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力保障问题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 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原因、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 键 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一个不同于而又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其原因 （一）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i]。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最新调研显示，在“五大社会保险”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此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而生育保险农民工也基本未参加[ii]。 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 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许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一些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如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以享受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这就很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主客两大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同时一些政府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从农民工的真正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规定，层层向企业安排，许多地方政府把养老、失业、医疗三险“捆绑”推行，由于农民工的缴费能力较低，导致参保率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业雇主对农民工缺乏自觉保护意识，认为支付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加大了企业成本，这就导致他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应付的行为。最后，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和市民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二元结构所折射的二元社区导致他们在收入、保障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悬殊。其次，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及流动性强的特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并且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于是导致农民工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起来无非是从社会整体和农民工个体两个大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概括：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可能放弃土地保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就可以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市场来运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一个对所有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具有一个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加大农民工对自身投资的力度，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适时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保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对我国新型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 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而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为缓解“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体现社会的公正性，体现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改变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失衡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 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这一战略目标才会顺利实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衔接，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进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战略实现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城乡的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需求；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群体的需要。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就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确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虽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全部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为农民工建立初步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并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雇主、企业和农民工等社会资源，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理应将其摒弃。 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治条件也是具备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写入《宪法》，而农民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与市民一样享有对

[法学]《劳动合同法》中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困境及对策 中文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尽管《劳动合同法》确立了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其享有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权利，但是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仍时常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合同法》在执法过程中的失灵，也极有可能因权利无法得到实现而引发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实现农民工权益显得日益迫切。本文试图以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例，揭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农民工的权利实现现状，并对导致该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社会层面和法律层面，如农民工的“城市化”，最终实现农民工的权益。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农民工；权利；城市化目 录中文摘要 IABSTRACT II一、《劳动合同法》中的农民工权益实效分析——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例 1二、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现实意义 2（一）保障《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实现 2（二）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 3（三）避免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 3三、《劳动合同法》的实效困境分析 4（一）农民工自身的特殊社会属性 4（二）企业的法律规避 6四、“城市化”与农民工权益之实现 6（一）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 6（二）“城市化”的法律保障 8参考文献 10致谢 1111698字

简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所谓农民工权益，是指暂时或长期离开农村土地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身份或户籍仍是农民的劳动者,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等基本权利及其依法获得的利益。农民工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宪法确认并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作为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权利。二是农民工作为城镇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还应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权益。因此，以公民基本权利和劳动者的劳动权为核心，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根本出发点。一、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2、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3、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4、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路径选择与机制完善第一方面：立法保护——加快制度创新。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农民进城的一道门槛，户籍世袭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要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通盘考虑，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如以居住地登记制度或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等，清理针对农民在城镇就业、上学、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让农民逐步融入城市。其次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现行《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一些规定相当笼统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有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具体的劳动立法中加以细化。其中如下几方面迫切需要解决：一是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禁止包括劳动力城乡歧视在内的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二是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强化农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三是抓紧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四是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第二方面：执法保护——制约行政权力。要确立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制度。我国法律对行政权力制约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滥用行政权力，行政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工权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因此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要加强劳动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配备和支持，加强劳动处罚力度。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第三方面：司法保护——确立司法特护制度。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借鉴国外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的做法，设立由专业法官和兼职法官组成的特别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按照特殊的劳动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律关系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劳动关系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并不恰当。建立专门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专门化程度。同时加快案件审理的节奏，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逐步建立相关案件的快速裁判机制。规定较为特殊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不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在现有的诉讼制度基础上制定特殊的规则。第一，改变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制度，建立类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制度，以便节约成本，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第二，扩大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重在各种资源上均占优势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第三，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以法定方式明确规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改由判决时由败诉方一并承担。尽量降低农民工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从而降低诉讼成本，使农民工能够切实、方便、快捷、经济地获取公正的司法保护。搭建法律援助通道。解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第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给农民工更多的事前法律援助。第二，政府要为农民工维权提供财力保障。第三，建立公益基金等民间慈善团体。通过广泛的社会捐助，解决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第四，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受理农民工的申请，支持农民工权益的司法救济行为。第四方面：组织保护——完善维权组织。在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必须增加农民工的自治组织和博弈能力。首先是工会保护，由于工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合法组织机构，而农民工属于半工半农的身份，也由于他们的权益受损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可以试行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纳入工会组织的保护之下。同时修订现行《工会法》，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其次是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协会，从而实现农民工享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及其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农民工协会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资中按比例上交一部分经费，建立一个类似于消费者协会的民间组织，专门负责对本地区的农民工被侵权事件的咨询和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