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形势政策论文带文献

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篇2 浅析中国周边形势 摘要：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即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周边关系冲突矛盾共同发展战略安全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我国周边关系发展可具体分析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朝鲜半岛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二、日本 2009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7周年。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在发展中却有存在着许多隐患。人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三、美国 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回缩到我国北部方向，而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的影响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全方位性，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美国的影响在手段和方式上亦具有多样性，一是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二是发展同我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三是介入和干预地区热点问题和危机。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四、中亚 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9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7周年。17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中亚地区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冲击，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中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边境，自古以来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亚五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家，地理上位于大陆心脏地带，是大国政治势力和地区政治势力缓冲区和交汇区。在经济上，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 文化 上，中亚是伊斯兰文明，____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结合部。我国和中亚各国是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并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成为长期的政治、经济贸易伙伴，以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 五、俄罗斯 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我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 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动摇。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俄在对外政策上，其作为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实施欧亚并举的双头鹰外交。西部，把外交重点放在独联体地区，对欧盟签署“通往未来路线图协议”。 对美，虽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分歧，但短期之内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与对抗。在东方，则加强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方位关系，同时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政治走向合作的体现，为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六、南亚 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由来已久，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印度和马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 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端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逐步扩大，且中印双方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良好的周边华宁，共同利益将决定两国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则将会长期维持下去，两国关系将获得不断的发展。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七、东南亚 东南亚诸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依托于一个地区性的同盟。受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打击，海外市场缩小，外资流入减少，旅游业衰退，如何实现国内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成了东盟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东盟可以说是我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我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促进了东盟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新进展。 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我国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和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主权争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但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双方在经济上有竞争，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方的关系必将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密切，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八、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猜你喜欢： 1. 形势与政策论文3000字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1000字 3.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3000字 4.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梦 5.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交往范围不断扩大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三）重视经济外交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