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日报总编辑

在2007年召开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发文，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就此内容召开民主生活会，我们随即要求新华社党组同志结合学习贯彻的实际，准备发言。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我到会听了，印发后又学了，觉得对全党的作风建设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几个月来，我们结合实际学习、调查、思考，特别是围绕新华社履行职能的问题，对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等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论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必然要求的论述；关于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论述等，反复学习领会，完善贯彻措施。我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一直是十分看重的。碰到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的事，爱与憎往往反应到难以掩饰的程度。我在先进性教育“党性分析材料”中说过，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是八九岁时从“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队员身上得到的，“共产党爱穷人，毛主席大救星”的观念和情感一直延续至今。后来我还经常谈到由此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普通群众主要是通过一个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党、评价党，来认识和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回到新华社工作后，我在七次年度工作会议讲话的最后一个部分中，都强调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问题。比如在2001年的讲话中强调了“公”“廉”“实”三个方面内容，“按规定程序办”“狠抓落实”已成了口头禅，而且强调抓落实中要坚持“信息灵、反应快、处置得当、从善如流”；去年社党组民主生活会的发言《新华社落实“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实践与思考》，从不同角度谈了社党组的作风建设问题。这些，对社党组和全社的作风建设，保证新华社履行职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用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八个方面良好风气来对照，新华社的作风状况都存在差距，其中我最担忧的是由于某些环节作风不实而导致报道失实和迟报、漏报等问题，影响我们履行职能。真实是新闻信息的生命，因而维护新闻信息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是新华社作风建设的永恒主题，我们也一直在抓。比如，2003年，社党组专门下发了《关于确保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七条规定》；2004年，我和南振中同志给国内各分社社长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们从记者采写开始为确保新闻信息报道真实性把好关。我们一直强调新闻信息报道要真实准确及时。真实就是报道必须是客观存在，这是核心，没有任何理由能为失实报道辩护；准确就是报道新闻要素的表述要用词达意，对真实不能有多种解释；及时就是要在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抢时效。我们还不断强调当好记者就必须沉下心来坚持不懈地学习、调查、思考，要掌握广泛的知识和群众实践的第一手资料。总的说，海内外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是充分肯定的。如《哈尔滨日报》时事部副主任王业轩针对“纸馅包子”假新闻说，中央媒体转发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后，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新华社的相关稿件。相反，第二天即7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北京抽查早餐摊点未发现“纸馅包子”》一稿。王业轩说，实践证明，还是新华社的稿子最安全、最让用户放心。但我们深知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艰巨性、长期性，尤其是新形势下的复杂性。今年以来，国内新闻界出现了“财政部对取消利息税尚无动议”“调高印花税的内幕解密”“山东滨州黄河大桥通车”“一个退役军官的艰难生活”等失实报道，特别是“纸馅包子”电视假新闻令人震惊，既损害了国家的形象，也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对照中宣部等三部门下发的《关于北京电视台播发虚假新闻的通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宣传有关问题管理的通知》精神，新华社虽然没有出现这类严重的假新闻，但今年以来的少数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些失实、抄袭、雷同等问题，有的重要新闻事件还出现迟报的情况。如，1月18日播发的漫画《绝非儿戏》与贵州漫画家刘雍早年作品《危险的嗜好》雷同；《半月谈》3月一期刊登的《一个移民村的变迁》一稿文图不符；4月7日播发的《仅有1%的人愿做工人，我国亟需实施人才优先开发战略》，标题就不准确，“1%的人愿做工人”仅是某机构在上海一地小范围的调查，以此推及全国，明显缺乏依据；5月12日播发的《“和谐号”：让大众更爱你吧！》，内容摘自网上和小报，既未注明出处，又未作现场采访，经核查失实；5月17日《现代金报》刊载的《上百的哥醉心炒股》，从标题到部分细节都与《重庆晚报》刊登的《重庆上百的哥醉心炒股》雷同；6月7日新华网山西频道未经核实转发了中国经济网当天误转一年前的旧消息；6月12日新华网“传媒在线”把网民用计算机合成的作品放入“摄影佳作”栏目，与关于炒股的另外6张摄影作品放在一起，冠以《摄影：抢劫不如炒股》的总标题，很容易让人误解；对山西“黑砖窑”事件迟报；墨西哥通讯社发现新华社7月10日和21日两条外文稿件内容雷同，两名受伤运动员讲话相同，有关编辑认为，用户和读者会质疑新华社稿件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7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迟报，路透社9：17报，道琼斯9：20报，新华社则是9：32才报。上述这些失实、抄袭、雷同、迟报等虽属个别现象，但在新华社都是犯大忌的事。我想强调的是，迟报、漏报和抄袭同样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本质要求。迟报属于报道时间上的延误，漏报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该闻不闻”，都会造成信息没有及时送达受众和读者；抄袭是信息收集者和采写者不接触信息源，更容易造成源头性虚假。新形势下，对这类现象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面对当前新的信息传播和竞争激烈、新闻职业道德底线受到种种挑战的情况，我们要在贯彻中宣部等三个部门通报、通知精神中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措施、狠抓落实，以保证新华社忠实履行职能。新华社诞生76年来，新华人有一个永恒的原则：真实是生命，因而也是新华社作风建设永恒的主题。由此而逐渐形成了新华社以勤奋学习、深入调研、联系群众、报道真实等为主要特征的优良作风。今天想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诞生后在全社开展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当时，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决定新华社实行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将驻全国各省区市分社作为总社的派出机构，实行总社终审发稿。那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对新华社在我们党执政条件下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中，我看到《文献与研究》刊发的《一部话剧和一个时代的风尚—回顾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及其产生的影响》一文，即印发全社同志阅读，强调在作风建设中要从“客里空”“戈尔洛夫”身上得到警示。“客里空”是“二战”期间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职业是新闻记者，形象是靠编造事实写新闻，尤其是靠编造新闻来吹捧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都落后的领导。这个领导就是话剧中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是当时战争前线的总指挥、将军、老资格，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打仗勇敢，有功劳，对党忠诚。但他忽视学习、脱离实际、固步自封，已到了“二战”时期，他指挥战争的思想观念却仍停留在国内战争时期的老经验上。当一个年轻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战争”时，他即斥之为“胡说”，还说要“教训教训他”。剧情结果，这位将军因未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话剧《前线》剧本1942年9月在苏联发表，正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看到了这个剧本，就要求《解放日报》连载，后又收入整风学习文件，并被不少文艺团体搬上舞台。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部话剧在苏联诞生和在中国普及，都反映了当时党政军领导作风建设的需要。实践证明，这部话剧在中国的普及，对推动革命战争中领导作风建设和新闻战线作风建设，都产生过非常积极的效果。实际上，新华社的作风建设中，反对“客里空”一直是重点，只是不同时期的内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如当前反对“客里空”，确保新闻信息真实性的主题是相同的，仍然是杜绝捕风捉影、编造假新闻信息和漏报、迟报重要新闻，及反对抄袭行为等；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相同的，就是采编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深入第一线调研；保障措施也是相同的，就是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工作的关键点也是相同的，就是强调领导不做“戈尔洛夫”，带头反对“客里空”等等。但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比如现在新闻信息丰富多样，其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比过去多了很多，特别是网上可匿名发表信息的特性，使信息真假交织；新闻信息传播形式和渠道多而复杂，花样翻新，有时甚至是逼迫你接受；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向新闻信息报道渗透，在我们主动适应、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中，被诱惑或上当的因素比比皆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信息化过程中，特别是现代网络技术给我们的新闻信息收集和稿件写作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为一些不肯下功夫学习调查和现场采访，仅靠网上检索材料成稿的采编人员提供了可能；电脑技术的发展，使过去的“摆拍”照片发展到了可以移花接木、天衣无缝式拼接和重组图像的地步，等等。这就使一些在思想上存有浮躁和急功近利情绪的采编人员，很容易忘记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甚至为了眼前的一时名利、政绩而不择手段；某些环节的领导人忙于应付具体事务，忽视深入学习调研，从而使新闻信息报道管理跟不上，制度存有漏洞等等。针对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学习调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做“戈尔洛夫”。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领导干部保持良好作风，才能坚持不懈地抓好“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才能采取切实的体制、机制性措施防止“客里空”，才能保证新闻信息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这方面，我们已经和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有：一、加强学习培训，深入采访调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防止“客里空”胡锦涛同志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第一条是“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这对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和采编人员履行职责至关重要。胡锦涛同志指出：“不抓紧、抓好学习，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真实是新闻信息报道的生命，学习调查则是新华社的立足之本。为了促进全社同志的学习，我们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党领导人有关学习和新闻真实性的论述摘出来印发；开展了从社领导到职工，推荐书目、撰写读书感言等广泛的读书活动；强调学哲学、用哲学，增强“存在决定意识”的观念。我们还举办了陈云同志学哲学用哲学讲座，深入领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实质，增强调查研究的自觉性；制订了中长期培训规划，实行全员培训，规定每人每年接受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而且从社领导开始讲课，促进学用结合，教学相长；制定了对外语干部实行外语水平考试的制度，一年考一次，并对考试综合成绩在前60%的参考人员给予奖励，对小语种干部还采取了特殊的培训措施；对总社终审发稿人、分社采编业务签发人实行考核考试措施等等。二、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报道管理，用制度挡住“客里空”近些年来，我们为维护新闻信息报道真实准确及时，在制度保障和监督检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是对“新华社记者证”的发放管理，对记者采访活动，对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稿等作了规范。二是对总社终审发稿人和分社采编业务签发人实行了统一考核考试、持证上岗、两级动态考核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发稿量确定终审发稿人、签发人岗位数；根据履行职责的要求确定终审发稿人、签发人的基本条件；经部门或分社领导班子审核，凡符合基本条件的采编人员均可报考终审发稿人或签发人，各部门、各分社参考终审发稿人或签发人的人数须多于岗位数；经统一考试，以多于终审发稿人岗位的10%、签发人岗位的20%，按考试成绩从高分开始录取，确认其资格；从取得资格者中，按岗位数和考试分数，由部门、分社领导聘用，发给聘书；对聘用的终审发稿人、签发人，由聘用部门、分社负责按规定实行动态考核管理。经考核合格者，绩效工资分配中按规定给予奖励，发生差错者则要按规定给予批评、黄牌警告、扣罚绩效工资直至收回聘书、取消资格等处罚；终审发稿人、签发人考核考试每年一次，取得资格者三年内有效。各编辑部、各报刊和各分社领导也都参加终审发稿人和签发人考试，取得资格者，由社长、总编辑聘用。今年又明确提出，凡出现过“有偿新闻”错误、虚假新闻错误、政治性差错和抄袭行为，以及上年度考核没有达到合格等次者，没有资格报名参加终审发稿人和签发人考试。三是严格执行稿件送审制度。主要是对涉及中央领导（包括退下来的老同志）和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敏感问题等报道，必须按规定程序送有关部门、部门负责人审核，而且要有文字记载。四是及时通报新闻信息报道中失实、抄袭、迟报、漏报的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五是实行有奖挑错制度。就是对我们每天播发的各种形式的公开报道，欢迎所有受众及时举报差错，经核实准确者给以奖励。对发现的差错凡能改的均要及时发改稿；对出现差错的责任部门、责任人按规定给以批评或在考核中处罚；对由于报道不实给报道对象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书面致歉。六是每天两次采编汇报会都强调报道真实准确及时问题，坚持每周按条件评选表扬稿与“有明显改进余地报道”，而且点评主要差错。七是对通稿、报刊和对外中文外文报道稿件实行阅评制度。八是将报道真实准确及时列为采编业务考核评价体系中的主要内容，并坚持用事实和统计数据说话。所有这些制度内容、制度执行的结果等，均在全社公示，接受监督。三、要求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不做“戈尔洛夫”防止“客里空”我仔细琢磨了《前线》话剧中的“客里空”和“戈尔洛夫”两个典型人物的关系，觉得戈尔洛夫不学习、不调研，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喜欢被人吹拍、听不得不同意见等不良作风，正是编造假新闻的“客里空”产生、存在甚至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所以，要使反对“客里空”融入全社采编人员的实际行动，关键在领导。我们要求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不仅要继续抓好自身学习、调研，严格把关，做好表率，更重要的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全社的作风建设更加得力、得法，富有实效，形成反对“客里空”的制度保障。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对照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新华社党组已经和正在抓的主要措施：一是抓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通过增强履行职能的意识来反对“客里空”。几年来，通过深入学习、调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新华社的职能，即坚持以新闻信息报道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围绕中心展开，忠实履行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国家通讯社、消息总汇和世界性通讯社的职能。二是根据职能，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防止“客里空”。我们从有去有留，整合资源，减少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发挥整体优势的原则出发，逐步将与履行职能无关、管理混乱的700多个经营实体依法关停并转，所有财务支出均做预算，由总社拨款，从而使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抓新闻信息报道上；将全社的采编与营销“两分开”，既防止“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又保证采编人员集中精力搞采编；将全社的新闻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将220多种内参刊物整合为4种，将33家48种公开发行的报刊整合为14家22种；将记者每天从国内外采集和所能收集到的文字、图片等新闻信息数据整合到多媒体数据库待编稿库，供各编辑部编辑编发；将各编辑部每天向海内外编发的各种稿件整合到多媒体数据库成品稿库，统一向用户提供等。三是对采编人员严格要求，热情关心，完善采编规程等综合措施防止“客里空”。几年来，我们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三个意识”与加强学习培训、扩大知识面相结合的措施；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与“语音提示”等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措施；严格的业绩考核与安排夜班公寓、分期分批组织一线人员休假相结合的措施；鼓励创新、提高时效与杜绝政治性、导向性差错，减少技术性差错相结合的措施；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新机制”、同等条件下社内优先与按需设岗、择优聘用、同岗同酬相结合的用人措施等。四、紧紧围绕履行职能抓作风建设，作风建设的重点是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现在，一方面是中央的大政方针都已明确，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狠抓落实，并根据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在落实中加以巩固、完善、深化。另一方面是不少决策部署落不到实处，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履行职能的实效。几年来，我们在作风建设中有四条深切体会：第一，只有紧紧围绕履行职能，坚持以新闻信息报道为中心抓作风建设才能有实际内容，才有“抓手”。第二，增强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是当前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开会是必要的，但落实不了开了会绝不能算做了工作；发文件是必要的，但落实不了发了文件绝不能算做了工作；给钱是必要的，但落实不了给了钱也绝不能算做了工作。第三，坚持不懈地抓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把抓落实的责任明确到责任部门、责任人。而且坚持处理一个抓落实不力的事例，提高一次思想认识，完善一项抓落实的措施。只有这样抓，才能使作风建设不断见到实效。第四，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履行职能的实绩是检验作风建设的根本标准。在当前抓作风建设中，最需要防止和克服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浮躁情绪”和“侥幸心理”。“浮躁”就容易急功近利，不愿花时间学习、调查，不愿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性工作抓起；“侥幸”就可能把功夫下在“投机取巧”上，甚至不择手段获取“政绩”，谋取名利。结果是往往使履行职能的“宏伟”目标和“振奋人心”的措施只停留在向上级汇报的嘴上、纸上；在抓落实中经常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进行不到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涉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而引发的不同意见，使落实事项停留在需要“得罪人”和害怕得罪人的胶着状态之中；在抓落实中经常碰到的主要危险是有些领导人面对中央和社党组的部署不能落实的情况，“不哼不哈”或以“正在办”为托词半途而废等等。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时间过去了，中央的精神和社党组的部署落实不了，该办的事情没办。群众意见一大堆，有关领导干部还有一大堆“不抓落实”的理由而心安理得。对此，我说过一些“极而言之”的话，如“现在新华社不缺会说的，就缺会做的”“现在好多事不是没有发文件或领导没讲过，而是没有抓落实”“成功成于坚持，毁于退缩”“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等等。我也赞同南振中同志针对不注重抓落实所讲的，“如果说了不做，比不说还坏”“对要做一件事先提一堆做不到的条件，等于压根就没想做”。为增强领导干部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凡要求落实的事，自己一定要想得清楚、讲得清楚、写得清楚，如下面有困难，自己一定要及时亲自动手做；二是凡遇到职能交叉的事，由牵头部门负责协调，如有困难则由分管社领导主持协调解决，如还解决不了就找我，就是不能拖；三是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会不开，没有实际内容的文件不发，并希望全社干部职工监督，考核责任部门负责受理，如属实则要在考核中扣有关职能部门的分；四是凡得罪人的事，如考核加减分事项、财务人员坚持财务制度受到打击报复等，下一级有困难就找分管社领导，还有困难可随时来找我等。

桀骜不驯思想家刘小枫曾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三四十年代生长，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四五”一代与“游戏的一代”。学者何家栋也有类似观点，他将20世纪中国思想家大致分成五代：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而这个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当我们问及冯兰瑞，她属于哪一代知识分子时，她回答说，“按组织规定，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都算红军。我是1934年初二被迫辍学后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天参加自强读书会、救国会，勉强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后来就是‘三八’式，我1938年1月入党。算‘三八’式也可以。”冯兰瑞1920年9月生于贵阳的一个小康之家。在青年岁月，她和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走着相同的思想之路。那一代人的追求，是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制度，发展经济，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以及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阳时，11岁的冯兰瑞就跟随姐姐上街游行，大同学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镜头深深印在她的脑海中。而到上高中时，她已三次被学校开除，第一次的起因是同教师辩论，第二次是因为挽留校长，到教育厅请愿，第三次则是因为与教会学校的“洋教士”发生冲突。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子，终于在第三次辍学后不再上学。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名言帮助她作出了选择。从星光读书会、自强读书会到“重庆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逐渐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这个时期对她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六舅谢凡生。这个长她7岁的舅舅，1931年离开家乡贵阳去了上海。舅舅请她父亲劝外婆允许他外出上学，他在信中说：“我的前途是要靠我自己来创造的。”在他，这意味着要走革命之路。在11岁的冯兰瑞心中，这有着某种人生启示的意味。爱好音乐、选修小提琴的舅舅，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遭遇逮捕，酷刑夺去了他的左腿。当亲友们将谢凡生营救回家乡时，冯兰瑞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舅舅给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有机会看到许多进步书籍，比如高尔基的《母亲》、绥那菲莫维奇的《铁流》等等。其中，《地底下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女杰》是她印象最深的两本。1938年初，18岁的冯兰瑞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白天在外搞青年救亡运动，晚上刻蜡版印文件。1940年，为逃脱国民党的多次追捕，冯兰瑞终于前往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参加编写青年运动史。在完成十年内战青运史的同时，她还写了一本《徐特立传》。1946年秋，冯兰瑞与李昌结婚。随着战局的变化以及李昌工作的调动，她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华北军区《战友杂志》、上海《青年报》（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哈尔滨日报》工作。青年时期的冯兰瑞一直让自身随着革命的洪流前进，到1954年时，她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的她，兴趣从报刊编辑向学术方面转移。她放弃了报社的领导岗位，考入中央高级党校（即日后的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文革中，“走资派”冯兰瑞和“黑帮”李昌在河南干校被分别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一直没有中断看书学习。1974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当时于光远找到回京治病的冯兰瑞和几个人合作，选编《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此后，在国务院政研室和社科院，冯兰瑞都是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刀光剑影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由他领导的“秀才班子”，后来被“四人帮”称为“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冯兰瑞亲身经历了这个只存在四载的机构的风风雨雨，她清晰地记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帮”继而和“凡是派”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她前几年所写的回忆文章“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文中，冯兰瑞对政研室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的动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周总理去世时，我们都很悲伤。毛主席去世时，大家却很迷茫，不知道国家会怎么走。”冯兰瑞说。在“四人帮”倒台后，批邓仍在继续。1977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两报一刊”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文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就在这个当时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没几天，首都经济学界就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冯兰瑞说，会议实际上就是用行动突破“两个凡是”。1977年至1978年，经济学界举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构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部分。除参加会议外，冯兰瑞还与苏绍智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如《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等。以后冯又参加了政研室集体写作《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是一篇按劳分配理论讨论总结性的文章，经过邓小平审阅，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于1978年5月5日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各大报同日转载，中央台即日广播。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之争已与今日的热门话题相距甚远，人们很难领略其中的风险、艰辛和要害。理论争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实际困境。冯兰瑞说：“当时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政研室去一些地方调查，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时候实行平均主义，八级工资制级差很小。民间流传‘四个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快干慢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奖金取消了，计件工资也停了。缺乏激励机制，大锅饭无法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冲破“凡是派”的障碍后，思想理论领域仍有无数暗礁。在冯兰瑞看来，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思想解放的高峰。而且，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前半段，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一段暂短的自由思想争鸣。她近年来多次提到思想理论界的坎坷的开端——“阶段风波”，就发生在理论务虚会闭幕不久以后。在这次务虚会上，冯兰瑞与苏绍智有一个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后来在《经济研究》的1979年第5期上发表。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必然要经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过渡阶段。该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两位“理论权威”指责他们，说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多次开会组织批判文章，而且不许发表作者的反批评。当时有“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事件”之称（这时，张志新临刑被割喉管之事刚刚报道）。直到中央文件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才告结束。李锐与冯兰瑞在1940年的延安相识，他曾对这些往事评价道，“我常感到，当年从大后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够像冯兰瑞这样，如此英勇奋斗，决不向‘左’的权势弯腰，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冯兰瑞在自己的最新文集中感叹道，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存在于平静沧海万顷碧波下的险滩暗礁”。本想尘封往事的她，近年来又拿起笔，记录她曾经历的思想战场的刀光剑影。修竹成林社会主义有没有失业、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样的话题早已消失在今人视野之外。但在80年代，这仍是意识形态的禁区，而且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举措。冯兰瑞很早就关注这些话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她是国内最早研究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1980年发表的《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文章，指出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消灭失业，1988年，她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并明确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进行经济调查。她记得有一次在芜湖，看到那些“集体家庭宿舍”，每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住着两三家人。各家一张床，床前挂着布幔“隔开”。床头地上放着煤球和炉子、锅瓢碗盏、脚盆、脸盆和便盆。职工居住条件之恶劣，惨不忍睹。几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诸多不便，经常吵架和发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绘的贫民窟。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关心、去研究他们的劳动工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冯兰瑞后来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进入社会现实层面。1993年，已73岁高龄的她，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社会保障。针对当时“多家分管、条块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监督”的状况，她提出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6年她发表了《中国第三个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该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国内外报刊转载摘登和引用的达30多家，并于1997年获《新华文摘》第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奖。在新世纪，她的研究从城市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深入到公民的迁徙问题，由此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对修改宪法的一点建议》，在《同舟共进》第6期发表，并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参考。今日的冯兰瑞依旧思维敏锐，关心国事。在聊天中，她提及去年沸沸扬扬的“郎旋风”。在她看来，郎咸平提出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但并非首创。一些学者在10年前就对此有所关注，比如历史学家秦晖曾经连发四篇“论公平至上”，吴敬琏也曾提出要防止权贵资产阶级的出现。关于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冯兰瑞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在几次会议上提出，要防止有人打着反“新自由主义”的招牌，来反对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包括其他领域。”我们在冯兰瑞的口述历史中穿梭了3个小时，85岁的她依旧神采飞扬。最后，她向我们，也向所有后辈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这或许也是贯穿她的学术生涯的命题。离开冯老的家时，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一片小竹林。她将自己的屋子称作“倚竹斋”，典出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都门秋思四首》。1972年，一家人陆续从干校和边陲返京。造反派走后，院子里满是垃圾、杂草和碎石，假山、凉亭、喷水池都破败不堪。每到黄昏寂寥或中夜不寐，她就想起黄仲则的“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一次香山之行让她发现，原来北方同样宜竹，于是就在东侧窗下栽种了一株毛竹。现在，竹已成林。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名誉会长为穆青（新华社原社长）、邵华泽（人民日报社社长）、徐光春（中宣部副部长）。顾问为南振中（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孙忠同（解放军报社社长）、王晨（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徐心华（经济日报社社长）、梁衡（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第一任会长为新华社研究员蒋齐生。1995年8月起，由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担任会长。会长委托、理事会议通过社团法人代表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新华社研究员胡颖。主要负责人还有徐祖根（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许必华（新华社高级记者）、舒野（经济日报社高级记者）、张芬之（新闻出版报社总编辑）、卢吉安（湖北日报社社长）、高兴烈（深圳商报社总编辑）、王建男（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罗昌林（重庆日报社副社长兼重庆晚报社总编辑）、苏继常（新疆经济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继栋（吉林日报社高级记者）、蒋铎（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