贸易壁垒的特点及实施条件 （1）绿色贸易壁垒的特点 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其他非关税壁垒所不具有的特征: 第一，表现内容上具有合理性。贸易保护主义者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以保护人类、动物的生命或保护环境与资源为理由，表面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也迎合了绿色消费的需要，以达到其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 第二，保护对象上具有广泛性。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广泛的保护倾向，不仅对产品本身的质量，而且对产品从生产前的设计一直到消费后的最终处理都有限制。近年来还从产品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领域，呈现出无所不包的态势。 第三，保护方式上具有隐蔽性。一些国家对某些商品质量、规格、性能和安全等规定了极为严格、繁琐和特殊的标准，检验手续繁琐复杂，而且经常变化，使外国商品难以对付和适应。其目的是利用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使出口方难以预见其内容及变化而难以对付和适应，但又不易产生贸易摩擦。 第四，制订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大多数非关税壁垒不是通过公开立法来加以规定和实施，而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则有相应的法律为依据，如1994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TBT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同时，各国还制订有本国关注的一些法规，如1989年美国实施的609条款。 第五，动态性。发达国家所制订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会随着其贸易伙伴经济和技术水平的进步而调整，从而使得绿色贸易壁垒出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如近年来，日本对进口大米检验的量化指标已经从1993年的20多项增加到2000年的104项。有些国家规定，当某种具有绿色标志的产品在其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96时，该国对其环境标志的要求就会做出提高的调整。 （2）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条件 绿色贸易壁垒这种贸易保护措施，虽然能有效地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实施壁垒的条件。到目前为止，实施壁垒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美国，而受影响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这主要是因为: ①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通过规定高药残标准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如欧盟对氯霉素残留量的标准规定为0.2——0.3ug/kg，这个标准不仅是我国就是欧盟本身也很难达到标准。 ②实施绿色贸易壁垒要具有完善的检测体系。仅有高药残标准是不够的，必须辅以先进的检测设备、检测技术以及高素质的检测人员。具有先进的检测技术、设备可以增加应检农药的种类，以及最大限度的提高限量标准，这样就可以对低检测水平的国家形成壁垒。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我国己经具备相当的农产品竞争力，在水稻、蔬菜、水果和畜产品、水产品、茶叶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后，良好的制度条件为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走出去”的道路上并非阳光灿烂，作为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首当其冲，频频受挫。近年来虽然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一年比一年高，但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出口总增长速度，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产品附加值低以外，农产品出口屡遭国外绿色贸易壁垒是另一大重要原因 。 自1996年8月起，欧盟成员国相继停止从我国进口禽肉和部分水产。我国有关部门和企业按欧盟法规进行了全面整改，并于1997年接受了欧盟兽医代表团的考察。代表团考察报告对我国的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欧盟只做出了恢复从我国3家工厂进口兔肉的决定。1998年9月、1999年6月和1999年10月，欧盟兽医代表团先后三次来华考察。2000年5月，欧方公布决议，认可我国山东、上海可以对其出口禽肉，但未批准我国加工厂注册。2001年欧方专家来华考察我国动物及动物源性产品残留物质监控体系，随后向欧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残留监控体系的片面的、不切实际的考察报告，导致我国冻鸡出口下降了41%，保鲜蔬菜和暂时保藏的蔬菜的出口分别下降了20%和29%。 近年来，许多进口国更是加大了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测、检疫力度，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难度。2002年日本对我国青岛的肉鸡产品检疫项目增加了10个指标，对蔬菜农药残留化验检测项目，由入世前的4项增加到46项；韩国对我国出口蔬菜的检测仅农药残留的检测指标最高时就达200多项；欧盟对我国茶叶的检测项目从过去的6种农药残留检测增加到62种；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美国以担心输入病虫害为由，自2005年4月1日起，禁止进口中国的人造圣诞树等人工木制装饰品，仅此一项禁令将会影响中国对美国上亿美元的出口。 2、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分析 使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异常严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同时由于各种卫生、农药标准也因耕作方式不当而常常不合格，从而使中国成为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大国。 （1）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国内原因分析 ①我国环保意识淡薄，缺乏绿色经济观念。我国在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进程中，尽管农作物的产量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环保意识淡薄，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致使农业的污染也日趋严重。工农业造成的19各种污染，通过周围的环境(土壤、水等)作用于农作物，使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问题蔬菜、问题粮食”的产生。此外，由于食品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设施落后，导致食品后续污染问题严重，造成食品生产前期污染未消除，后续污染依然存在的状况。然而，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推出ISO14000标准认证，其环境管理体系成为世界各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跳板，但我国企业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 ②我国环境标准过低，农业生产企业认证能力薄弱。环境标准是有关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各种标准的总称。在我国已有的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50%，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此外，国外标准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开始制定，而我国的标准制定却相对滞后，周期也长，没有严格的标准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要进入国外市场，就需要获得国际上公认的和特定进口国家的绿色认证，一些企业担心认证会降低价格竞争能力，造成认证不积极，普遍存在侥幸的心理 。如在绿色标志认证方面，我国外贸企业要获取国外认可的绿色标志，不仅要支付大量的检验、测试、评估等费用，还要支付不菲的认证申请费和标志的使用年费，使一些企业望而生畏。 ③农产品检疫系统不健全。从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假大米、有毒奶粉、冠生园劣质月饼事件到最近被查出的“苏丹红一号”等事件，“苏丹红一号”在十年前就已经被禁了，为什么在今天又查出它存在于大量食品中，在其他国家关注食品安全之际，我国的卫生检疫系统却还形同虚设，更为可气的是，还有一部分官员在开绿灯，使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本身的质量要求不高而导致农产品受阻国外的绿色贸易壁垒，因此中国的检疫系统建设势在必行 。 ④环保法律规范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中有关农产品各种标准的规范不健全，才使发达国家常常钻我国法律的漏洞。目前我国引进外资、进口等环节中的环境条款还不完善，对国外进口产品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保护要求不严，对外国产品和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管制较为宽松。且在事实上，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2）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国际原因分析 ①国际社会对保护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关注日益强烈。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态价值观被广泛接受，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卫生食品安全日益关注，追求高品位生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越加严格，“绿色”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健康的代言。这促使发达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满足国内居民的绿色需求，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为此，发达国家政府便在国内推行绿色生产、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实施绿色管理，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约束和限制国外未达到本国或国际环境标准的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②将同一标准使用在处于经济与科技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同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它们制定了众多的环保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志，是想利用生产和销售绿色产品，发展绿色科技和相关服务，控制未来的世界市场。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极为迫切的经济增长甚至是温饱问题，在环保领域的缺口较大，它们既无雄厚的资金，又无可以利用的高科技手段，其环保水平尚处于初始阶段，在短期内缺乏实施同一环境标准的能力。而在两个发展水平不相等同的阶段适用同一标准，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环保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导致发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之外，极大的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环保步伐的加快。 三、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中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1、强化国民绿色经济意识，完善国内环保法规 （1）加大传媒宣传环保的力度。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将是绿色经济，政府应呼吁提高国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开展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环境意识化为公众自觉的环境行为，因而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使其知晓我国经济的“绿化”是一项公益事业，受益的应是整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同时，政府要注重发挥职能指导作用，提倡绿色生活方式，把绿色贸易、绿色生活的思想融入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这既可从根本上冲破绿色贸易壁垒，又可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之适应全球一体化浪潮，并与国际贸易体系接轨 。 （2）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应的环保法规。在国内立法方面，应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加环保水平的距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争端案件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往往倍受重视。从已处理的贸易与环境争端的一些案例的裁决来看，只要引用的国内环保法律规定准确、有权威性，维护环境利益的一方往往胜诉，而对环境保护不利的一方则往往败诉。因此，必须加速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 2、改善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外部环境 （1）整治农业环境，治理农业污染。主要是加强对农业环境、渔业水域、草原牧区、特别是土壤环境的监测。一是要定点、定期对主要农(畜)产品污染情况开展例行监测；二是开展对大中城市郊区、工矿企业周围等重点区域土壤环境例行监测；三是定期对重要水源进行常规性监测。及时掌握农业环境受污染损失状况，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调整产业结构(例如受污染的土地种植花草等)，进行植物修复。 （2）控制农业水源污染，解决湖泊、大中型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首先要纠正或扭转偏施、重施氮肥的习惯，推广节氮施肥技术。调整肥料结构，实行配方平衡施肥，大力发展多元高效肥，推广专用复合肥，积极推行有机无机肥配套施肥体系，同时应加强改善生态环境的新技术的研究。其次，要推进有机肥工程，以减少化肥的用量，采用多种形式使秸秆还田，集中处理加工畜禽养殖基地的鸡粪、猪粪等使之成为商品有机肥料。结合疏浚河道开发利用丰富的河泥资源，大力开展河湖清淤工作，同时实施河湖岸植树，减少水土流失 。 （3）加强对农业环境科学的研究。政府应增加农业环保科技的投入加强农业保护宣传培训，提高各级农业管理与技术人员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农业环境保护意识，增加科技投入，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环境保护技术模式，引导农业结构合理化，逐步建立起农业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农业结构体系，努力做到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业产品无害化。 3、实施扶持绿色产业的政策措施 （1）制定绿色产业倾斜政策。一是要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在一定时期内，对绿色产业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增值税，对企业新开发的绿色产品也可以缓征所得税。二是要对绿色产业企业在贷款利率、贷款额度上实行优惠，鼓励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三是要在工商注册上对绿色产业企业给予照顾，并赋予一些规模较大的绿色产业企业以出口经营自主权。 （2）建立农产品国际绿色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大量事实表明，绿色贸易壁垒之所以能起到限制与障碍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对进口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了解。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组成专门的机构，收集研究我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可能在哪些国家遇到什么样的绿色壁垒，提出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形成预警机制，以改变目前这种遇到壁垒就无所适从的状况 。 4、积极推行IS014000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0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己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0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程序把IS0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开发绿色食品 面对绿色贸易壁垒，开发绿色农业、发展绿色食品将有益于我国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体方法： （1）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目前，我国出口的部分绿色农产品多为农户零星生产，这种小规模分散经营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难以降低产品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采取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是必然选择。只有企业联合起来，才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实力、实现规模效益，从而扩大经营范围，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应考虑扶持一批绿色农产品出口企业，实行贸工农一体化和企业集团化效益。可采取“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或者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公司+农场”，实现绿色农产品出口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2）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具有生产绿色农产品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条件，可以建立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利用科技成果优势，实现绿色农业加工增值。 6、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工作、推广绿色技术 农业标准化工作就是以农业科技和实践经验为基础，按照简化、统一、协调、选优的原则，把先进科技成果和绿色技术转化为标准，并加以监测、实施，使业生产、加工、管理和服务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活动。实施农业标准化，既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动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又可以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我国要加强对国际农业标准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企业自主研究和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生态技术，并将其大力推广，使绿色技术上升为“农业标准化”中重要一部分的。我国根据农产品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更新农业标准，并使农产品品质标准与安全卫生、分级、包装、运输标准相配套，通过逐步完善，形成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从而为我国农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国际贸易理论》，龚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2.《贸易与环境》，赵玉焕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3.《如何应对贸易技术壁垒》，李志军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4. 《如何积极应对农业绿色贸易壁垒》，李一南著， 中国财政，2006，年9月。 5.《浅析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策》，余鹏著，世界经济情况，2006年7月。 6.《我国出口农产品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刘翠萍著，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6年4月。 7.《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及其突破对策探析》，谭蓉娟著，特区经济，2006年5月。 8.《如何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于宝苹著，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6月。

1.论文的题目2.课题意义3.问题背景4.可行性分析6.研究方案7.实施计划8.预期结果这只是个一般性的格式，具体的还要看导师的要求开题报告可以套用文献综述的一部分，报告的重点在于可行性分析和研究方案上，具体细节根据论文的类型和课题有关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说清楚，应包含两个部分：总述、提纲。 1 总述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 2 提纲 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3 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 4 要求 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规定。 开 题 报 告 学 生：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1、 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 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二、 1、 2、 3、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开题报告范文 ·英语开题报告范文 ·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会计开题报告

1.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开始兴起。对于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的中国而言，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贸易壁垒，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乃至我国入世战略的实施形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作为方便易行、见效快的强有力保护手段，绿色贸易壁垒愈来愈频繁地付诸实施，矛头直指我国大宗出口产品，使中国成为“绿色壁垒”和反倾销措施的主要打击对象，致使中国许多产品无缘进入国际市场。本文通过介绍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剖析其基本特点，适时提出可操作性应对对策，力求对积极推动贸易和环境的良性互动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当前，认真研究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规律，成为当前一项亟待探讨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加强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应付对策的研究已显得尤为必要。 2.已了解的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各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出口造成很大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以及进口关税税率不断递减，各国的贸易壁垒的种类和形式发生了变化，绿色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新形式应运而生，并具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紧研究破除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各种环境保护条例对本国出口产品影响的办法,我国有关部门和众多专家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已经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境标准的要求，我国质量认证和环境保护部门正在抓紧对ISO14000系列国际标准在我国的实施进行可行性研究，并试图通过行政立法程序将该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推广使用，同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贸易壁垒。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本文拟从五个方面探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影响及对策。 第一章主要阐述绿色壁垒的涵义。 第二章主要从三方面介绍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特征。 （一）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特征 （三）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 第三章主要从三方面介绍我国出口产品遭受绿色贸易壁垒限制的原因 （一）我国环保意识淡薄，绿色经济观念缺乏 （二）我国环境标准过低 （三）企业认证意识低下，认证能力薄弱 第四章主要从四方面介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对产品出口市场范围的影响 （二）对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三）对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四）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从四方面介绍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建议 （一）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贸易环境执法力度，提高环保意识 （二）大力开发“绿色产品”，积极发展“绿色市场” （三）推行国际环境标准制度，适应世界潮流,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贸易壁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4.本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进度安排 1.2007年12月学生论文选题，2008年元月毕业论文任务书下发。 2.2008年2月－3月为毕业论文开题时间，学生在3月底前将开题报告通过E-mail的形式提交至论文指导老师。 3.2008年5月7日学生提交论文初稿。 4.2008年5月15日由学生，指导老师填写毕业论文中期进展情况检查表，5月底前交至系办公室。 5.2008年5月30日前提交论文定稿（包括电子版），学生在每次与指导老师交流之后需要填写论文指导记录表，在论文定稿后交至论文指导老师。 6.2008年6月9日－6月13日组织学生答辩，具体答辩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5.已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 [1] 董长德.《企业如何实施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实用指南（修订版）》.第2版.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P134-140 [2] 杨永华.《突破绿色壁垒—ISO14000标准实务》.第1版.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年：P11-21 [3] 余永定和郑秉文.《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第1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589-595 [4] 万后芬等.《绿色营销》.第1版.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P231-237 [5] 赵春明.《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运用—“入世”后中国企业的策略选择》.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P194-264 [6] 张汉林等.《国际化竞争—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1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P63-66 [7] 任泉和任颖.《WTO规则与应对方略700问》.第1版.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P51-52，P362-363 [8] 白津夫.《WTO理论与实务》.第1版.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P81-92 [9] 白光.《世贸冲击波—入世后中国与WTO规则的冲突与对接》.第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P394-396 [10] 李左东.《中国对外贸易教程》.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P356-361 [11] 聂微和蔡东瑞.《突破绿色壁垒—家具企业实施ISO14001实务指南》.第1版.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年：P3-11 [12] 赵平立等.《ISO14000环境管理保证体系认证指南》.第1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年：P233-236 [13] 大卫•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第1版.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 社，2000年：P78-82 [14] 伯纳德•霍克曼和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第1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P110-115 这只是我写的内容，格式应该是从你们学校网站上下载的，另外，每个指导老师的具体要求不同的，还是要听你指导老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