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斌生于1944年的无锡,那一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适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的著名学者周贻白,看到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在国难之际降临人世,于是便在取名的时候费尽心思——华斌,意味着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中国人。幼年的周华斌在无锡、苏州等地的里弄里与母亲一起度过,繁忙到四处奔波的周贻白在当时声望卓著,既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教授,又是一位出色的“金牌编剧”与畅销书作家。家中的事务与孩子的培养,自然都落到他的贤妻杨玉女士的身上。待到1950年,周贻白才与欧阳予倩等学者一道,从香港辗转返回到北京,与周华斌母子团聚。但周华斌真来到北京生活、读书,却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情。幼年在苏南的文化熏陶,让周华斌具备了北方学者很难具备的儒雅之风。说话语速缓慢,待人诚恳平和。没有接触过他的人几乎都认为,周华斌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衣着考究的绅士学者,但是一旦接触他,就会知道他虽然“绅士”,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土绅士”,既不穿名牌,也不讲求享乐,那为何两种认识反差会如此之大?原因在于一张照片。“那是我在美国访问时的照片。”每当有人提及周教授是“美男子”,周华斌都会哈哈大笑,“那个时候还是八十年代初,出国都要穿西装,而且在美国剪头发太贵,我就把头发留着。当时办手续不是要登记照吗?我就去拍了一张照片。”周华斌不爱拍照,这张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片被他用到了自己专著的“个人简介”里面,于是他的书卖到什么地方,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就被传播到什么地方。周华斌之所以如此衣着普通,甚至不修边幅,是和他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大学毕业后,毛泽东主席号召学生们学工学农,“工人阶级”便成为了当时最时髦的职业,一腔热血的周华斌随即弃文从工,毅然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当中——他来到了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时的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待遇并不算最高的。但是周华斌勤勤恳恳、文笔又好,很快获得了六建领导的赏识,于是就被安排到宣传部门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周华斌在“六建”的同事可谓是“群星云集”,其中有闻名世界的华语作家北岛,以及日后做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刘敬民。但当时都是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为了革命理想而奉献着青春。建筑工地的生活既辛苦,又繁忙,周华斌养成了衣着随意、不修边幅的习惯,并且将这种习惯带到了日后的学术研究与大学课堂。周华斌对于自己这段经历觉得意义非常,“建筑工人做事情讲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吃饱穿暖有力气干活就行了,做学问也是如此。” 周华斌在建筑公司上最大的收获还在于,他自学成为了一名画家。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画院院长的王铭铭,曾是周华斌当年的“画友”,两人一同切磋画艺,周华斌的绘画功底,却是在六建画速写时锻炼出来的。因其美术造诣,北京市美术家协会还将他吸纳为会员,跻身专业画家领域。现在的周华斌,仍有出门背着美术画夹的习惯,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拿着画夹子,随手作画,北京的鸟巢、国家大剧院、水立方,都是他笔下的速写对象。周华斌的速写线条明快,透视感强,可谓风格独到、自成一家。如果沿着画家这条走下去,周华斌日后也会成为王铭铭、潘公凯或陈逸飞这样的美术大师,但他却在1977年的一个冬日,毅然选择子承父业,干起了戏剧史的研究。若是论其最大的原因,是因其父周贻白的逝世。周贻白,1900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做过戏剧演员,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国难当头之际,不满中国的戏剧史由日本人来写,于是愤然撰写了《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部专著,名噪一时,遂被复旦大学、无锡国专聘为教授。期间创作戏剧电影剧本、小说数百部,被誉为“金牌编剧”。1950年受爱国情节感召从香港回京,与欧阳予倩、田汉等学者创办中央戏剧学院。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77年含冤逝世。“我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搞戏剧史。”每当周华斌提到这段历史,都会热泪盈眶,“我父亲弄了一辈子戏剧史,直至他去世,他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搞戏剧史的。他去世后,我去周扬家里,告诉周扬我父亲的去世,周扬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家还有谁弄戏剧史吗’?”周贻白的逝世,对周华斌触动极大。在1977年的寒冷冬天,他第一次认识到父亲毕生所致力于研究的工作竟如此有意义、有价值。于是他开始一头扎入书房,将周贻白留下的资料悉心披阅,父亲熟悉的字迹、文字让周华斌觉得这不只是家族的荣誉,更是一个值得延续、传承的文化事业,困顿书斋数年,周华斌终于将周贻白的数部作品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中国戏剧史讲座》、《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与《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周华斌自己也了解到了相当多的戏剧史知识与学术观点,兼之平时耳濡目染,对于父亲的爱及怀念,对于一门事业的潜心热爱,终于在不惑之年成为了自成一家的戏剧史专家,并受聘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讲授中国戏曲史。期间在全国各大重要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拥有了较高的学术知名度。 《日落月上》是近年来周华斌出版的一部文集,所谓日落月上,指的是他刚刚从事戏剧史研究时,自己困顿教师公寓,白天上班,在日落月上的晚上开始阅读、创作的人生经历。直至现在,周华斌都习惯晚上写东西。朋友、学生们常常收到周老师凌晨三四点发来的电子邮件,都觉得非常愧疚,让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劳累到那么晚。“我习惯晚上写东西,安静,也没有谁打扰。”周华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影响到了身边很多同事、学生,“刚刚开始弄戏剧史那会儿,我晚上都睡的很晚,为了防止失眠就抽烟。”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是以培养广播电视领域的人才为主的一门专业性重点院校。建校五十余年,为我国广电事业培养人才数以万计。但是这所学校却不是一所戏剧专门院校。就我国戏剧专业而言,有重视话剧舞台的中央戏剧学院,也有重视西方戏剧的上海戏剧学院,更有以戏曲表演见长的中国戏曲学院,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对于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也较之北京广播学院而言,亦是起步早、成果多。周华斌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如何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所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院校开展戏剧戏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是他一直琢磨、一直思考的问题。戏剧,这门古老而又新颖的学科,是世界上最早的娱乐形式与艺术样式之一。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观众在台下观赏。这样的观演关系实际上与现在电影、电视甚至互联网无二。只是戏剧比后者更苛刻,戏剧讲求的是“在场传播”,即演员与观众之间消解掉了“第四堵墙”,两者可以互动,但演员不能出纰漏,否则就会被哄场。随着科技的发展,剪辑技术的提高,在后者中,演员的错误可以被“剪”掉,许多需要在台下苦练数十年的扑腾翻打,现在只需电脑鼠标动几下,演员就能腾云驾雾……无论怎么变,不还是“观演关系”吗?敏锐的周华斌迅速地捕捉到了这样一层特殊的艺术关系,“戏剧”与“影视”实际上一脉相承。对戏剧的审美心理研究,当然有助于开拓影视美学的新路子。于是,“大戏剧”成为了周华斌在新时期的学术发生点。于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周华斌的“大戏剧”:《大戏剧: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发展观——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华斌教授》、《“大戏剧”观念与21世纪戏剧前瞻——访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周华斌还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兴国创办了公开出版发行的《大戏剧论坛》学刊,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涉足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后的周华斌,近年来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卓有建树。并被教育部艺术硕士广播电视艺术专业委员会聘为指导委员,负责撰写教材的广播电视艺术部分。除此之外,还被中国传媒大学增列为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生导师。但是周华斌并未因此而忽视对于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与探索。在周华斌的带领下,中国传媒大学成为了国内戏剧戏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基地。戏剧教育形成了戏剧影视文学本科、戏剧戏曲学硕士博士与博士后四层教育梯队,为我国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培养输送了诸多专业性、建设性的突出人才。 《人民日报》曾刊载过一篇报道周华斌的文章,称其为“艺术家气质的学者”(《人民日报·海外版》1 9 9 8年6月2 2日第七版)。但周华斌本人做起学问来,却是相当的严谨。其中,对于傩戏的研究,让周华斌拥有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傩戏,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演剧形式。其演出方式以群体头戴面具,跳舞歌唱为主,伴随着祭祀、巫术等民俗形式。由于它与最古老的戏剧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赓续,故被学术界称之为戏剧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演剧形式逐渐越来越不为人所知,以趋于亡。最后只在我国的湖南湘西、贵州、以及中原等偏远农村还有残存。对于傩戏的研究,既是对于戏剧史的补充与再认识,亦是为研究戏剧观演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为了考证一个历史史实,或是寻访一段表演,周华斌不止一次前往实地进行考察。由于缺少经费,许多次他都是到当地城市的朋友那里借一辆旧自行车,白天拼命地骑,晚上住在三毛钱一晚的大铺,和过路的农人闲聊。在山西考察傩戏文物,周华斌多次考察了晋南二十几个最偏僻的区县,废寝忘食、日晒雨淋地穿墓道、睡大炕,完全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至于对于傩戏表演的考察,周华斌更是多次去寻访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和中原偏僻乡村的傩乡,打破了“中原无傩”的说法。他在有关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并汇集成《古傩寻踪》、《中国巫傩面具》等著作,在国内外戏剧界影响深远。周华斌教导学生,研究若局限在案头,难免肤浅、主观,他认为采取文物、文献、田间考察三并举的方式,即走出书斋进行研究,学问才能充满生机,理论创作才能充满灵感。对每一批开学的新生,周老师都会教导他们:做快乐学问,过美丽人生。二零零七年初,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作为人大代表的周华斌积极建言献策。向人大提交了“文学创作应作评职参考”的提案。他认为,目前高校教师评职称单纯依靠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等级等方面的量化标准,小说、画作等在实践中创作的作品却不被列入其中,造成了很多刊物公开明码标价牟取暴利、学术造假等现象。“现在评职称,只要看看你的论文是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共有多少字就可以了。这样的工作,中专生就能干,外行就能干。这种简单的管理弱化了管理人员的职责,降低了他们的水准。”周华斌的提案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晨报》、腾讯网、《北京商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新闻,博导提议将文学创作列入高校职称评定标准,在全国尚属首例。“吃文化杂粮”,是周华斌长期挂在口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己的学问就是吃文化杂粮积累起来的,所谓“文化杂粮”是他的一个学术主张,他要求在文科领域尤其是文艺领域做学问,万万不能“过于精专”,毕竟文艺是相通的,搞文学,要懂得艺术,做戏剧戏曲研究,要懂得音乐美术,这样才能够开阔眼界,寻求到文艺审美中相同的逻辑联系。半个世纪的光阴,将一个苏州少年熏陶成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艺术理论家,这不得不说是“文化杂粮”的功劳,学问相通是周华斌一以贯之的学术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从其父周贻白先生那里求学问道,但是他的文化观念、治学风格却是与周贻白极其相似,他坦承自己受周贻白的影响很大,“我父亲也是吃文化杂粮,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自学自立,视野开阔,治学一生且著作等身。”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vi设计论文参考文献
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下面是我整理的vi设计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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