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与中国诗文
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它是饶有书卷气的园林艺术。北京香山饭店,是贝聿铭先生的匠心。 因为建筑与园林结合得好,人们称之为有“书卷气的高雅建筑”,首先誉之为“雅洁明净,得清新之致”,两者意思是相同的。
足证历代谈中国园林总离不了中国诗文。而画呢?也是以南宗的文人画为蓝本。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归根到底脱不开诗文一事。这就是中国造园的主导思想。
南北朝以后,士大夫寄情山水,啸傲烟霞,避嚣烦,寄情赏,既见之于行动,又出之以诗文。园林之筑,应时而生。续以隋唐、两宋、元、直至明清,皆一脉相承。白居易之筑堂庐山,名文传诵。李格非之记洛阳名园,华藻吐纳。
故园之筑出于文思。园之存,赖文以传。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园实文,文实园,两者无二致也。造园看主人。即园林水平高低,反映了园主之文化水平。自来文人画家颇多名园,因立意构思出于诗文。
除了园主本身之外,造园必有清客。所谓清客,其类不一,有文人、画家、笛师、曲师、山师等等。他们相互讨论,相机献谋,为主人共商造园。不但如此,在建成以后,文酒之会,畅聚名流,赋诗品园,还有所拆改。
明末张南垣,为王时敏造“乐郊园”,改作者再四。于此可得名园之成,非成于一次也。尤其在晚明更为突出。一般是指士大夫思想,而士大夫可说皆为文人,敏诗善文,擅画能歌,其所造园无不出之同一意识,以雅为其主要表现手法了。
园寓诗文,复再藻饰,有额有联,配以园记题咏,园与诗文合二为一。所以每当人进入中国园林,便有诗情画意之感。如果游者文化修养高,必然能吟出几句好诗来,画家也能画上几笔明清逸之笔的园景来。
汤显祖所为《牡丹亭》而“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又是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靡外烟丝醉软”,“朝日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其兴游移情之处真曲尽其妙。是情钟于园,而园必写情也, 文以情生,园固相同也。
清代钱泳在《覆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言道破,造园与作诗文无异,从诗文中可悟造园法,而园林又能兴游以成诗文。诗文与造园同样要通过构思,这其中还是要能表达意境。
中国美学,首重意境,同一意境可以不同形式之艺术手法出之。诗有诗境,词有词境,曲有曲境,画有画境,音乐有音乐境,而造园之高明者,运文学绘画音乐诸境。能以山水花木,池馆亭台组合出之。
人临其境,有诗有画,各臻其妙。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者,实以诗文造园也。
诗文言空灵,造园忌堆砌。故“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风荷举”。言园景虚胜实,论文学亦极尽空灵。中国园林能于有形之景兴无限之情,反过来又生不尽之景,恍筹交错,迷离难分,情景交融的中国造园手法。
《文心雕龙》所谓“为情而造文”,我说为情而造景。情能生文,亦能生景.其源一也。诗文兴情以造园。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名为园林,实作读书吟赏挥毫之所。故苏州网师园有看松读画轩,留园有汲古得绠处,绍兴有青藤书屋等。此有名可徵者。
还有额虽未名,但实际功能与有额者相同。所以园林雅集文酒之会,成为中国游园的一种特殊方式。历史上的清代北京怡园与南京随园的雅集盛况后人传为佳话,留下了不少名篇。
读晚明文学小品,宛如游园。而且有许多文字真不啻造园法也。这些文人往往家有名园,或参予园事,所以从明中叶后直到清初,在这段时间中,文人园可说是最发达,水平也高,名家辈出
计成《园冶》,总结反映了这时期的造园思想与造园法,而文则以典雅骈骊出之。我怀疑其书必经文人润色过,所以非仅仅匠家之书。
继起者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亦典雅行文。李本文学戏曲家也。文震亨《长物志》更不用说了,文家是以书画诗文传世的,且家有名园,苏州艺圃至今犹存。至于园林记必出文人之手,抒景绘情,增色泉石。而园中匾额起点景作用,几尽人皆知的了。
中国园林必置顾曲之处,临水池馆则为其地。苏州拙政园卅六鸳鸯馆、网师园濯缨水阁尽人皆知者。当时俞振飞先生与其尊人粟庐老人客张氏补园,(补园为今拙政园西部),与吴中曲友顾曲于此,小演于此,曲与园境合而情契,故俞先生之戏具书卷气,其功力实得之文学与园林深也。
其尊人墨迹属题于我,知我解意也。造园言“得体”,此二字得假借于文学。文贵有体,园亦如是。“得体”二字,行文与构园消息相通。
因此曾以宋词喻苏州诸园:网师园如晏小山词,清新不落套;留园如吴梦窗词,七层楼台,拆下不成片段;而拙政园中部,空灵处如闲云野鹤去来无踪,则姜白石之流了;沧浪亭有若宋诗;恰园仿佛清词,皆能从其境界中揣摩得之。
设造园者无诗文基础,则人之灵感又自何来。文体不能混杂,诗词歌赋各据不同情感而成之,决不能以小令引慢为 长歌。
何种感情,何种内容,成何种文体,皆有其独立 性。故郊园、市园、平地园、小麓园,各有其体。亭台楼阁,安排布局,皆须恰如其份。能做到这一点,起码如做文章一样,不讥为“不成体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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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是中文独有的一种文体,有特殊的格式及韵律。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按内容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悼亡诗,咏物诗,军旅诗等。古体诗有《诗经》《楚辞》《乐府》《汉赋》《南北朝民歌》等。近体诗一般是绝句,律诗,排律(长律)。
文学风格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
《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
《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
“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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