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在线阅读2020

从《新青年》和“新青年”看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再认识摘要：中华大地死寂之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犹如一道春雷，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青年在这场运动中深受影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奋起反抗封建主义，破除礼教，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这是千年之未有的新变革、新局面。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 陈独秀 青年 思想启蒙20世纪初的中国，犹如一条从沉睡中苏醒的巨龙，在经历外国侵略者的无情残害和众多夭折的革命和运动之后，思想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剧变。在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告以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救国存亡的希望转向思想。“中华民国建立后封建腐旧思想仍然遍布中国，其原因之一是在于中国缺乏一次比较彻底的文化思想革命，如果不将这些封建腐旧思想洗刷干净，不但共和政体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一些先觉者认为：难以救国，其根本在于中国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欲图根本之救亡”[2]，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改变,过去被他国侵略的事实表明，封建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行不通了，封建制度国家终将面临亡国的危险，早期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引入中国，于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碰撞，先觉者们想通过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革其根本，改造中国国民，改变中国现状，而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青年占据主导地位，也受其影响最大，解放青年思想，让青年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投身于革命，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未来。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知识界处于混乱之中，不少知识分子在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后，在思想上发生极大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后，建立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因而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想要用西方的制度和思想改变中国沦为殖民地的现状。但仍有一批顽固保守派，出于自身利益和统治需要，想要复兴孔学，进行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让处在沉睡之中的国民尊崇先贤孔子，从而在思想上禁锢国民，达到统治当时带有奴性的国民的目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青年时遭受了封建礼教的毒害，对此深恶痛绝，自幼叛逆的他们，未向此屈服并发出了挑战，这也是几千年来第一批敢于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的人。至此，《新青年》创办，新文化运动正式爆发。当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之，《新青年》也从上海迁往了北京，并扎根于北大。《新青年》与北大完美结合,且《新青年》杂志和北大也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阵地。从晚清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极力想挽救中国，借助于他们的言论去激起国民奋起反抗。鉴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报纸期刊和杂志，是受众面较广的传播方式，也正因此，陈独秀将目光投向杂志和青年，以《新青年》为载体，选择易于改变同时也是统治阶级最为头疼的广大青年群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3]在这段陈独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以激昂热烈的文字展现了他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和希望的寄托。陈独秀决心以《新青年》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青年们的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激起青年学生们加入到革命之中去。《新青年》不仅教育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思想，而且在妇女问题、文艺研究、时事政治、国粹、国民性等方面展开讨论，这是在当时其他杂志上所没有的内容，既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而且在当时极大的开阔了中国青年的眼界和见识，各种思想在这个平台涌现。当时的在校学生，在《新青年》的引领之下，开始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强烈的抨击，包括对于儒学和几千年来的礼教，同时也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新青年》作为一个平台，让众多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此得以展示，并且，也成为当时的思想舆论中心。陈独秀想借助于《新青年》对中国青年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认为青年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早在陈独秀国外留学时，他已深知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难以自救，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和思想来改造中国，于是他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批判性思想带入中国，并想通过《新青年》将此思想在青年之中传播。之所以选择青年，我想，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青年本身思想容易改变，易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二是，统治者向来惧怕青年，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青年敢作敢为，叛逆心理强。三是未来青年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身于革命，毕竟欧洲四百多年的思想启蒙，才将社会体制完全变革。《新青年》出版之后，在北大销售一空，学生们纷纷开始阅读《新青年》，并积极踊跃地参与到《新青年》的发表和编辑之中，北大师生成为当时《新青年》的主要编者，与此同时蔡元培校长在此时的北大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新青年》与北大更是完美结合。新文化运动，不止在思想领域，同时也在文化领域。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也有人提出弃用汉字改用西方符号；而鲁迅则以白话文《狂人日记》强烈抨击封建礼教……他们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来自于封建纲常伦理和封建礼教，而长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使国民的思想和个性被压制，难以激起反抗。相应地，对青年们的影响也渗透到思想和文化领域，对至此以后的文化和思想发展开创了新的天地，同时，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上的先决条件。“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4]《新青年》提倡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健身强国，这对青年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精神和思想上不改变，难以健身强国，只靠蛮力是无法救国的，鲁迅弃医从文正是说明了这点：“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一丝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不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5]《新青年》的创办由陈独秀一人把持，从所选内容到出版，均带有“功利“心理，陈独秀出于创办初衷和对其作用的期望，将《新青年》的舆论中心和思想传播牢牢把控。《新青年》杂志上呈现的内容皆与陈独秀的思想密切相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的思想围绕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新青年》对当时青年的影响，可从后来产生的杰出革命领袖中看出：毛泽东曾说到：“《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者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8]，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也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不过后来看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之后，大受启发，于是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6][7]也可以从当时读者的回信看出：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致《新青年》的编辑的信：“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9]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它对当时青年的思想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青年们学会批判，学会思考，激起青年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以及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热情。即便新文化运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传播的思想本身，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弃扬关系，无可否认的是，它改造了当时青年的思想，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当时陷入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的一道曙光，开启了救国存亡的新高潮。注释：[1] 陈独秀：《旧思想和国体问题》[2]《中国近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3] 陈独秀：《敬告青年》[4] 二十八画生 .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1917，3 ( 2) .[5] 鲁迅 .呐喊自序［A］.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71.[6] 转引自美斯诺：《西行漫记》[7]《周恩来旅日日记》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编《周恩来传》[8]《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 。[9]《欢迎〈新声〉》[J]，《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3 号参考文献资料：1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2 刘纯《“大变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觉醒”》（2020年）3 陈国恩 《新文化运动百年纷争中的新旧矛盾与中西冲突》1000－114X ( 2020) 06－ 0148 － 124 沈祖炜《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5 《兰台世界》2013年九·月上旬：衡水学院法政系 任彤彤《陈独秀启蒙思想与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局限》6 《侨园论坛》：陈保中(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试论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2020.07 73页7 《未来传播》第27 卷 第5期 2020年10月：张连义《共和国家理想与《新青年》 的启蒙 》8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3卷 第6期 ：张宝明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舆论”还是“思想” : 作为启蒙文本的《新青年》研究》9 王 灵 《《新青年》杂志时代影响力的成因分析 》10 《学术专题（《新青年》百年纪念）》：张弘《新文化运动几个问题的理论反思》11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6月号：赵菲《论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以政治思想与文化主张为中心》12 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5日/第001版：田林《新文化运动百年：启蒙依然在路上》13 PPT第四讲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裴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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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市级图书馆2这是从别处看的，希望帮到你，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文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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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作者，是《新青年》杂志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之一，他们的品格条件所构成的信誉以及对问题的见解构成了《新青年》杂志的传播效果和它的领先性、专业性、权威性，而这些编辑作者本身也成了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和一代大师。《新青年》有一个强大有力的作者群。早期主要以陈独秀为中心（主撰人），周遭凝聚了如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陈嘏、李亦民、高语罕、谢无量、潘赞化等一大批热衷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鲁迅、沈尹默等一批北大教员，朱希祖、陈启修、马寅初、高君宇、张崧年、孙伏园等一批北大学生，还有全国各地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也聚集到杂志周围。中国革命史上的明星——陈独秀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中国历史上他也被称为“思想界……确认后请采纳

记得是 当年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停刊了，停刊之后就再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