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地名研究论文题目

与藏族史研究一样，藏区地理研究（主要是人文地理）一直是藏学界的重点之一。这在50年代后是如此，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20世纪上半叶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对50年代后的研究情况，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了解甚多，而对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的研究情况（含译述）知之甚少。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藏区人文地理研究成就作一述评，以供学术界参考和批评指正。为了便于参考，我们分文章和书籍两部分进行描述。 一、文章 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研究呈逐步上升趋势，其上升速度远远超过藏学领域的其他分支领域。据统计，20世纪初，尤其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藏区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章为数寥寥，只有十多篇；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却猛增到150篇；抗战爆发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约200篇之多。①这说明了国人在列强环伺、企图侵略我西藏，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猖獗的时代里，越来越关心边陲的安危和国家的统一，学者们逐步加强了对藏区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南迁和西移，随迁的专家学者们有了直接接触边疆地区和人民、亲自进行田野考察的机会，于是，这方面的研究又进一步得到加强。许多人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或鲜活生动的纪游作品。相比之下，1937年之后的译述作品所占比重也大大缩小。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人自己在藏区地理方面的了解、调查和研究已经大大加强，不那么依赖于“舶来品”了。 当然，有关目录索引中所收文章中，有些是图片或地图，这里我们不予讨论。再剔除那些重复的条目以及许多并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或者学术价值不大的文章之后，值得介绍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下面我们只能将择要介绍： （1）国人著述 探险、纪游类文章，本时期国人的撰述可谓汗牛充栋，可以说它们既是人文地理方面的著述，也是文学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大多发表于《地学杂志》、②《西北月刊》③《新亚细亚》月刊④等。实际上好些后来都结集成书出版问世，而且影响很大，比如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避嚣室主（法尊法师）的《我去过的西藏》等。这里不赘。 徐益棠的《西康行记》⑤和柯象峰的《西康纪行》⑥（民国二十七年）都是西康纪游，但记述的事件和发表的时间均不同。1929年，西康省当局委托华西大学派人调查社会情形，民族学家徐益棠随同以柯象峰为团长的考察团在西康各地调查近三个月时间，事后徐益棠先生逐日将考察团的行程、经过、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是为《西康行记》。而柯象峰的《西康纪行》则是作者在是“抗战后第一年（1938年）领团赴西康研究时之逐日记载”。这次调查是我国学术团体赴康之第一次工作，“所见事物所遇问题及所聆言论”文中都详为记述。据作者称，行文中“尽量思用科学方法”。比较而言，上述柯文比徐文更加翔实、细腻。 1940年，李式金的青康之行穿越甘青康滇四省，历时长达半年。他从兰州出发至西宁，经青海湖盆地、柴达木东南隅，涉黄河上源，越巴颜哈喇（克拉）山而抵玉树，复自玉树入西康昌都，顺澜沧江、怒江上流而下，经云南西北部而抵大理。其文《澜怒之间》⑦详细记录了作者从7月26日到8月21日这段时间在澜沧江、怒江之间的见闻。⑧此外，绳景信的《果洛及阿瓦行记》、⑨时雨的《青海行》⑩等也是本时期重要的纪游作品。 喜马拉雅山，为世界探险家们所景仰，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许多外国探险家结队前往，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许多人葬身雪山之中。不过，1926年英法德意瑞五国探险家之登山探险较为成功，此探险队以狄伦福斯教授为团长，狄教授之夫人为总指挥，探险队员主要由地质气象学方面的专家和医学护理专家组成，组织完备，人才众多，吃苦耐劳，且结果至为成功。石荣（本字无法显示‘日+章’）的《雪山探险记》〔11〕专门记述了五个探险家在喜马拉雅雪山探险的经过。 除了康藏青一带之外，也有关于甘肃藏区的游记类文章发表，明驼的《拉卜楞寺巡礼记》〔12〕就分九节详细描述了作者巡礼拉卜楞寺的详细经过，简述了嘉木样活佛世系、拉卜楞寺机构及其统治权、佛地风光等，读起来饶有兴味。 1949年前，国人在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论文及调查报告等也为数不少： 张印堂的《宁青经济地理之基础与问题》〔13〕从宁夏青海的地理背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出发，阐述了宁青经济地理之三个基础和宁青经济建设存在之五个困难问题，并指出开发宁青两省必须在“基础”之可能范围内制定切实计划，针对“问题”制定解决途径，方有成功之希望。这既是一篇经济论文，又是一篇地理学文章。宁属地区，位于西康省西南界于川滇两省之地域，行政区辖西昌、越西、冕宁、昭觉、宁南、会理、盐源及盐边等所谓“宁属八县”，郑象铣的《宁属之地理环境及其区划》〔14〕描述了该地区各县的地理环境及行政区划，内容包括各县面积及其所占西康省之比例、人口密度、气候条件、生产状况等，文中“西昌近十年雨量统计表”、“西昌近十年温度统计表”以及“宁属各县产米情况表”等很有参考价值。张法隐的《西藏种族沿革地理考》〔15〕分种族源流、沿革形势和地理形势三部分，其中地理形势部分尤为详细，作者结合历史事实，对佛教经典中关于西藏之记载进行了语文史料考据和论证。蒋君章的《西藏之自然环境与人生》〔16〕一文涉及西藏地理形势与疆域、自然环境、人文概况和对外关系诸项内容，论述尚属平实，但文末作者对西藏问题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17〕马萧萧的《西藏南部重镇——帕勒》〔18〕分藏南的门户、世界第一高城、“国际市场”、生活方式、邮电空间与侯先生、肥美的官缺、单调与温暖七部分描述了享有“世界第一高城”美誉的帕勒的地理简况。 地图研究方面，任乃强的《西康地图谱（1—7）》〔19〕是本时期康区地图学方面最重要的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本时期有些论文运用语言学方法来考订和论证地理学问题，在方法论上更加纯熟和科学，比如郑天挺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20〕就根据有关史料结合音韵训诂之方法，考订和论证“发羌”的地望和对音问题；而王登的《康藏地名释：乍丫、打箭炉、墨尔多山、大桑、菜子坡、白玉、德格》〔21〕和何燕航的《西康地名汇考》〔22〕均用语言学的方法考究康藏各地地名的渊源和历史。 谈到本时期的藏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及1946年任乃强先生主编的《康藏研究》杂志及该刊发表的许多藏学文章。1946年任乃强先生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之后，为了推动国内藏学研究，于当年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他本人并被推选为理事长，接着自费主编出版了专业刊物《康藏研究》月刊。可以想见，当时的经费是极端困难的，但他节衣缩食，始终保证按期出刊。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该刊一共出版了29期，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地理类的文章尤其占有相当的分量和地位。对山脉湖泊的研究方面，该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如谢国安的《冈底斯山纪异》、《西藏四大圣湖》，〔23〕任乃强的《冈底斯山与昆仑》、《西藏四大圣湖补注》〔24〕等；自然区划研究方面有任乃强的《多康的自然区划》、《西藏的自然区划》〔25〕等文；地图方面有任乃强的《康藏标准地图提要》、《三种译文康藏地图说略》〔26〕等文；其他方面的重要文章还有谢国安的《康藏高原的顶部——羌塘》、《记西藏的闷域》、《闷域的终点咱日》，〔27〕任乃强的《大积石山与俄洛藏族》，〔28〕庄学本的《大积石山与俄洛人民生活》〔29〕等文；译文方面有李哲生译法国古纯仁（Francois Gore）著述多篇。康藏研究社及其社刊《康藏研究》的创办，在团结藏、汉学者，发展我国藏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美誉。 王斡的《游藏指南》〔30〕并非游记，而是20世纪上半叶发表较早的西藏地理调查报告。根据三个不同方向的诸多入藏路线，〔31〕“述其程站及沿途景观，以为壮志西游之指南”，叙述清楚。杨曾威的论文《近代西洋学者对西藏地学之探察》〔32〕首先在“绪论”里追溯了中国人了解西藏早于外国之历史事实，同时指出中国犹如在科技方面“有始无终”（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一样，对于西藏的探索也是如此。故而在西藏地学方面自近代以来远远落后于外国。而研究边疆首先得了解其山川地形，故而他在搜集大量外国人著述成果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分析了自19世纪以来外国在西藏地学方面探察的历史及成果。尤其在“结论”中，作者说“补救之法，还是要由近及远，继续不断的努力亲身去考察，回来好好的研究，好好的整理，作成有价值的报告，精确的记录，详明的图籍，然后才能由此种报告记录图籍，去应用到政治经济方面，解决边疆问题”。尽管如今的中国已是一日千里，中国藏学已是硕果累累，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边疆工作来说，这句话依然可以是一种勉励。腾蛟的《西康领域伸缩之史迹》〔33〕有感于“今之言西康者，常与西藏混为一谈，不云西康乃西藏之一部，即曰西康乃吐蕃之属土，而于古代西康各国举土内属之史乘，不加考证，于西康所领之区域，不加详察，囿于康卫藏之模糊观念，遂生谬误之判断”这一现象，对西康境域的历史变迁、伸缩轨迹、政治消长、名称更易等作了较为明晰的分析和描述。 魏大鸣、古振今《西康贡噶雪山调查记》、薛德煜的《西藏产牦牛考》、〔34〕卢澄的《青海之史地考》、〔35〕王谟的《由地形气候物产说明康、卫、唐之重要性》〔36〕等，都是这方面较好的文章。 通论性调查报告与历史地理志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 未著撰人的《西藏史地》〔37〕是一篇通论性的文章，全文分六章详述了西藏史地概况，其中包括英帝侵藏史，西藏的地理、政治、军事、交通等，较为通俗明了。此外，本时期还发表了大量县情概况，单就《康藏前锋》所载各县概况就有十种左右，〔38〕长短不一，详略不同，撰写有些粗糙，但是材料来源都是经过调查而得，其中有些比较详尽，可以说是历史地理调查方面的活材料，其价值不言而喻。这里我们以《西康德格县概况》〔39〕为例，可窥其撰写方法及其内容之大概。除“前言”和“尾语”外，共分九章：第一章、沿革；第二章、地理：含疆域、山川形势、关隘、县治；第三章、民俗：含民族、风俗；第四章、政治：含汉官、土酋、最近汉官之政治以及最近土酋之政治等；第五章、交通：含道路、水陆交通之工具、邮电；第六章、教育；第七章、经济：含土地权、土地使用、货币、农牧、工业、商务、矿产、药材、森林、荒地；第八章、译经院及喇嘛寺；第九章、军事。函盖面较广，叙述比较全面，较有参考价值。 庄学本的《西康丹巴调查》〔40〕调查了由丹东（革什咱属丹东土司）、巴底、巴旺三土司及绒密24村（前明正土司地）与章谷屯组成的所谓“丹已”地区的经济和民族状况，前者分农林、工业、商业、矿产、牧业、森林药材产量、猎业、交通等部分描述；后者分成（民族的）地理分布、体质、生活（衣食住行）、文化（文字、工艺）、风俗（生育、婚姻、丧葬之俗、医药、娱乐）、宗教、语言、土司等部分描述。通俗简明，但有些地方过于简约，对宗教、语言和土司的记述如是。李中定的《康南八县纪要》〔41〕可以算是巴安、白玉、得荣、义敦、理化、雅江、稻城、定乡八县的人文地理简志梗概。戴新三的《日喀则鸟瞰》〔42〕叙述了日喀则地区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疆域沿革、地势气候、政治机构（日喀则宗、扎什伦布寺）、宗教信仰、居民生活、物产经济、交通运输（大路、水运）等诸方面。李亦人的《西康之地理》〔43〕专门叙述西康地区的地理概况，简明扼要；刘恩兰在理番进行实地调查后，曾经发表过有关理番地方的文章多篇，其中《理番地理概况》〔44〕清晰明了地勾勒了理番地区地理概貌。 潘荣中的《玉树概况》〔45〕张其昀等的《青海人文地理志》、〔46〕蒙昭藩的《青海省地理志》、〔47〕远人的《青海概况》、〔48〕倪锴的《果洛之概况》〔49〕等都是专述青海或青海境内某藏族地区人文地理的简志。慕少堂的《甘宁青疆域沿革考》则专门探讨甘宁青三省疆域的发展和变化沿革，给人们展示了较为清晰的脉络。甘肃藏区，人们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拉卜楞：这方面人文地理学家李式金的著述最多，其中《拉卜楞之地文志略》〔50〕和《拉卜楞在西北地位的重要性》〔51〕较为重要：前者是关于拉卜楞地区通论性的简明地理志，首先分析了拉卜楞、保拉寺、欧拉牧地等处的气候条件与季节变化，然后分草地地形、少年山地、少年河谷、阶段地形、扇状地形及冲积地之混合地形几节记述了这些地区的地形概貌，最后描述了主要的山脉与河流，即白石山脉、西倾山脉和黄河；后者是作者《拉卜楞》一书的自序。文中作者对其能在河曲地区调查和后来在甘、青、康、滇诸省调查的前后因缘作了一番叙述，然后说明其撰《拉卜楞》一书是因为该地之诸多重要性：一、拉卜楞是西北的一个喇嘛教中心；二、拉卜楞是一个汉藏贸易要地；三、拉卜楞是沟通汉藏文化的纽带；四、拉卜楞在四不管地带中政治力量较大。随后分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来分析了拉卜楞的问题和将来的展望，其中经济方面谈及了农林牧业、矿产业、交通等，政治方面讨论了河曲是否应该设立特立区的问题和内外界线问题，社会方面涉及了人口调查、种族健康以及宗教等问题。何正璜的《东方的梵蒂冈——拉卜楞》〔52〕专为纪念嘉木样五世而作，实际上是作者巡礼拉卜楞寺的一篇纪游，但其中涉及了拉卜楞的政治、宗教、史地、习俗等各个方面。河曲地区，位于甘青康川四省之间，由于黄河奔流而来，并在此地转一大湾，是故有“河曲”之称，这里是黄河流域一块地高气寒、水草丰美、人口稀少的牧区。这一地区主要居民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故而藏学研究往往对此无比青睐，著述很多。本时期，贡曲哲喜的《河曲藏区概况小志》〔53〕和李式金的《河曲——中国一极有希望之牧区》〔54〕都是关于该地区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章，前者是通论性的简志，后者则专门从畜牧角度描述了河曲地区的地理环境、牧民分布、放牧情况、草原状况，等等。 与藏学相关的综论性地学著述还有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地学系教授王谟的《中央亚细亚概况》，〔55〕此文的第四部分“西藏青海”分南部西藏、北部西藏、西康地方、青海地方四小节专述藏区的地理概貌；石荣（本字无法显示‘日+章’）的《哲孟雄志略《〔56〕是有关我国西藏邻邦——哲孟雄的历史地理沿革小志。作者根据有关史料著述，择有关哲孟雄经过故实之材料，撰成此文，以为“研究边务者之一助”，文中对英帝国主义如何霸占该国、进逼我国西藏等史实叙述较详。 （2）译述 由于特定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对于藏区，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实地考察、探险和旅游，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落后于外国人。外国人无论是考察人数、考察范围、考察深度以及考察成果，都是国人自叹不如的。当我们着手于这方面的研究时，除了翻检有限的文献典籍之外，不得不更加重视参考洋人用现代叙事方法较为科学地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的大量著述，不得不特别重视翻译介绍这方面的文字。因此，本时期中国发表的关于藏区人文地理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作品。 翻译作品中探险游记占了较大的比重，大约有十种左右。其中英国人约翰·怀特（John Claude White）的《拉萨游记》、〔57〕法国女士大卫·奈尔（Alexander David－Neel）的《藏游历险记》、〔58〕日本探险家内田宽一的《西藏探险秘史》、〔59〕英国人麦克皋温（今译麦克戈德温）的《乔装到拉萨人》、〔60〕英国人泰克曼（Teichman，又译台克满）的《西藏东部旅行记》、〔61〕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西藏》、〔62〕英国人杨哈斯班（一般译为荣赫鹏）的《帕米尔游记》〔63〕等最有影响。上述大部分都是探险著作的书译或全译。关于喜马拉雅最高峰的探险方面，也有好几篇译文，比如张星烺的译文《罗布卓尔及最先发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问题》、〔64〕绛央尼马的译文《英人探险埃非尔上峰记》〔65〕等。不仅如此，学者们在译介的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比如藏族学者绛央尼马的《埃非尔士峰的名称问题》。〔66〕 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除了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931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上发表的《现在西藏在亚洲之地位》（长君译）之外，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史蒂文森（Paul Huston Stevenson）的《西康人文地理述略》。〔67〕此文作者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职，深入西南内地考察，体察真实。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大多为“政治风俗的记载，少有山川地形实地的考察，至于地质气象人类诸方面的系统工作，更少有人谈及”，〔68〕而此文则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入手，在川康交界一带的考察过程中记录和描述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汉人、汉人耕种区域、部落民族、独立倮倮、倮倮起源问题、石器时代文化、各种原始语言、社会及心理原素、西番、打箭炉、“Chinese”——一个文化上的名词。文章虽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于我们研究藏区人文地理，自然会有某种启迪。日本渡边万次郎的《西藏地势与气候》〔69〕分析了西藏地势与当地气候状况之关系等。 上述都是在1937年以前的译述。正如上文所说，1937年以后，由于特定历史及条件的原因，中国学者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高质量调查报告、学术论文或鲜活生动的纪游作品，于是对“舶来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小，翻译文章为数寥寥：其中李哲生译法国古纯仁（Francois Gore）著述发表于《康藏研究》多篇文章〔70〕也值得注意。英国贾卜门（F.Spencer Chapman）著、彭国元译的《拉萨的素描》〔71〕（未完）是《拉萨圣城记》（Lhasa The Holy City）一书的节译（两章），此书被认为是继贝尔《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之后的又一部西藏史地方面的巨著。张镇国、杨华明也节译了法国古德诺（Francois Gore）著的《旅居藏边三十年》（1～5）〔72〕发表。其他译文还有高泳源的译文《由中亚谈到中国历史地理》、〔73〕丁驌节译的《夥尔巴人及其居处》〔74〕等。可以剪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