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发展经济学有关的论文

先说一个故事，有人这样形容西部人的贫困。那里的人就养羊，你问他，为什么养羊？他回答：娶媳妇。然后呢？生娃子。然后呢？让他养羊……贫困是全球化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 从全球不同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看，贫困人口往往集中在经济落后、通讯不发达、交通不畅、教育不普及、识字率低、观念落后的偏远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贫困人口不具备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无力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的孩子就更需要早先出去赚钱以补贴家用而不能上学；他们更需要多生育，靠一个大的家庭组织来维持成员的生计，人均生活水平更低，贫困进一步加剧。我们可以用下面这样的一个循环公式来表示上面文字里面的关系。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生产率低导致人均真实收入少，真实收入少意味着用于储蓄的部分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也低，从而导致资本品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得到提高。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真实收入低导致国内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对投资品的需求也不高，也导致资本不足，生产率低下。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循环中，真实收入水平低是共同的因素，不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它都是造成投资水平低、资本不足的原因。但这也导致真实收入永远保持在低水平之上，即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贫穷就是因它贫穷。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用我们更熟悉的公式说明：贫困→导致教育水平低下→更加贫困→导致教育水平低下，贫困→超高人口出生率→更加贫困→更高人口出生率，贫困→腐败→更加贫困→更腐败，贫困→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缺乏竞争力不能摆脱贫困→贫困等等。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贫困既是贫困形成的原因，也是贫困形成的结果那么，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资本形成不足的大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摆脱贫困呢？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提高教育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水平低下，国民由于没有文化，无法掌握科学知识，即便有了土地也得不到应有的收获，更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没有利用谋生机会的能力，不掌握生存技能，看不见也抓不到改变生活的机会，脱贫基础脆弱。即使是已经脱贫，但当使其初步脱贫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或稍有不测时，很快重新陷入贫困。反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因为战争国土成为了一片废墟，但是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就能发展起来，短短几十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呢？关键和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国家劳动者的素质比较高。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将脱贫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巩固和提高贫困个体的生存保障和发展能力上来，增加贫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他们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手段和能力，扶贫扶在根上、扶在点子上。加大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教育投入。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高低。”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她的人民。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