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文献综述论文

媒介环境学已经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媒介环境学尚在萌芽，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等人。50年代以后，媒介环境学渐趋成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到70年代以后日趋活跃，他们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90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由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创造，但他没有公开使用。1968年，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1970年，波兹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波兹曼认为，媒介是复杂的讯息系统，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而固有的结构，揭示媒介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学派的创生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领军人物、原创思想和制度构建。媒介环境学的创建满足了上述3个条件。媒介环境学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建制于波兹曼。英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波兹曼是学科制度化的关键人物。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他擅长加拿大经济史，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旋即回多伦多大学执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经出版经济学专著4部，成为著名的经济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传播学。50年代初，他出版《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页的“传播史”手稿，可惜未刊。英尼斯最著名的贡献是“媒介偏向论”，认为任何媒介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麦克卢汉1946年从美国回到多伦多大学执教，任英语教授。在和英尼斯短暂而有限的交往中，他们互相激励。麦克卢汉推崇英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他欣然为《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作序，在传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说，如果没有麦克卢汉，英尼斯也许会默默无闻。这一判断似乎有所夸张，但也有不无道理。麦克卢汉的“媒介讯息论”就是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发展。多伦多大学学派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60年代扬名全球。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建立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度将近10年的丛刊《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他参与持久的咖啡屋“清谈”，1963年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10余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讨会。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之内，“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 60年代后期，他和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编辑的《预警线通讯》（DEW－LINE），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学术界之外的权力圈子。麦克卢汉共有10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别是：1951年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研究工业人和广告，批判美国文化，在批评现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欧洲批判学派的前头；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论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语、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这个思想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公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述电子人，提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等著名的“老三论”和14条媒介理论，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加拿大媒介环境学的两驾马车、一体两面。本世纪之前，加拿大学者和美国的詹姆斯·凯利往往不能够正确对待两人的学术地位，他们采取贬低麦克卢汉、褒扬英尼斯的态度。重要的原因有3个：（1）英尼斯的现实关怀胜过麦克卢汉，（2）英尼斯谨守校园学术，是书斋型学者的楷模，而麦克卢汉却成为公众偶像；（3）英尼斯讲究学术的规范，麦克卢汉讲究华丽的修辞。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里，麦克卢汉全方位地继承并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把媒介环境学推向全球。第一代多伦多学派的学者，以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研究所为组织保障，以《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杂志和《预警线通讯》为宣传阵地。4位最杰出的学者是：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他们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同时又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因为他们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工作。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尔（Donald Theall）、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特沃尔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校长，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罗伯特·洛根是物理学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活跃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和现任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继承了麦克卢汉跨学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芒福德继承了老师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几所著名的大学执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约翰·卡尔金教授在纽约的福德姆大学执教，他自称麦克卢汉迷。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纽约州议会的批准，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纽约学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他是福斯戴尔教授的博士生。早在1955年，麦克卢汉应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70年代以后，波斯曼创建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3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作品《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和《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成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作。除了这些纽约地区的学者之外，纽约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有与他们若即若离的詹姆斯·凯利。凯利是著名的传播学家和传播教育学家，他继承和发扬英尼斯的思想，居功至伟；他区别传播的传输功能和仪式功能，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使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几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这个学会成为沟通和整合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桥梁，成为媒介环境学发展的坚强堡垒。如今活跃在纽约学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他的传播学名著均已在国内翻译出版。梅罗维兹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国问世，是媒介情景论的代表之作。这本书嫁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戏剧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论，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如何给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派命名？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给这个学派命名前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价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又如何命名？是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如何从他诗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麦克卢汉遭遇到一切“先知”共同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几乎整个北美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为他服务。但就在他如日中天时，其名声也是毁誉参半的。北美学界和新闻界撕裂为两半，赞誉者把他捧上天，封他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毁之者把他打入地狱，贬他为“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为半拉子艺术家做黑弥撒的教士”。学界对他的两极评价很快就集结为两本文集：《麦克卢汉：冷与热》（1967）和《麦克卢汉：毁誉参半》（1968）。学界的困扰还来自该学派内部。以保罗·莱文森为例，他对麦克卢汉的评价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77年到1980年，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止一次从纽约北上到多伦多上去“朝觐”麦克卢汉，但围绕麦克卢汉思想的实质，两人的意见却迥然不同。莱文森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1979）认为，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读到这样的评价之后，麦克卢汉立即打电话予以反驳。10年后，莱文森修正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有他的话为证：“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30年后，美国学者林文刚采用了非常冷静的考察和自省，他认为技术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理论命题的连续体来表现，执其两端的是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执其中端的是技术/文化共生论，麦克卢汉偏向硬决定论，莱文偏向森软决定论，林文刚本人主张技术/文化共生论。围绕麦克卢汉的思想是否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中国学者对的评价也经历长期的争论和思考，如今的趋势是能够同情并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了。1998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正式定名为media ecology。从诞生到举旗，这个学派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中国学者给这个学派定名也经过了十来年的反复琢磨。由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和中国学者提出的媒介生态学的英文同名，均为media ecology，所以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中文译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近三年，笔者和林文刚教授、陈世敏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几位同事反复琢磨，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林文刚对此做了一些说明：“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他还进一步解释如此定名的原因：“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的讲话里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我们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它同时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主义(human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005年以后，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到深圳大学任职，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来校讲学，我们几人认真切磋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此前，我们都把它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李明伟博士还为该学派独创了一个名字“媒介形态理论”。经过几年的切磋，我们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笔者对这个定名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个最后崛起的学派叫什么名字好呢？它既是麦克卢汉研究、英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对这些个别学者的研究……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2005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里的所谓“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同时，丁未博士从复旦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瑞）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于是，我们三人就开始考虑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译名问题……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是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媒介环境学派最全面、客观、冷静、公允的成果是李明伟先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据我所知，他正在根据近三年研究的心得修订论文，准备出版。我在此对这篇博士论文做一些介绍，借以反映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研究比较有份量的水平。《媒介形态理论研究》分“导论”、“媒介形态理论”、“理论与时俱进”、“媒介形态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形态理论”、“问题与批评”、“媒介形态与社会化”、“研究结论”等八部分。李明伟博士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本文首先分析了他们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共性，并从科学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其次，注重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每个学者的个人情况，解读这一研究范式的发展纵线。然后，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和评价。”论文主张对麦克卢汉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有人说，麦克卢汉是电子媒介的狂热宣教者。但是，从他提出的这个媒介定律来看，麦克卢汉在对新媒介的态度上表现出罕有的冷静、务实和周全。实际上，麦克卢汉自始至终都抱有这种认真的态度：理解媒介，而不是哗然或愕然。”论文认为：“给媒介形态理论冠以“技术决定论”的称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媒介形态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视角。传统学派一心于具体传播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态理论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论文的结论之一是：“英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梅罗维兹、莱文森等人的研究是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范式。我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论文的结论部分列举媒介环境学派的“六个规定性特点”：（1）立论的中心和原点是媒介；（2）侧重研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传播的具体内容；（3）区别对待不同媒介的特性，反对泛论媒介；（4）注重考察媒介形态变化的动态历史；（5）研究的旨归是从媒介形态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解读社会历史变迁。（6）考察的媒介效果和可能影响发生在长远的时期和广大的范围。这是他三年前对媒介环境学派进行的评价和诠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学者的共识。如今，国内至少有十来位学者注意对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重估，随着该学派自觉反省的深入，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将步步深入。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文学者、科技专家和普通的中国读者面向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