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美学”> 至此,本文完成了对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讨论:1)导演通过何种电影语言建构其意义? 2)影片能否与“法西斯美学”划上等号——“法西斯美学”提醒我们考虑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电影美学的关系。在电影叙事的视角下,我们看到《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共同达成了一种化学效应:倾向性鲜明的影像叙事成为无可辩驳的“罪证”,作品建构的意义——为第三帝国摇旗呐喊——在社会历史语境下尤其鲜明。在这个层面上,里芬斯塔尔的影片的确符合“法西斯美学”的第一层含义——用艺术的美粉饰纳粹意识形态。我们又看到,里芬斯塔尔颠覆了记录片的艺术传统,而把《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升华到了一个当时德国电影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她唯美的电影技巧——通过剪辑和叙述(时间)的设置、情节组合模式,赋予了影片无穷的艺术美。这些艺术表现形式体现的不是“法西斯美学”,而是当时众多电影大家奉若真理的电影蒙太奇技巧。基于艺术层面的分析,无法达成法西斯美学的第二层含义——包含纳粹意识形态的电影美学。两部电影最重要的艺术技巧并不能与“法西斯美学”完全划上等号。唯一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唯美的艺术的构建过程,的确再现了法西斯的宣传思想。大量剪接的镜头语言,本来就具有政治意味,而不仅仅独立于艺术的需要;她的镜头处理再现了纳粹意识形态对个人意志的教化,而她的作品也在当时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历史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历史是文化地建构的。在建构的过程中,一些东西被包含进来,一些东西则被排除出去。里芬斯塔尔的影片实际上再现了一段历史被建构的过程。同样的,观看总是文化化了的观看。我们用文化建构起来的方式观看一部电影,因此“看到”了什么东西也不能被简单固定下来。我们看到里芬斯塔尔影片的种种群情激昂的场景,会联想到背后相当多的社会知识,这些知识可能包括电影技术(如果是电影工作者的话);也可能包括对真实历史的记忆(作为当时的德国民众);也可能包括对导演的历史批判(如桑塔格这样的评论家)……因此,我们对里芬斯塔尔作品的认识不会仅仅停留在“法西斯美学”之上。一方面,“法西斯美学”是一个相对特定的概念,并不能简单地与普适意义上的电影美学联系起来;它更多地成为了评价里芬斯塔尔作品的专名词,而非一个美学概念,换言之,“法西斯美学”能否成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法西斯美学”虽然始终提醒着我们艺术与政治的关联,而文化建构论告诉我们,意义的生产是一系列经济运作的结果,经由再现的过程,随着语境、用法、历史境遇的变化而流动。“法西斯美学”不应是铁板一块的概念,文化建构论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阐释里芬斯塔尔的窗户,意义的流动给予我们更广阔的空间去思考其作品。基于里芬斯塔尔《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本论文对影片的种种运作乃至对“法西斯美学”的探讨,并不意在推翻前人观点,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思考和反省。本文希望可以从文化建构角度丰富里芬斯塔尔电影批评的视角,拓宽导演及其作品的阐释空间,同时希望能够以此文稍稍丰富国内对里芬斯塔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