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州窑的论文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瓷器”一词最早见诸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瓷”这个字在汉以前指“瓦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瓷”为：“瓦器，从瓦次。”。《隋书》何稠传》记载的“匠人无取清意，稠以绿瓷为之”。当时的绿瓷应该包括我们今天称呼为青瓷中的某些釉色玻璃质感很好的制品。磁县博物馆已有收藏，但当时不称“青瓷”而称“绿瓷”。“磁器”一词早见于唐代文献记载内。当时磁、瓷的使用也分别得比较清楚。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当时磁州的一些窑场都会生产到唐代。那么磁器的最初出现很可能同越器、邢器等名称涵义一样，指的是磁州所产陶磁器。当然“磁器”也可能泛指整个河北南部一带的产品。这种磁器与瓷器在外观上肯定有区别。因此《新唐书》才以不同称谓加以记载。《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土贡延埴盎缶”当时磁州属于河北管辖，似可旁证“磁器”也包括盎缶类产品。在实物资料方面，磁州的临水曾经发现唐代窑址，墓葬出土过许多唐风陶瓷，其中有青瓷，又有化妆白瓷、酱褐釉瓷。这些都可以纳入“磁器”范围。由于磁器产量巨大，不仅行销范围扩展止整个中国北方，官民具获其益，还有许多输出国外。导致文献记载中出现以“磁”代“瓷”现象，建构出内涵丰富的“磁器文化”。自宋代后“磁”“瓷”开始出现混用现象。元时陶瓷文献广泛使用“磁器”的称谓来指胎体坚固的陶磁制品，而不大再使用“瓷”字。元学者耶律楚材在《佩文韵府》卷96。〈七蜀钵脱。磁钵条》中咏道：“累累山果映磁钵，薄薄浊缪半瓦壶”。《元史》记载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亦用“磁”字。（然，近年来，景德镇部分学者在文章中把《元史》中设立的“浮梁磁局”，恣意改写史料为“浮梁瓷局”。真可一晒）在彭城出土的一件元末明初的《西江月》词文枕上，彭城磁州窑仍然保留了“礠窑”之称谓。宋、金、元、明、清时期，我国各地许多生产陶磁的地名也统统使用了磁器的“磁”字，如山东的“磁村窑”，福建的'磁灶窑"，宁夏的"磁峰窑"，“磁器”用语风靡世界。明代随着彭城窑场在中国北方陶瓷生产中心的确立，关于磁器的记载渐趋丰富。“磁器”一词得到各种解释，有了特定与明确含义。明代学者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指出：“古磁器出磁州”。指出明代之前古磁器产地在磁州。产品“佳者与定相类，但无类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明《彰德府志》记载为：“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罂之属，或绘以五彩。”。指出磁州的陶瓷还有五彩陶瓷品种。实际上，自元代起磁州窑陶瓷大规模发展，产品覆盖面与影响力遍及全国，导致文献记载及实际生活中大量出现以“磁”代“瓷”现象。日本学者常石英明则提出早在宋代，就出现以“磁”代“瓷”的现象。元政府曾在浮梁设立“浮梁磁局”，就连景德镇陶瓷器产品也被称之为“磁器”了。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崇文门一带出现了专门销售陶瓷产品的“磁器口”街道。后来在重庆、南京都有了“磁器口”街道。连文学作品,如许多文学名著中如〈红楼梦〉也多用“磁器”而不用“瓷器”。《清宫档案》的文献也使用“磁器”称谓。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鲁迅等的作品和日记中，亦常常使用“磁器”一词。磁器含义扩展范围之广，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强力推行文字规范化工作，正式规定以后通用“瓷器”称谓，不再提倡使用“磁器”名称。但在国外形成的结果却难以更改。如今日本与韩国至今仍使用“磁器”一词用于表述坚硬、洁白的陶瓷制品，而不使用“瓷”字。另外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现在仍然继续使用“磁”字，如以“磁砖”泛指“瓷砖”等。这是“磁器”称谓与涵义延至至今的例证，当然也是磁州窑的光荣。不过这些都属于定义域的研究问题，还会牵涉到文字学、分类学、民俗学及商品流通学研究领域，值得继续探讨。关于磁州窑的最早出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谢肇制在〈五杂俎〉一书中认为：“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认为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于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他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磁州窑”这一称谓，并阐述了磁器与磁州窑的直接关联。笔者提出，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磁州窑”称谓的史料。“磁州窑”一名出现后，当时仍未定型与统一。明清时期的学者在文献记载中，分别使用了“磁器”、“磁窑”或“磁州窑”等不同名称。清康熙〈磁州志〉对彭城陶瓷的描述使用了“磁器”一词。嘉庆年间〈景德镇陶录〉称“磁州窑”；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称“磁窑”。实际上磁器、磁窑与磁州窑含义是相同的，即指磁州地区的窑场及其产品。但从具体表述内容看，唐代的“磁器”与明代的“磁器”所表述的实体应有细微差别。近年来在观台窑址出土的一批金代细白瓷应该是〈格古要论〉中说到的“好者与定器相类”并“佳高于定”的“磁器”。近代磁州窑研究中，导致统一使用“磁州窑”称谓的是由于1918年河北巨鹿北宋遗址被发现，而引起的“磁州窑热”。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出土的产品与当时彭城生产的“磁器”风格相同，属于同一类型。为避免与当时通用的“磁器”称谓相混淆，而采用“磁州窑”的称谓。日本专家长谷部乐尔认为英国的霍普逊是近代研究中最早在论文中使用“磁州窑”称谓。另外，袁励准的〈骨董琐记〉、吴仁敬、幸安潮的〈中国陶瓷史〉、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等著作，在文章中均使用了“磁州窑”这一名称。从此磁州窑名称的使用频率渐趋普及。进而在国际上出现“磁州窑型”与“磁州窑系”的提法与命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磁州窑研究热的几度兴起，古代陶瓷遗址不断发现。磁州窑文献研究也取得进展，一些历史悬案迎刃而解。在论文与报刊文章中，磁州窑称谓使用趋向规范与统一，磁州窑名称使用频率增多。其次，磁州窑产品内涵与窑系外延逐渐丰富与充实。近年来，在磁州窑的故乡--彭城陶瓷产区，一些宾馆、饭店开始重新使用“磁都”一词来起名字，如磁都饭店、磁都宾馆、磁都影剧院等。重新使用“磁”字，表达人们对昔日“磁器之都”的怀念、热爱之情。其中或许对古磁文化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愫。以笔者之见，即使在现代，“瓷器”与“磁器'两词不妨继续混用下去，可由人们自由选用，无妨各表其义下去。固有的使用无需重新改变。因为，文字的使用要一个顾及历史的延续，对原有的文献亦不必做狗尾续貂式的改变。否则，就难免逃脱阉割历史之嫌了。无论如何，我们从“磁器”一词的诞生到其取代“瓷器”之演绎，由此可见磁州窑对人类文明和发展史的贡献。并由此看出民窑磁州窑之顽强的生命力，与曾经的喷发式的张力。

南宋龙泉鬲式炉 大英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作为中国古陶瓷研究者，笔者渴望欣赏那里收藏的中国陶瓷器。在英伦岛国，我决然放弃参观伦敦市容的机会，怀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早早地来到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又称国立历史、考古、艺术及民俗学图书馆和博物馆，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并称世界三大顶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创立年代可上溯至1753年。在长达250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已经突破600万件，来自世界各地。藏品包括浮雕、版画、徽章、钱币、手稿、书籍、陶瓷、青铜器、书画等，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该馆为此设立了古代埃及部、古代希腊罗马部、古代英国及中世纪部、古代西亚部、东方部等10个部门，对这些数量惊人的文物藏品进行管理和研究。第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文物收藏丰富精彩，令人难忘。这里向人们展示的是一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史，远古石器、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及彩陶、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明清瓷器等，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登峰造极的国宝，可谓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据说这里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万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徜徉在33号展厅，华夏古代文明的代表作一一展现眼帘：六千多年前的半坡聚落的红陶盆及尖底瓶，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尊、鼎，秦汉时期的铜镜、陶器、铁剑，六朝时期的金铜佛，隋代白色大理石佛像，唐代三彩器物，宋、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甲骨文、竹简、刻本古书、书画、地图、铜币、丝绸、景泰蓝、漆器、鼻烟壶…… 展品中陶瓷器占70%左右，凸显出“china”的地位，让人大饱眼福。从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展出的全是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精品，价值连城。不少器物我是第一次见到，有的虽是多次在图录中看到，如今算是识得“庐山真面目”。厅中央墙上的巨幅壁画尤其引人注目，它来自山西清凉寺。壁画上画有三位菩萨，体现了盛唐人物绘画的风格。壁画前放着3尊三彩瓷雕塑：左为明代的道人，中为辽代的罗汉，右为笑口常开的明代弥勒。中间这尊来自河北易县八佛洼的辽代罗汉，眉慈目秀，目光炯炯有神。它釉色滋润，高约两米，如此大型瓷塑，实乃稀世珍宝。马家窑彩陶位于进馆的右侧，我在那里站了很久，默默地与那尊富有激情的涡旋纹彩陶罐对话。我身旁的一对老外夫妇带着孩子，不住地赞叹马家窑彩陶的精美，孩子在十分专注地欣赏。远古文明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时的人们几乎都傍水而居，整个欧洲的城市也几乎都建在江河海边。怀着对滔滔江水的崇拜和敬畏，马家窑先民把自己的感受真切地描绘在彩陶上。马家窑彩陶上那流畅自然的线条，带给观赏者的不仅是流动的节奏和妙不可言的韵律，而且透露了先民们的生活信息和生活理念。宋代五大名窑瓷器这里也有展示。汝窑瓷器，天下传世品不超过百件，国家的大博物馆里有一件汝窑瓷器就是了不得的事情。早在南宋时期汝窑瓷器已十分罕见，南宋周《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明清两朝谈及宋代名窑，首推汝窑。正是物以稀为贵，后世谈瓷者对汝窑往往津津乐道。但这里一下子展出汝窑瓶、洗、碗、茶盏等6尊，且造型典雅，釉色素淡，其高贵精美程度，可与台湾故宫博物馆所展汝窑器相媲美。这里还有一件宝物值得一提，即辽代白瓷有翼美人鱼提梁壶，可能是文房用品，也可能是祭祀礼器，器形虽不大，但精巧无比，看得出工匠是费了心思的，让人遐思无限。元代磁州窑人物故事枕，画工精巧，用笔娴熟，下面有落款“漳滨逸人制”。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废除了科举制度，读书人蒙受极大的屈辱，一部分没有出路的文人迫于生计，只好降低身价，被迫放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不惜委身加入磁州窑创作之列，他们的加盟，推动了磁州窑工艺水平的提升。元青花如今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拍出了天价。这里展出的一大批元青花，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那件鱼莲纹大盘足有二尺见方，画面相当传神，四周水草丰盛，中间鳜鱼生动。外圈的莲花纹构图也十分巧妙，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寓意深长。明代五彩、青花瓷器展品几乎都是景德镇烧制的官窑器，五彩缤纷，花枝招展，正合西洋人喜欢华贵热闹的个性特点，极具观赏的艺术效果。最名贵的要数明成化的斗彩鸡缸杯。据赵汝珍著《古玩指南》记载：“明成化窑斗彩鸡缸杯，现存仅三只。”而大英博物馆就有两只，真让人大开眼界。明成化年间一改永乐、宣德以来雄健豪放的制瓷风格，瓷器造型玲珑秀丽，色调柔和宁静，胎釉细润晶莹，画面淡雅幽婉，以其轻盈娟秀的风韵独步一时。尤其成化斗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成化皇帝有恋母情结，后宫美女如云，可他却偏偏宠爱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到了40岁时还无子，朝廷上下都十分焦虑。宫廷太监制作起婴戏图、百子图等，祈盼皇帝早生王子，传承皇位，这些图案在民间流传开来。或许是出于成化皇帝赏赐后宫的需要，器物都比较精细巧妙，故俗有“成化无大器”之说。明正德皇帝在位16年，纵情声色，后因大兴土木不惜掠夺人民土地，激起反抗。正德年带款五彩瓷器比较少见，这里展示的香炉、花瓶、碗盆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宝。工艺精巧的明代陶塑民居建筑群落模型，灰陶制作，初看还以为是东汉时期的陪葬品，但看到其中主厅前的一把椅子为明代风格，这才知是明代的东西。汉时还没有桌椅的概念，人们席地而坐，用的是案几。这里馆藏的一座明代五进陶塑建筑，有牌楼，有壁照，有厢房等，气势不凡，令人耳目一新。这应是豪门或大户人家的宅院的缩影，为研究明代建筑提供了重要实物。展品中数量最多的要算龙泉青瓷和德化白瓷，造型、釉色出神入化。其与同时期欧洲及古埃及等文明的粗俗蓝釉陶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碧绿如湖水的龙泉青瓷和洁白似冰雪的德化白瓷是我国最早进入西欧的瓷器之一，故有特殊的地位。宋、元、明三代最好的龙泉青瓷器都聚集在这里，有香炉、佛像、葫芦瓶、莲花碗等，造型别致，流畅典雅，釉色精美。明代龙泉青瓷初到法国巴黎，即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据说法国人被它青翠典雅的釉色所陶醉，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美丽的釉色。当时法国正上演《牧羊女亚司泰来》，该剧描写牧羊人雪拉同和牧羊女亚司泰来的爱情故事。雪拉同出场时穿一件非常漂亮的青色衣裳，人们认为只有舞台上雪拉同那件衣裳的颜色，才能与龙泉青瓷的釉色匹敌，因此欧美国家称龙泉青瓷为“雪拉同”。马克思当年曾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撰写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在这个阅览室的书架上，也有不少精美的德化白瓷佛像陈列。明代瓷塑大师何朝宗或其他工艺师的精品造型非常精美，英国人对德化白瓷的偏爱程度在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