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核心论文

和平问题讲的就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讲的就是经济问题，所以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战乱不仅使参战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交通运输瘫痪，国际贸易中断，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和平事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经济贸易往来则能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具体地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增进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有可能抑制世界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1．邓小平同志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首先，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流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同时，各国之间又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竞争，而矛盾和竞争的核心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国际形势总体上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总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潮流。 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思想。 第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有很多问题，但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即和平与发展问题。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还存在对抗与世界要和平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对峙、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和平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最突出的问题和集中体现。其次，当代世界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南北方差距的扩大与国家要发展的矛盾。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和集中体现。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它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第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指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根除；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要求，但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世界各国远未实现共同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践特色；二是民族特色；三是时代特色。这三个方面的特色，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吸收实践经验、融入民族传统、反映时代要求的必然表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体现出特有的生机。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融入民族传统，反映时代要求，不仅解答了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些鲜明的特色，饱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它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但主要是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由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实现制度上的创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立足于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要求。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偏离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价值要求；离开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但不是简单地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改造的设想来进行实践的，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改造社会、发展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既体现着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遵循，也更多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离开了具体的实践，就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和价值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把现代化的实现、民族的复兴同社会主义的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体化的事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追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为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在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越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人民已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国家在日益繁荣富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把社会发展的过程性与奋斗目标的阶段性统一在一起，使奋斗目标贴近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必然包含着发展的阶段性和奋斗目标的连续性。在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初级阶段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阶段性奋斗目标，这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目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贴近了社会发展的现实，更深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更直接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就更能凝聚起民族的力量，更能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念，更能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把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使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实现结合在一起。利益关系人心，人心决定成败。社会主义事业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尤其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能够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越来越充分地顺应着人民的愿望，满足着人民的需要，维护着人民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体现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总结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中获取智慧，这是我们党所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历史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碰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很多成功做法都是群众首先创造出来的，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专业合作社，还是城镇的个体、民营等经济组织形式，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的重要基础。及时发现和掌握群众实践中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把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上升为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特征上是民族的，它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相贯通，表现出民族的气派和风格。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都愿意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风格反映自己的情感和追求。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总是渗透着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的特色。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团结统一、和谐相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这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奋进崛起的精神源泉。这些文化精神，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着思想底蕴和精神营养。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断吸纳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断体现着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容，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吸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仅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体现在把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其成为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们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维护民族独立、关心社稷民生、为国献身的精神品格，是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已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爱国主义强化着人们对强国富民的追求，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支撑。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于促进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献身于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事业，都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仅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是同艰苦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艰苦创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世人传颂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都是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艰苦创业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开拓出新的事业，创造出美好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体现在把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融为一体，使其成为社会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重和谐，讲信修睦，主张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长期受到人们的崇尚。这些思想精华，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这些思想精华，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供吸纳和利用的厚重思想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继承和弘扬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使这些思想精华与现代文明相承接，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都包含着对这些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体现在语言表述上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使其能够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益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它的表现形式必然要带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例如，我们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用建设“小康社会”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表述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思想；用“三个代表”来体现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大工程的一体化；用“社会和谐”来引导社会建设和社会进步，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色。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它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也顺应着时代的潮流，体现着时代主题的要求，提升着时代精神，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在动荡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争取和平，谋求合作，促进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外思和，对内图变，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内外战略和政策的中心内容。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扩大，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改革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时代主题的变化，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在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各种社会制度、各种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发展的成效，取决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但不是一条孤立的道路。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密切相连的，也表现出了对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的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始终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壮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显著的时代特色。通过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着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通过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为借鉴和学习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也为人们的观念更新和思想飞跃提供了一种横向比较和外部动力。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与时代同进步、与世界共繁荣的动力和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中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追求发展的社会主义，也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当今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理念。千百年来，人类盼望和平，追求进步，而又总是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强盛，往往是通过武力扩张、暴力掠夺来实现的，这种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损害他国利益的做法，严重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阻碍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欺凌，饱尝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苦难，更深知和平的宝贵、发展的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天下大势，既实现着自己的发展，也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中国发展起来了，决不会把这种痛苦再加之于人，也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去侵略压迫别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代表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大，体现着维护和平力量的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与世界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世界是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相互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没有绝对的高低优劣之分，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文明、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发展模式的共生共存，是世界多样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世界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不同的文明共同促进的；各个国家的社会理想，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的。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才能和谐相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现实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提倡各种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包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协商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尤其是要放弃同化别人的企图，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