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一、引言人是意识能动的主体，是实践的存在。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各种条件，从而实现自己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的媒体也应该体现人的真正存在，媒体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是指媒体的行为不受外在力量的强迫压制，出于本心而采取的行动。自由精神是媒体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自由出版物的实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应用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梁启超也曾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媒体自由理念的形成，是和人的本质相吻合的。媒体自由，体现了媒体工作者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内在于自由理念之中的价值合理性与伦理道德责任渐被人们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价值渐备受推崇。在当今社会转型阶段，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媒体，忘记甚至抛弃自身的伦理道德责任，背离了真实的媒体自由，由此新闻伦理道德的命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重申媒体自由的伦理意蕴，重构真正的媒体自由。二、媒体自由失范表现媒体自由，象征着媒体主体独立地位的获得。鉴于此，任一媒体都要“自由地、平等地、公开地和无所畏惧地服务于全体人民”，但是媒体组织及工作者，不能假借“自由”名义来侵犯被报道者的权益。时下，某些媒体组织及人士为经济利益所诱惑、征服、驱使，背弃自由的初衷，媒体自由已经不再坚持原真意义上的自由价值取向，已经出现失范现象。1．人生价值观引导背离在市场理念的指导下，媒体自由迅速扩张，其价值导向也出现背离现象。无所顾忌地追求“娱乐化”、“刺激性”，追求把新闻事件做得所谓“好玩”的倾向。有舆论导向功能的媒体应该引导人们关注并反思社会现实问题，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端正人生目的，积极探寻人生价值，这样媒体在价值导向上才避免走向媚俗与庸俗。媒体在自由理念的这一外衣下，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媒体，成了一个只能满足受众感官刺激的工具，缺乏思想内涵与审美品位，“真、善、美”从精神家园的高峰堕落为看得见的感官刺激享受。再有，刺激、好玩的信息也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珀杜大学研究生格伦·斯帕克斯也认为，电视暴力使社会失调，尤其是儿童中的失调成为可能。霍勒斯·格里利撰文批评传媒娱乐化的反面教化：“《便士报》热衷于蛰伏在社会内部恶魔般的欲望煽动点火，他们也许不会被指责犯有谋杀罪。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犯了制造谋杀者这种更恶劣的罪行。”一些媒体逐渐失去了道义评判能力及社会责任感，因此饱受社会批评。有的媒体打着“受众有这个需求”的招牌，为所欲为，以此做文章来招徕受众，吸引眼球，提高关注度和收视率，很不道德。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失去了同情心、责任心、道德心，让有良知、有道德责任感的民众很是反感。其实，“一个职业化组织，当然是以为公众服务为趋向。这种‘服务’，不能以专门组织自己利益为基础，但也不是自己的‘顾客’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是基于他们的需要。”伦理道德要求媒体对受众合情合理的需求要满足，不合情不合理的需求绝不能迎合，还要做好批评和引导的工作。所以，媒体应本着为民众负责的态度，绝不能忽视它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对于新闻机构和从业者，要记住的是，对媒体职业要有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和合乎伦理的媒体事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事业。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媒体工作者既要有对职业的忠诚度，也要有提高的自身素养自觉强化新闻伦理道德的理念，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伦理选择对社会、对他人、对受众的重要意义所在。2．媒体权力营私自由的媒体是民意和官方的双向代言人，可以代表民意说话，也可以代表政府发言，媒体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使得媒体具有非常大的话语权，为此需要有效监督，否则可能变成一种腐败权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某些媒体机构及从业者把媒体当成他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于是以公共话语权寻租的活动也出现了。(1)商业广告盛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媒体被推向市场，于是许多媒体认为自己面临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两难抉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媒体在运营方式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商业化取向，这也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是某些媒体的做法值得商榷，比如商业广告的盛行。商业广告是广告主支付给媒体一定数额的金钱，为达到招揽大众、吸引大众的目的，或提高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或扩大自己品牌的影响力，借助依附媒体以吸引尽可能多地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的产品。可以说商业广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电视剧中插播，在某一档节目中插播，尤其是收视率高的节目或作品之中广告更是泛滥成灾，在商业广告中，广告主对某些特定时段的节目编排有很强的影响力。“商业广告的大显身手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找好了买主，顺利实现了收大于支的经济循环”。媒体为了巨额的广告费，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甘愿去媚俗，甚至造假，比如前段时间某些卫视为某品牌瘦身机做宣传，瘦身机通过甩掉身上多余脂肪，从而达到瘦身效果，后经专家证实瘦身机瘦身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可能会给消费者造成身体伤害。(2)虚假新闻不断伴随着媒体逐渐走向市场，有偿新闻、甚至虚假新闻也应运而生。目前有偿新闻的主要表现是电台、电视台将时段或报纸，杂志将版面按照行业标准核算成具体数额与个人或组织集团进行交易。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媒体工作者收受了他人钱财唱赞歌编写虚假报道的事情，或者以曝光对他人不利的真相要挟勒索钱财，得逞后便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虚假新闻，表现形式为与事实严重不符，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其本质是一种肮脏的钱权交易，是媒体话语权与他人利益的一种交换。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新闻伦理道德的严重缺失，已不是他个人的问题，由于媒体的影响力之大，对社会、对他人、对受众会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鉴于此，媒体工作人员要把好传播新闻信息时的伦理道德“关”，由此媒体从业人员“新闻伦理道德”的养成教育问题也进入有识之士的视线，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滥用自由权利，为话语权力寻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抛弃了自由理念所赋予的道德责任，无形中也侵害了广大受众的利益，这社会上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应当说这是媒体自由进步的副作用。殊不知，媒体的这种话语权来源于民众，这一桂冠是民众授予的，是民众把自己的知情权、说话权等集中起来，交付给媒体。鉴于此，媒体更应有以事实为根据来说话，遵守诚信原则，表达代言民意、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3．人文关怀失位新闻媒体在“人文关怀”正日渐向“受众本位”回归的这一过程中，滑向了媚俗的边缘。在媒体眼中，重要的不是人们的心理状况、行为处境及价值取向引起的社会反思，而是事件本身可能带来可以炒作的猛料，以提高点击率或收视率或关注度。炒作、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这也增加了群众对媒体的不满意度。在过度的不着边际的炒作、恶搞中，相当一部分媒体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及对人应有的尊重与关心。媒体声称张扬人文关怀，但又总在自觉不自觉中伤害了许多善良、无助和受害的人。媒体过于关注和满足大众需求，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与弱势化。所以，对于大众媒体而言，真正的人文关怀不仅是以受众为本位，而更应当以对受众，尤其是社会的困难群体、边缘群体的人生终极关怀为最终目的，这是真正的媒体自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应然内涵。三、媒体自由理念重构实际上媒体自由是有伦理的限度的。但现实社会中的媒体自由已经背离它的最初价值意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鉴于此，需要重构媒体自由理念。1．客观原则任何时候，客观是媒体机构及工作者坚持的首要伦理原则，也是媒体的生命所在。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客观，即是实事求是。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说：“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管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当今社会，媒体故意歪曲事实甚至隐瞒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李大钊曾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所以在新闻报道方面，严格说来媒体组织与媒体从业者都必须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近几年，每年都评出“十大假新闻”，可见“虚假”性的严重程度。“虚假新闻”的存在，不仅是新闻界之耻，更是整个社会之辱，损害了新闻的基本价值与信誉。著名人士克伊尔安说：“新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载体。假定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时施加其基本的价值预判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将成为由各种不同的术语重新描述的作品。因此，为了压过其他媒体以确保独家报道而寻求某种对消息的‘合理的更正’是毫无意义的。”从媒体伦理的角度而言，它要求工作者必须学会发现真相、还原真相。可以看出，客观公正报道事实与有偿虚假报道，本质上是势不两立不相容的。但是这一原则的坚持，这关键取决于媒体机构及媒体工作者的道德抉择，因此，媒体机构及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愈发显得重要。2．正义原则“正义”是一个复合词，是由“正直”与“义气”两词组合而成。“正义”是华夏文化流传千载不衰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传统认为正直是为人必备之本，义气是为人必守之节。正义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是相对邪恶而言的，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能否秉持正义和公道，是媒体能否获得支持的关键所在，也是媒体的又一原则，。媒体应当充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社会舆论的工具。马克思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揭发招摇撞的职责，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媒体要发挥自己的“手术刀”功能，勇敢地时时解剖社会疮痂，以捍卫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为人类的和谐幸福追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3．仁爱原则孔子首倡“仁者爱人”，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这一思想，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强调“不忍人”的恻隐之心是一个正常社会人所当具有的德性与品行，当然对于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而言，这更是他们做人的道德准则。媒体追求自由，但是也有边界，所以任何媒体机构不能以“自由”的名义侵犯被报道者的权益，比如对于公众人物也要手下留情，给予他们一定的私人空间，要掌握适度原则，不要侵犯隐私。某明星夫妇之女先天性唇腭裂，部分不良媒体争相高价购买该女囡的照片，有些网站甚至用其他同病女婴的照片以假乱真，来提高自己的点击率，媒体的这种行为根本无恻隐可言，无仁爱可言，深深地刺痛了做父母的心。再如在报道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要保护他们的隐私，维护他们的尊严，不能以自由名义无视被报道者的自尊，侵犯被报道者的利益，也不能含沙射影。比如曾有过媒体记者对于一个举报者做采访报道，本来答应被采访者不会泄露其任何信息，谁知采访稿见诸报端之后，被采访者的姓名、住址一应俱全，结果被采访者为了逃避打击报复，只能背井离乡，一家人过着离散不能团圆的日子。媒体的初衷本是要揭露非法和黑暗、保护弱者的，结果适得其反，伤害了被报道者。所以要对某些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进行道德教育，通过外在的教化和自身道德的自觉与修养等培育媒体的仁爱思想。4．诚信原则“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人十分重视诚信问题，视诚信为自己的生命，认为诚信乃立身之本、立人之本、立国之本。* 的老师顾毓琇于96岁高龄时在美国华盛顿饭店赠言朱镕基：“智者不惑，勇者无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诚者有信”之外三句分别参见《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顾老活学活用《论语》，添此一句，足见前贤于“诚信”寄望后生之重。诚信是伦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媒体，诚信乃媒体立身之本，没有诚信，也就无所谓媒体伦理。诚实守信既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自身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时下，不少媒体有背离诚信原则的报导，或故意夸大或缩小或隐瞒事实或歪曲事实的新闻事件，或非故意导致报道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的例子，甚至断章取义、胡拼乱凑的人物专访稿。诚信作为媒体工作者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有下列要求：第一，要以诚实的精神，向大众传播真实的新闻事实，以诚实态度面对所采访的人物、事件，有些采访对象出于对媒体的信任和敬仰，向媒体人士提供信息，但要求不要见诸报道，但是媒体人士不顾采访对象的感受，依然我行我素地进行报道，深深地刺伤了采访对象；第二，要以诚信的品质呈现给受众喜欢的高质量的情节内容和高尚的精神产品，从而获得受众认可以提升形象价值；第三，创造精神产品的媒体与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需要建立起一种诚信度较高的契约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揭露事实真相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媒体工作者为了取得第一手的新闻资料，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如很多矿难的报道，也是通过媒体工作者的真实报道，让公众知晓的。这样的报道，既体现着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他们诚信原则的体现，有助于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建设。总之，现实中不乏道德情操高尚的媒体工作者，但面对不断的经济诱惑，原来坚定的道德信念防线渐被冲垮。因此客观、正义、仁爱、诚信四原则，作为媒体从业者的个体自律有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健全的行业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发挥强制约束功能。因此，在对待媒体自由变质的这一问题上，德性的力量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行业法规、法律法规才具有真正的规范作用。四、结语健全的道德人格，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媒体从业者最起码的入门资格。1904年普利策在《北美评论》上撰文指出：报人应怀抱崇高的理想，并负有急公好义的使命，对本身所触及的问题具有准确的知识和最真挚的道德责任感，以造福大众为目的，不应屈从于商业利益或任何个人权力。汕头大学胡兴荣教授给予很高的评价：“本文的立论立足于报业的社会功能，强调了报人的社会责任，被誉为新闻伦理的奠基之作。”凸显了媒体自由伦理中的社会责任，强调了媒体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媒体工作者要行使好党和人民给予的“传播权”，发挥好自己的放大作用，媒体工作者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精神情操和道德修养，这才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受众的最终认可。媒体自由是其正当的权利，但是媒体也要注意自由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媒体在追求所谓的自由时应当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媒体对自己应有一个正确的社会定位，即客观、正义、仁爱、诚信，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媒体自由，才是媒体所真正追求的自由。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年亚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摘 要：本文从青年亚文化受不同时代媒体类型变迁影响关系入手，揭示青年亚文化即便具有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但与媒体的变迁也有深刻的文化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同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各自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和多义倾向。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媒体特征;话语权;新媒体;多义性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发布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发布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发布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主权。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快感。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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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亨利・詹金斯.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G]//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2013年中国网民属性分析[EB/OL].[2015-02-05].

青年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

【摘 要】本文以周杰伦为例探讨青年亚文化中的青春偶像崇拜现象，认为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青春偶像 偶像崇拜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属一般发生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中、以青年为文化主题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青春偶像崇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偶像崇拜是与自我反叛意识矛盾的，但在青年亚文化运动中，正是从自我反叛运动中培养了青春偶像崇拜的社会心态。

21世纪以来的华语乐坛，出现了这样一位歌手，他的音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粉丝数量成千上万，他的言行举止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模仿的对象，甚至他的歌词会被选入考试题、成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很显然，这个人已经超出一个简单的流行歌手的范畴。如今他已出道12年，可以说他已经成为E时代的一个精神偶像，成为众多青年青春岁月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就是周杰伦。以他为例来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青春偶像崇拜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

偶像崇拜活动自古就有，然而在传统的偶像崇拜活动中，偶像更多的处于一种虚拟的，存在于绘画、雕塑等传统造型艺术形式，具有超现实性与超生活性，通常情况下他向崇拜者表现出神圣而完满的神性光辉，而其影响方式也多为精神上与人格化对崇拜者的感化。然而青春偶像崇拜则大大不同。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主导文化的抵抗。

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鼓励个人从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这个社会鼓励张扬个性，但却没有给渴望张扬个性的青少年们更多的支持，使这一代青年人成为不同于父母那一辈人的缺乏信仰的无依无靠的精神漂泊者与孤独者。80、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社会的偶像与信仰嗤之以鼻，不愿被所谓的“主义”、“路线”等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束缚，他们热爱自由、热爱青春、热爱享受、热爱娱乐，却缺少了支持这些新观念的精神支柱。

于是，演艺明星、粉丝文化、青春偶像等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青少年人群中的风潮。而周杰伦作为2000年出道的一个具有强烈个性与反叛精神的歌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成为了“80后”与“90后”的精神偶像。当懵懂的青少年们一方面处于青春的叛逆期，渴望打破传统与教条，张扬自我，享受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中应试教育的枯燥与无聊，父母的管教与监督、期望与督促，这就使他们普遍有幻想与标新立异的念头。

他们去听90年代的流行音乐，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情脉脉，只感到充斥于乐坛的千篇一律“情感歌曲”的无聊与媚俗。然而这时候在台湾出来这样一位年轻人，他与青少年们年龄相仿，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充满着幻想与个性。他的歌曲很多是在当时华语乐坛还很新潮的节奏布鲁斯曲风，他的咬字模糊不清却别有一番风味，更令人欢喜的是他的音乐题材突破了传统深情的港式情歌，题材既有浪漫青春歌曲，例如《简单爱》、《晴天》、《七里香》，又有异域风情的抒情歌曲，例如《爱在西元前》、《夜曲》;既有以反映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歌曲，例如《爸，我回来了》、《爷爷泡的茶》、《外婆》，又有反映社会问题或具有深度思考的快节奏饶舌，例如《止战之殇》、《以父之名》、《梯田》;既有描述幻想世界的快歌，例如《半兽人》、《忍者》、《双节棍》，也有纯抒情性的钢琴伴奏的歌曲，例如《黑色幽默》、《安静》、《搁浅》。这些歌曲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的轰动效应，华语乐坛彻底被这个年轻人给颠覆了，它不仅凭着这些歌曲赢得无数粉丝，更引发华语乐坛的变革，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新的篇章。

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叛逆的向传统文化具有挑衅色彩与颠覆意图的非主流文化，是青少年们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抵抗。新时代的青少年们渴望青春与自由，反感现实社会的压抑与教条，不满于父母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内心深处不愿意走入成人世界中的勾心斗角与追名逐利，他们渴望永远活在幻想世界的单纯与无拘无束，渴望自己个性的棱角不被世俗所磨平，所以他们的青春偶像与传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是当传统主流文化面对青年亚文化时符号层面的抵抗时，这些老谋深算、老练世故的商人、学者们当然有其应对的方法。他们将这种对传统的侵蚀和对神圣秩序和体制的削弱的亚文化进行收编，其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收编与商业收编。

所谓意识形态收编，是指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抨击，引发了社会中的“道德恐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传媒将亚文化风格进行了妖魔化、庸俗化和琐碎化的处理，又把亚文化风格纳入到了自己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联系周杰伦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伴随着无数青少年争相崇拜模仿的是巨大的争议与批评声，然而12年过去了，周杰伦刚出道时非主流的音乐如今却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音乐，这些年间无数和周杰伦有相似特点的歌手活跃于歌坛，而周杰伦自己的音乐却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颠覆性。也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许是娱乐圈多年的浸染，如今的周杰伦早已不同于当时的周杰伦，现在的他唱歌口齿越发的清楚，中国风更是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认同，没有这一层次的转变，周杰伦只能永远当一个青春偶像而被时代淘汰，只有向主流文化靠近，他才真正能坐稳天王的位置，然而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再听他现在的歌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流文化把周杰伦和我们身上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我们和自己的偶像最终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成功收编了。

主流文化收编青年亚文化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商业收编。

当亚文化群体产生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方式，这些风格很快就被流行市场“收集”，以用于交易和商业开发。通过市场收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不再是颠覆性的，而是“被重新向支配意识形态靠拢”，亚文化风格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而亚文化本身首先关注的也是消费层面。亚文化一方面批判商品社会的庸俗与乏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商品的载体来传递文化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商品的剥削与亚文化的原创性划出界限来分离，亚文化崭新风格的包装与传播无可避免的要与商品的生产、包装、营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亚文化的颠覆与反叛的力量就逐渐被削弱，这就是商业的收编。周杰伦12年的音乐路程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理论。

当他刚出道时，无论形象还是作品无疑都是非主流的、颠覆性的，具有很强个性色彩与独立风格，又因为自身才华横溢加上作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追捧，非主流的音乐逐渐的引领了新的潮流变成了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娱乐圈的浸染与媒体舆论的影响，当然也有周杰伦自身选择的原因，他的音乐作品由当年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逐渐向商业化、主流大众化的方向变去，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

独立音乐人不依靠商业炒作即使能受到欢迎也很难长时间流行，而周杰伦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却不得不考虑更多商业的因素，特别是当他自己当老板后，要考虑自己员工的收益，就更要向商业化的音乐迈进;同时，广告代言的增多、做音乐卖唱片不赚钱都使得这个当年一心躲在录音棚里写歌的音乐奇才开始一步步远离音乐人这个身份，开始向一个娱乐明星、电影明星、广告宠儿的身份转变。周杰伦对音乐的热爱终究抵不过大众传媒、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侵蚀，他现在的专辑歌曲俨然已经没有以前的创造力与革新力，变得更加的口水化与主流化，曾经一张专辑首首主打的音乐天才如今只能偶尔写出那么一两首好歌了。

而他的歌迷们也长大了，从单纯的学生时代走向复杂、世俗的社会，他们不会再为哪个明星偶像而疯狂，生活上的压力使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青年们曾经的叛逆也被时间和现实社会所改变，他们最终还是得面对现实，走上工作岗位，曾经的青年亚文化主体们最后还是拼命忙着挣钱，过着不同于理想世界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生活。

当曾经的青春偶像与青年们逐渐成长与成熟，青年亚文化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而成长后这些青年人们最终会变成社会的主流人士，当他们的下一代又有了新的亚文化和新的叛逆的青春偶像时，他们也会无法接受，这就是年龄代沟的形成。对于青春偶像崇拜，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它，青春偶像崇拜是当代文化生活基本矛盾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必然产生并存在下去的道理。成年人不必过分担忧亚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青少年也不能沉迷于追星等活动中荒废学业。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人一辈子最美好的与最难忘的回忆，而一个人青春时期的偶像、青春回忆的符号，比如周杰伦，他的音乐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样一位文化偶像，虽然无法超越时代也没办法避免被取代的命运，但是他却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被人们所记住。当80、90后人到中年时，还是会想起和怀念年轻时哼唱的那些歌曲以及追过的那些偶像，那时流行便成为了经典。

参考文献

①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我的父母来自于农村。他们的一生很平凡，没有享过多少福，因家庭条件的原因，早年就退学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外人眼里，他们是那样平凡，可在我心中，父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爱他们，就像他们爱我一样。我的母亲在木匠家帮他们打磨家具，每天早晨7：10就去上班，一直干到中午12：00回家，下午1：00再去，傍晚7：00才回来。天天打磨家具时间长了手就裂纹了，看到妈妈的手，我的心就像针扎似的痛。我的父亲在一家印发厂干活，爸爸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不敢休息，看到爸爸疲惫的身影，我的眼中就总有泪花在闪烁。就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报答父母的方法。1，在父母烦躁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唱唱歌跳跳舞2，在父母工作完回家后为他们打一盆洗脚水为他们洗洗脚3，在父母无聊的时候为他们讲讲笑话4，把零花钱攒着到父母亲的节日时为他们买一份礼物5，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以上这五条是我目前想到报答父母亲的方法。岁月不等人。我长一岁，父母就老一岁。父母真的十分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时间趁早报答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