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联大论文范文资料

西北联大为什么被解体分立？ (2012-09-06 17:01:56)文/陈海儒提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人们不禁会问：同是抗战时期内迁组建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持续8年，几乎与抗日战争相始终，为什么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4月组建到1939年8月完全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所学校，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然而，目前尚没有一篇专门讨论西北联大何以会很快分立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已经出版的有关学校的校史如西北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校史中，对这个问题也都含糊地一笔带过。关于西北联大的分立，目前所见文献一般称之为“改组”、“解散”、“解体”、“肢解”。国民政府的文件、当事人的回忆与书信等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内部分裂说，即组成西北联大的诸校由于内部不团结，闹分裂，教育部为解决矛盾而下令分立；第二种，防共控制说，即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有效防止共产党力量在西北联大的发展，主动将西北联大“肢解”，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第三种，开发西北说，即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教育、奠定西北高教基础的目的而令西北联大“分立”。 1 内部分裂说 抗战时期，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从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处对西北联大内部的复杂关系有所耳闻。后来，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这样的记述：“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终至各走各的道。西北联大的前身——西安临时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六个学院，除法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由北平大学的院系单独组成外，其余三个学院均整合有其它学校的力量，如，工学院是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组建而来，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均由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的相关院系整合而成；同时，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三校的组织机构并没有随着西安临时大学的成立而消亡，三校的官防依然可以使用。1938年4月西北联大成立时，沿袭了西安临时大学的基本体制。这种松散的合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1938年9月，胡庶华从重庆大学校长任上调往西北联大任常委，一到城固，他就注意到了西北联大内部的矛盾，发觉它“真像一锅大杂烩，摩擦极多，矛盾重重”。从现有资料来看，西北联大的分立倾向主要来源于原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的前身是有“东方康奈尔”之称的北洋大学，它以办学严谨、成绩卓著而闻名于世。从1932年起，毕业于北洋大学的李书田就担任北洋工学院的院长。强烈的“北洋大学情结”和不懈的意志使他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恢复历史悠久的北洋大学。1937年2月，他拟具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提出了八期建设的设想，以图恢复北洋大学。不料，日寇入侵不仅使他的计划搁浅，而且北洋工学院被合并。恢复北洋大学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但他没有停止努力。正如1987年出版的《西北大学校史稿》对西北联大时期李书田的独立心态的叙述：他虽是西北联大的常委，但分离之心早已有之，同时他与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是留德同学，他的要求得到陈的支持和纵容。身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陈剑翛本应起到维护平衡的调节作用，但他目睹三院校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他一人单枪匹马，也无济于事，不久，就请辞联大常委职务，到湖北任教育厅厅长去了。1938年7月，由西北联大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一所独立的工学院时，李书田曾向教育部提议定名为“北洋工学院”，教育部怕引发其它并入院系的反对没有采纳，定名为“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成立后，作为院长的李书田推行北洋大学的精英式教育，用原北洋工学院的一套制度管理西北工学院校务，以统一的标准重新考评所有的教师、重新聘职，同时实行严格的学籍制度。这伤害了原北平大学工学院、原东北大学工学院、原私立焦作工学院部分师生的利益和面子，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9年1月，原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及原北平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围攻李书田，继而引发了这三校学生与原北洋工学院师生之间的严重冲突。事件发生后，李书田率领部分原北洋工学院的师生离开城固古路坝，前往四川，拟恢复、重建北洋工学院，因教育部的阻拦，最后在新建的西康省建立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除了北洋工学院系统的独立倾向之外，原北平师范学院力量和原北平大学力量之间也有一些不快。直到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时，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虽知搬迁面临很多困难，但想到“在城固同西北大学在一起，麻烦也很多”，便排除万难搬迁到兰州去了。上述这些闹矛盾的事实，促使一部分人提出了“内部分裂说”，认为西北联大的解体是他们内部矛盾太大。 2 防共控制说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西北联大解体的文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1941年8月给上级的报告。其中除叙述了西北联大内部的不团结之外，特别提到了“教育部陈立夫对它（笔者注：指西北联大）的野心”。此处陈立夫对西北联大的野心应该指的是陈立夫想要控制它。其实早在王世杰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就有严格控制西北联大前身西安临大的想法。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随后，教育部指定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等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不久，教育部又指定特派员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从委任特派员陈剑翛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到将特派员童冠贤置于其它四位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部想要牢牢控制西安临大的意图。指派童冠贤的命令立即招致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的三所主要高校的校领导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的不满，他们联名给王世杰去电，要求辞职。王世杰接到电报后，立即去电挽留并解释：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校事照章应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正赖诸兄及其他委员协同主持，何可言辞！大难当前，务希继续积极任事，不胜企感！王世杰的回电暂时平息了三位校长辞职的风波，但“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之语则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教育部于1937年8月28日曾给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密谕称：“指定张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可以看出，童冠贤和杨振声同是教育部所派，但给童冠贤的任命是“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给杨振声的任命仅仅是“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连“常务委员”都不是。由此可见王世杰时期的教育部就对西安临大有特殊的“关照”。然而，教育部想要牢牢控制西北联大似乎并不很容易。尤其是当时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有“抗大第二”的称号，国民党中央和教育部对法商学院一些教授的言论及学术研究中的亲共倾向极为不满，多次要求校方解聘这些教授，联大校方拒绝接受。北平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1963年在回忆中对此事这样提及：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的学生中就有不少进步分子，因而早为国民党中央所注意；徐诵明自代理校长职务后，每次到南京见到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总被提醒法商教员分子很复杂，应该好好整顿。1936年，北平大学新聘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左翼人士为法商学院教授之后，更加引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注意。1937年3、4月间，教育部去电北平大学，称：奉中央令要解聘陈启修、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五教授，嘱徐诵明依照办理。徐诵明和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顶住压力，不愿解聘这五位教授。王世杰对徐诵明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影响平大前途。”语气虽委婉，但态度的强硬显而易见。为避免给北平大学校方添麻烦，沈志远主动要求到上海生活书店去工作。抗战开始后国共关系松动，沈志远才回到西北联大继续任教。1938年1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后，更加强了对西北联大的控制。首先，他安插亲信、安排“CC”干将到西北联大任职。原校常委陈剑翛去职后，教育部派原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接替陈剑翛之职，同时下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农学院从联大中独立出来。其次，1938年10月，他增派原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张北海进校后，担任了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在学校内部实行特务做法。1939年4、5月间，教育部又去电西北联大，称奉蒋介石令，要解聘法商学院十位教授。时任西北联大常委的徐诵明两次到重庆向教育部争取保住十教授无果，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愤然辞职，徐诵明和不满意张北海做派的李蒸联名函电教育部要辞去西北联大常委职务。然而，李、徐两人的电报发出不到五天，教育部就下发了解散西北联大的命令。对此，徐诵明有自己的看法：西南联大一直办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平、津，各自复校，而西北联大则仅存在两年时间，于1939年8月被政府教育部横行解散。这是什么缘故呢？问题就出在教育部要解聘平大教员，而平大拒不受命，这是西北联大被解散的惟一原因。……国民党企图解聘法商五教授的阴谋虽未能得逞，但是他们的不满意是可以想象而得的。这是日后西北联大所以解散的远因。……拒不解聘教员，后又辞职消极抵抗，这是西北联大被解散的近因。①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的回忆也可以印证徐诵明关于教育部为有力控制西北联大而解散它的看法。李蒸在1962年这样回忆：我们同陈立夫几次谈到学校的不安定情况，特别是法商学院，提出张北海的特务做法不能使学校正常进行，请调离学校以重课业。陈立夫已面允调他回部。我们于教育会议后回到学校，以为他必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他不但未将张北海调离学校，反而将他由法商学院院长地位“提升”为全校的常务委员。法商学院是原平大的一个学院，平大校长徐诵明看到这是陈立夫决心与他为难，所以立即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辞职。我当时看到陈立夫这种作法，显然是要把整个西北联大置于特务控制之下，学校不能再办下去，于是也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辞职。原有平大、师大两校长都提出辞职，特务张北海也就无法在西北联大赖下去了。陈立夫羞恼成怒，一不做，二不休，于是趁我们提出辞职的机会，毅然对西北联大进行改组。 3 开发西北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如，时任军令部长的何应钦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从经济考虑，从文化考虑，都需开发。”朱铭心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经过长期的调研，尤其是蒋介石视察西南、西北后，提出了“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理论，使更多人意识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在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规划中，教育开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抗战前，西北地区教育落后，少有高校，专门性的学校也很少。因此，陕西省地方政府有过引进外地高校内迁西安的计划。1935年底到1936年初，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给行政院去函，建议将国立北平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一并迁陕，重组为“西北大学”，以为西北高等教育奠定基础。教育部、行政院接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求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入陕西重建西北大学的报告后，一定经过了长时间深思熟虑，但还没有等到教育部有所动作，七七事变遽起，平津高校被迫内迁，教育部顺势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迁往西安，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往陕南的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教育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目的有二，一是“收容北方学生”，二是“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设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目的是“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并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即，教育部有明确的使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扎根西北、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意图。从1938年7月开始，教育部先后下令将西北联大的相关院系与其他院校的相关院系重组，设立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大学, 给这些学校统统打上了“西北”的烙印，基本完成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的计划。正如西北大学教授姜琦在1941年9月《西北学报》创刊号上对西北联大分立意义的阐述中所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西北联大分立后的各高校集于陕南一隅既不易发展，也不符合教育部为西北高等教育布点的目的，于是1940年教育部有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的计划。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开始迁往兰州，至1944年全部迁完，实现了教育西进的第一步。在明确了教育部奠定西北高等教育的意图与规划后，西北联大分立各校把研究西北问题、关注西北发展当作自己的职责，教师及学生在科研上均以西北问题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西北大学教授刘志聪在《西北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给西北大学乃至其他西北联大分立院校提出了五条责任，以期它们能真正成为“扎根西北”的高校：第一，恢复西北文化；第二，振兴蒙回教育；第三，完成教育布点；第四，注重西北考古；第五，注重地质调查。如果说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成立是迈开了奠基西北高教的步伐，那么西北联大分立成数校，是将西北高教的布局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的一个深化过程。只是因时局和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工作尚未完成，抗战就已结束，各校教职员、学生回归故园的愿望日盛一日。教育部在战后高校复员的浪潮中力不从心，再加上部分高校不遵教育部的命令，强行回旧址办学，抑制了教育部开发西北教育的力度。但是，在西北留存下来的高校，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高教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4 结论：关于三种原因解释的分析 在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中，缺少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相关史料，例如教育部决策是如何考虑的，各相关校长是如何反馈的，有无召开相应的会议进行讨论等。所以，还无法清晰完整地还原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的决策过程。而上述关于西北联大分立的三种解释原因说，出自于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史料，出自于不同情况下不同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也都难以独立地构成绝对充分的原因解释。我们也只能在现有的史料基础上，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第一，关于“开发西北说”。这种原因可能是将西北联大分立最主要的内在原因，毕竟有战前1935—1936年间的档案史料证明，当时的陕西省地方政府和教育部讨论过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迁入陕西，组建西北大学的方案，从后来执行的情况看，西北联大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是一个“合”的方案，是为了改变西北地区教育落后的局面，迁入一批高校在陕西合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教育部再将西北联大“分”成数个独立的校院并迁往西北各地，这个“分”的决策是在1938年夏天到1939年8月这个期间做出的。可见，国民政府最初的想法是在西北布局一所综合性大学，是这些学校迁到陕西以后，才逐步意识到将它分立为文理、工、农、医、师范五所院校，更加符合教育实际。只是关于这个决策的过程，尚缺乏相关的档案史料加以说明。在做出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另外两种原因也发生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关于“防共控制说”。西北联大以左翼倾向明显的北平大学为主体，国民党当局为了打击共产党的影响，强令解聘进步教授，并因此与徐诵明等校务委员发生过争执，且不断更换学校领导，而且学校分立之后，共产党的活动规模明显减小，国民党员的数量明显增多，这都是事实。作为当事人的徐诵明和李蒸等人，将此理解为当局“解散”西北联大的原因有他们个人的经验依据。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校史”，在“革命史叙述”的大的政治语境下，出于对革命斗争效果的放大心态，将“防共控制说”作为西北联大“解体”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徐诵明、李蒸关于这些事情的回忆，也是在解放后的1960年代初期写的，因而不能忽视时代背景对他们当时回忆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法只是解释了西北联大“解散”的原因，而不能解释将其“分立”的原因。从“防共控制”的角度看，将一个共产党活动剧烈的学校“解散”确实可以起到一了百了的效果，但又如何解释将这些学校分散到各地独立办学呢？那岂不要将共产党撒到各地去做火种？国民党当局有这么糊涂吗？我们今天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情况，应该说国民党政府对西北联大尤其是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确实采取了许多加强直接控制的措施，这些措施使得李蒸这些教育家们不胜其烦，助长了他们想独立出去、离国民党所时常“关照”的法商学院越远越好的心态。也就是说，国民政府的防共控制措施强化了西北联大内各学院负责人独立成校，以摆脱教育部反复派人掣肘的动机，造成了西北联大诸学院负责人支持、配合将西北联大解体后各自独立的局面。第三，关于内部分裂说。西北联大是由不同背景、不同地方的高校组成的，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是正常的（西南联大也有内部矛盾，只是处理得较好，没有这么明显地发作而已）。但是，当局既然下决心将这些学校组织在一起，就不会因为内部矛盾再将其解散分立，主动引火烧身。当然，那些内部矛盾始终是存在的，也无法根除，但其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可能只是为政府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策提供了执行层面的“民意”基础，各学院的负责人是愿意独立出去各干各的，这样免得挤在一起发生摩擦。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所得出的结论是：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长远考虑。而西北联大的内部矛盾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也多少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了政府将西北联大快速解散分立的决心，也是各校、院领导一级配合政府决策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再想一想，如果这些校、院领导团结一致，坚决反对解散分立决策的话，国民政府就是做出了决策，也未必贯彻得下去。所以，我们得承认，内部矛盾和防共控制在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也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上述结论只是在现在史料基础上做出的分析，相信随着对新史料、特别是关键性史料的挖掘，一定会有更为充分、合理的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