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主题论文

可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等等，比如以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例，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全面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对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正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以农补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沉淀在土地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必然性，但也导致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

二是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大量转移，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

三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不断强化，初步搭建起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国家实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限制，推进城乡平等就业，积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等。

在充分肯定城乡关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

农村资源要素流失问题仍然突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的趋利性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在农村形成巨大资金缺口。土地征收征用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缺乏保障。农民工工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工资与实际劳动贡献错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公共资源配置不利于农村的问题仍然突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但由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投入欠账多，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深度还不够，公共品供给偏向城市，造成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差距过大。财政支农力度与国家财力的增长状况还不相匹配。

市管县体制从资源配置上强化了市级政府的调控能力，出现了地级市本级与县级争利、财富日益向市级集中、财政投放日趋集中在市本级的现象，带来县及县以下政府促进发展和提供服务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加重了“城市偏斜”。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脱节的矛盾仍然突出。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强烈渴望融入城镇。但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他们仍被视为城镇的“过客”。

城镇对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要务工不管安居”，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高，不能享受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落户定居，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稳定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土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

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快建立县乡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基本职能。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探索在行政上省直管县的体制。实行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投资和土地政策，加大国家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资，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把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成为生产要素集聚和承载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区域。

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应从战略上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我国不能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待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再去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的发展道路，不能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贫民窟。

必须立足国情，确保在农村不凋敝、农业不衰退、农民不破产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